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人力车夫众生相：牲畜式的劳动，一般活不过40岁

人力车在中国有不同的称谓，在北方有称“洋车”、“胶皮”的，在南方或叫“黄包车”、“东洋车”，是近代后期中国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因为人力车起源于日本，所以许多人干脆把拉人力车的车夫们谑称为“跑东洋”。

人力车是清朝光绪年间传入中国的，陈列在颐和园内的慈禧太后曾坐过的铁皮车，就是中国最早的一辆人力车。因车的两个轱辘是用铁皮制成的，故称铁皮车。入民国以后，铁轮改为胶皮轱辘。人力车传入中国后，很快风行于各大中城市，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工具，“拉车”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新的职业。

一、牲畜式的劳动

看过作家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或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的人，都知道祥子就是人力车夫，他不仅经常受车行的剥削，还要受到政府“车捐”的剥削，遇着野蛮的军人、地痞流氓之流，坐车不给钱，有时还会挨打。

这正是对人力车夫的真实写照。

人力车夫的命运是悲惨的，一个叫马扎亚尔的外国人把他们称为“牲畜式的劳动无穷的在踏践着人类”。尽管他们的劳动是“牲畜式的劳动”，但却是许多无所依归的失业者，特别是流民一种别无谋生途径下的无奈选择。

人力车起源自日本

正如1935年出版的《东方杂志》说，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北平（北京）、广州各大城市的人口在一天天的增多，这主要是农民大量流入城市造成的。然而在民族工业枯萎的境况下，原来的工人已经一批一批地被抛弃于十字街头，背井离乡的农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结局只有充当牛马拉黄包车了。

本来，从交通发展的过程看，交通工具应该是机械力排挤并取代人力的过程，然而，在近代中国，我们却看到随着汽车、电车的日推日广，人力车辆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反呈增加趋势。

这并非完全出自需要，它有着特定的背景，这就是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农民备受生活之鞭的驱使，不得不背井离乡，投奔城市。而赤手空拳、素质较差的农民，又找不到相当的职业，因此，除当兵外，只得拉车了。

农民直接间接流为人力车夫的，有人估计至少在70%以上，实则还不止此数。据当时的资料显示，人力车夫有无种过田，结果1350人中，种过田者有1128人，约占84%。这说明，人力车的增加，是农村凋敝深刻化的反映，人力车夫的职业，乃是无所依归的流民迫不得已而选择的谋生方式。

正如当时上海工部局人力车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人力车夫大都是农村中破产的农民，在乡间无法维持生活而来到上海谋生。因他们没受过教育，没有专门的谋生技能，因此不得不仿效牛马以图生存。

人力车手绘图

二、苦不堪言的生活

破产失业被迫离开农村的农民，奔向城市找拉车的生活，以为从此可以跳出苦海，然而却大失所望，车辆的限制，首先给源源而来的人力车夫以当头一棒。车辆有限，一辆车的车夫一般都在2人以上，有的城市可达4～5人，如上海有车2万余辆，而车夫数竟超过8万人，换句话说，4个车夫的生活借助于一辆车。

依靠拉人力车生活的人，缺乏全面的统计，据1920年代的资料，仅北平、汉口、南京、杭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8个城市，就有33万人，而且逐年有所增加。更何况，每个车夫平均至少要养活4个人（妻儿老小），直接间接依靠拉车生活的人不用说就更多了。

要想靠拉车糊口，首先得给介绍人和车行老板送礼，才能租到车子，有时还要先付半年押租给老板，这样，没有拉起车子就已经负下了一笔债。拉车的收入，同样也是很难维持生活的。

一辆车子分日夜两班营业，每车每月约分60班，而每一车夫每月有车可拉时，平均不过15班左右。拉车次数少，收入就少，比如在上海，每一车夫每月净收入平均为9.45元，而自身生活费用就需10元以上，自顾不暇，如何能赡养家庭？

所以，车夫的妻子儿女，或拾荒，或乞讨，以维持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也正由于拉车克扣繁多，收入低微，所以车夫们的衣食住苦不堪言。

外国男女坐黄包车

至于他们的工作状况，就更苦了。酷暑也罢，严寒也罢，时时刻刻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他们身上抽打着。在火伞高张之下，喘气如牛、挥汗成雨般地拉着奔着，在朔风凛冽之下，也是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般地拉着跑着，纵然热死冻死，为活命养家而死，为偿付车租而死，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牲畜式的劳动”过劳过疲，人力车夫拉车的时间并不太持久。人力车夫开始拉车的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在上海平均拉车不到10年；在南京，拉至5年以上者，就不多见了。

这一点，外国人也有过观察，马扎亚尔就说，人力车夫平均只能拉5～6年，最多10年。这个时期过后，他们就不能够支撑，而变成跛子、乞丐、盗匪，或因饥寒贫病而倒毙。拉车生活的确成了劳动者的催命符。据1935年出版的《中央日报》报道，一个人力车夫，年约40岁左右，拉一空车，倒毙在实业部门口，后经法医检验，系因病身亡。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人力车夫拉车的时间并不太持久

在北平，曾有三个出了名的“棒”车夫，外号是“一溜烟儿”、“花裤腰”和“伊犁马”，他们的结局也许可视为人力车夫的缩影。

“一溜烟儿”，身材很高，腿长，脚大，跑起来，一会儿就不见了，所以人称“一溜烟儿”。他给京戏青衣、花衫演员姚佩秋拉自用人力车。姚家住前门外大安澜营路东，每天由家去珠市口第一舞台演出，演毕回家吃点心，再赴各堂会演戏，坐人力车从没误过事。“一溜烟儿”在短歇的时候，总爱喝碗酒。因为他爱大口喝酒，喝得太急，后来得了酒嗝，再也“一溜烟儿”不起来了。

“花裤腰”是个短腿车夫。因他无论春冬总穿花裤腰的裤子而得名。他曾给说单口相声《戏迷传》的名演员华子元拉自用车。华家住前外五斗斋。每天上城南游艺园及各杂耍园子演艺。还经常加演宅门的堂会。由于华子元抽鸦片烟，人很懒散，弄不好就误场，但“花裤腰”从未给华子元误过事。后来，他在去蟠桃宫庙会时，因喝凉水炸了肺，再也拉不动了。

“伊犁马”常为前门外妓院的名妓拉自用漂亮车，跑得又快又显眼，故有此号。后来他又拉上了英国买办。有一次，他由东交民巷至永定门外的跑马场拉来回，因为跑得太快，道途又远，累得吐血，不治而亡。

人力车夫的下场都比较惨

三、养活着一批人，同时也吞噬着人

人力车，作为一种谋生工具，的确养活着一批人，同时也吞噬着人。

人力车是以人力代替牲畜或机械的一种交通工具，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是应该淘汰的。因此，当人力车风行于大中城市并渗入乡镇时，淘汰人力车的声浪也就此起彼伏了。淘汰人力车的理由有很多，在此不妨举出一二。

有一位叫陶孟和的知名学者，从社会福利的立场上，曾提出废弃人力车的四大理由：

1.人力车夫的劳动极费力，虽然竭尽全身之力，而每次被拉者不过一人。

2.人力车夫的工作不合卫生。伛偻奔跑的姿势妨碍胸部的正常运动。急迫的呼吸，所吸又为大街上污浊的尘埃，有害于肺部的健康。身上穿着汗垢的衣服，容易染上各种疾病。

3.其所付出的劳动与所得到的报酬相比，收入极少。

4.人力车夫的劳动几乎全凭体力，不需要多少知识技能。因此，这种剥削国民精力，妨害国民健康，甚至贻害及于后代的职业，应该废除。

另一位知名学者胡适则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立场上，提出废人力车的主张。

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界线，就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种用人做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做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制造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含有不少精神文明的成分在里面。胡适主张废除人力车而代以机械车，这是显而易见的。

胡适

无论从社会福利，还是从物质文明，还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说，废除人力车是理所必然的。而且，人力车的大量存在，还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因素。在北平，曾有数千车夫卧在电车轨上阻止电车的通行；在广州，1926年因人力车夫的强烈要求不得不限制公共汽车的行驶；在汕头，1927年人力车夫捣毁了第一辆公共汽车；在杭州，发生过人力车夫捣毁全市的汽车行和汽车的事。但从社会进步的趋势上说，机械排挤、代替人力也是势所必至的。

可是，废除人力车谈何容易。

人力车夫大都是农村中破产的农民，他们在农村无法维持生活才逃往城市，在谋生乏术的情况下才选择“牲畜式的劳动”——拉人力车，以活命养家，如胡适所说，“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

而且，能够拉上人力车还算幸运，总比行乞街头无所依归好些。一旦人力车废除，成千上万的车夫就会立即断绝生活来源，其后果更不堪设想。当时就有人指出，废除人力车的主张，无论其动机出于为社会福利，为物质文明还是为人道主义，其结果反为社会祸害，为物质罪恶，为残酷主义。

结语：理想与现实相背驰，这在近代中国是常有的事。当然，抗战以后，人力车逐渐让位于三轮车，这是一个进步，但三轮车仍然是一种“人力车”，仍然是流民的一种职业流向，这里就不多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