民国大事记，杨森勾结吴佩孚，进行四川的“一统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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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在中国各地都相继涌现了军阀割据及混战的场面，就连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四川，都未能幸免。

自辛亥革命后，截止到1933年，四川所发生的战争竟有四百七十次之多，平均下来一个月就有两次之多。再讲到参战的军队，从辛亥革命后的五个师，到1924年的“二十八个师，三十七个旅又十余团，不下于二十五万人”。

动乱的种子萌芽

在我国的历朝历代中，四川都以其险塞的地理环境和丰饶的物产、肥沃的土地等成为历来战火和天灾的“避难所”。自清初政府以优惠条件召集流民和强迫他省人民迁徙到四川以来，人口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据数据统计，从1753年到1812年的六十年间，四川人口从130万迅速增长到了2100多万。人口的增长并未给四川带来巨大好处，相反，一系列的矛盾相继迸发。

本以为人口的增多，会让四川更加繁荣，可是，同期土地的增长仅有五十八万亩地。到了1928年内，人口更是高达7263万之多的人口。人口的膨胀，加上地主的压榨，政府又开始对群众进行苛捐杂税。

土地生产的压力和大量的群众对农副产品需求的不平衡，都对四川本地群众产生巨大的压力，推动了此后的动荡格局。

除了内部原因外，帝国主义的商品经济也进一步催生了动乱的种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固有的小农经济碰撞，导致四川农村经济日益崩盘，农民逐渐陷入极度贫困之中。例如在1934年的时候，合川全县六十多万人中，四十多万人都是无法自顾生活。

农村的流民不得已走向城市，但是四川地处中国内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远远不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期的工商业也处于步履艰难的时刻，破产失业者更是数不胜数。

除了社会的底层人士流离失所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窘境。众所周知，在没发生辛亥革命之前，我国的民众如果想要跻身到社会上层，他们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从此走向仕途的道路。

在我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便是，读书，考取功名。在做了官之后，便拥有了政治地位，从而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政治上的显赫也为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富有。然而，这一条线路，却因1905年废除的科举考而被阻断。

旧的已被铲除，可新的方式并未出现，不少人士开始寻求其他道路。在二十世纪初，出国的浪潮席卷四川，不少的四川人士开始东渡日本。但是出国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投身于军界，加入新式的军事学堂。

这个新式学堂，最先要追溯到1901年，清王朝颁布命令，废除了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这时候，多事请日本人和在国外军事学校留过学的中国国人担任教官。这样一来，这种新型的通向社会高层的社会途径应运而生。

在当时的四川有四川陆军武备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等军事学校。除去这些外，各军还办了一些军官讲习所。这些途径都吸引了大量的读书人，从而成为军队的上层领导。由此便开辟了一条以军事起家，武装争夺军政财权的新道路。

吴杨勾结，挑起战火

众所周知，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在地理上又位居长江上游，东出菱门可俯视江左，北控陕、甘。南制滇、黔。这良好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军阀混战中争夺的重要阵地。

造成四川战乱“甲于全国”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可是说到杨森与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的勾结。

杨森是以“好战”、“能战”等在勾心斗角的四川军阀中扬名。杨森僻居西陲之地，因此和帝国主义直接勾结有些困难，但是他深知“有军就有权”的道理，拼命扩大自己的武装和地盘，图谋用武力称霸整个四川，进而问鼎中原。

但是，四川军阀彼此的武力都不相上下，很难直接吞并其他势力。于是，杨森在竭力扩大武装的同时，开始着手于政治投机。他窥伺机会，周旋于各个军阀之间，最后投在吴佩孚门下，想要借助北洋军阀，完成自己的需求。

1921年，四川军阀借机响应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提议“联省自治”的号召，组成“援鄂”联军，出四川攻打直系控制下的宜昌，以图稳定四川的局面，再向外扩张势力。当时杨森是川军第二军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

然而，杨森却在战前秘密派人赴洛阳，向吴佩孚报告川军“援鄂”作战部署。为了讨好他，杨森还送给了一张“执鞭随蹬”的照片，表示愿意为吴鞍前马后。

后期，吴佩孚稳定川鄂后，在1922年的5月份，杨森接替刘湘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并在7月9日发动了名为“一、二军之战”，下令攻击第一军。

这场由吴佩孚支持、杨森挑起的一场四川军阀大混战，由于杨森在“省联军”进攻下失败得太快，吴佩孚的直系援军根本来不及支援，8月20日，杨森失败后，逃亡到宜昌，依附于吴佩孚门下。

再回到吴佩孚这方，一战败皖，二战胜奉后，不免有些骄傲自满，急图实现武力统一，变成中国直系军阀独霸天下的梦想。他一面派人入川四下活动，挑起四川军阀们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命令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帮助杨森做好准备。

1922年底，邓锡侯为首的8人同盟以调解川军第三军内讧为名进攻成都，川战再次爆发。1923年2月14日，在吴佩孚支持下，杨森、邓锡侯等人，在宜昌联名发出通电，讨伐熊克武、但懋辛。

与此同时，吴佩孚也发出“援川”通电。宣称“西南等割据国土，糜烂地方，不得已乃握助在川义师。躬行讨伐，削平僭伪，殄灭凶贼，罪只独夫”，这波舆论造势为他提供了堂堂正正的进川理由。在造势的同时，吴佩孚开始秘密吩咐计划，命杨森为前敌总指挥，令王汝勤和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为援川军正副总司令。

首先让他们率直系两个混成旅和黔军袁祖铭5个混成旅，从而进兵川东，再又令部下吴新田率部与前四川督军刘存厚由陕南进兵川北，令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协助杨森进兵。2月15日，杨森袭取川东门户万县，继而占领重庆后，直逼成都。

1998年万县更名为万州区

这样，此次由于吴、杨勾结侵川而迅速酿成的战争，从1923年初直到1924年3月，前后持续一年多，战火几乎遍及全川。吴佩孚利用杨森等攻熊克武部，并派军队直接参加作战，而熊等也联络滇军反攻。

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一些小军阀则有时中立以自保,有时朝秦暮楚参加两方作战，使得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复杂，形成四川军阀的又一次大混战。

军阀们各依靠山、引外援，更加剧了混战的激烈程度。仅1923年9月20日至10月16日的重庆争夺战，双方共投入5万余兵力，激战25昼夜，伤亡达万余人，“黄沙溪一带谷地，几被尸首填满”，山城人民更是濒临饥饿死亡的境地。

军阀之间的厮杀，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仅泸州即遭受兵匪的七进七出洗劫，这场战争更是对社会生产力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梦想破碎，吴杨瓦解

我们知道，四川之地的军阀混战，战争之多，规模之大，延续时间更长的一场大战。军阀们的争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却越打越烈。杨森因得到直系军队的帮助，作战特别卖力。吴佩孚不仅租用日本商船源源不断给杨森运送饷械，而且“严令赵荣华督率五省军队，一鼓而取成都”，终于在1924年3月打败了第一军。

就如前述所提的那样，统一四川一直是杨森心存已久的企图，打垮第一军，就是为了独霸四川，从而让其成为杨氏天下。对于杨森来说，一方面四川督理的大权在握，另一方面又有直系军阀为后台，更促使他加速准备，早日实现梦想。

杨森积极的响应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并且极力推崇“强国必先强省，强省必先统一军政”，为他武力统一四川大造舆论。此外，他利用其四川督理身份的权力，赶造枪炮弹药，扩编军队。经过约一年的准备，自认为实力雄厚，“统一”时机成熟，递于1925年初发动对其他各军的进攻，打响了所谓四川“统一之战”。

“统一之战”前期，杨森连战皆捷。大有统一四川舍我其谁之势。 但这时，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已被打败，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随之失去。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敲响了北洋军阀的丧钟。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被逐出两湖。杨森虽然感激吴的“殊恩”，曾应召出兵援吴，妄图“为我帅一臂之助"。但此时吴佩孚已被北伐军彻底击败，从此一蹶不振，杨森两次进犯武汉也迭遭惨败。在此形势下，惯于政治投机的杨森，不得不另觅出路。

1927年，蒋介石发动上海“四 · 一二政变”。杨森随即见风使舵，投靠蒋氏政权。而吴、杨之间，虽然有后来吴佩孚率残部入川托庇于杨森，妄图借川中人力物力伺机东山再起，杨亦“报恩庇吴”，与之暗中勾结。

但是，军阀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进退的，因此不可能长久。随着吴佩孚势力的消失，吴、杨之间的勾结也即随之瓦解。杨森从直系军阀在四川的爪牙，摇身而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下的忠实走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