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我采访了沈醉父女，率先在报纸上披露沈醉“起义将领”身份

摘要：在1980年之前，人们知道的沈醉，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是长篇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严醉”的人物原型。事实上，1960年获得特赦的沈醉，1980年经国家有关部门甄别，已被认定为起义将领，其家属享受相关待遇。我在1981年6月偶然了解到这一信息后，即在新闻专访中向外界披露了沈醉的这一最新身份。

1981年，我刚从团市委调任青年报文艺副刊编辑还不满一个春秋。当时，连载小说在报端上颇为走俏，解放日报的《浦江红侠传》、青年报的《李宗仁归来》等报纸连载作品，读者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报社领导希望我也能组织到精彩的连载作品以飨读者。经北京媒体界朋友介绍，我决定采用刚创刊的杂志《时代的报告》的重头稿件、纪实文学作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叙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原高级将领在战犯管理所受真理感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曲折过程。作品以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王耀武、郑洞国、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为叙述主角，内容详实可信，文笔生动形象，有着大量比军事斗争更复杂激烈且鲜为人知的内幕，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为连载事宜，我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黄济人相约在北京平安里2号《时代的报告》编辑部见面。

黄济人当时30岁出头，在文学创作上初出茅庐，但他创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作品主人公之一、原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O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的外甥。凭借邱行湘的人脉关系，黄济人先后结识并采访了作品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并与其中不少人私交，其中就包括同样赫赫有名的沈醉。巧的是，沈醉当时正在北京，而且算得上是个“新闻人物”。

说沈醉是“新闻人物”，是因为就在1981年年初，沈醉偕女儿前往香港与海外子女团聚以及提前结束探亲返回北京的消息，曾经是香港报刊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一度引发许多读者种种不同的猜测和评价。当时，这样的热门消息只能通过内部订阅的《参考消息》转载才被部分读者所知。所以，当黄济人问我“愿不愿意见一见沈老？”，我喜出望外地答应了。在黄济人的陪同下，我在首都顺利访问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沈醉和他的女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沈美娟。

沈醉个子不高，身板结实，面容慈祥，谈锋颇健，远非想象中“特务头子”凶神恶煞的模样。话题是从沈醉父女为什么要去香港谈起的，这就不得不追溯到沈醉在新旧社会的两种复杂经历。

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之一的沈醉是湖南湘潭人，18岁就加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前身复兴社，靠着自身的努力，从中尉交通联络员，到军统特训班中校教官、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一步一步成为戴笠身边最信任的人。当然，他的前半生是和绑架、刑讯、暗杀等一系列罪恶勾当紧密相联的。1949年，蒋介石在溃逃台湾前夕，任命沈醉为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专员兼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同时，将沈醉一家老小七口全部带往香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蒋家王朝是拿沈醉家人当人质，逼迫他铁了心为垂死的旧政权作困兽斗。

即使是反动阵营的一名要员，沈醉还是有选择的机会。当时的形势已十分明朗，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只剩小股势力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沈醉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对大局怎会看不明白？于是，他在云南任上随卢汉率部起义；后因一同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又率部反水，沈醉遂被解放军当做战犯扣押。当时，中国大地上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尚未结束，局势仍波诡云谲、转瞬即变，即使身处局中，一时也无法明辨。就这样，沈醉最终被关进了新中国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纵观沈醉的一生，除了事业上崎岖坎坷，感情生活也是起伏跌宕。他生前有过三任妻子，两子五女。首任“妻子”叫陈淑媛（后易名莫耶，《延安颂》的词作者），两人是自由恋爱（未正式结婚），短暂结合却劳燕分飞。第二任妻子叫栗燕萍，两人算是师生恋，在战乱中相识，又在战乱中离散。最后一任妻子叫杜雪洁，两人在1965年结为夫妻的。

粟燕萍为沈家生了五女一男共六个孩子。1949年，当她带着孩子们被迫逃亡香港时，以为丈夫很快就会来接她团圆的。然而左等右盼，沈醉终未现身。无奈之下，粟燕萍只能冒险让自己的弟弟带着大女儿沈小燕和小女儿沈美娟回内地寻找沈醉。孰料此去一别，竟成骨肉分离。不久，潜回内地的沈美娟舅舅被镇压，年幼体弱的大女儿染病身亡，独留沈美娟与外公外婆相依为命。

1953年，粟燕萍从台湾国民党内部得到消息说沈醉也已被共产党枪决，台湾忠烈祠里还摆放了沈醉的灵位。为了将身边尚未成年的四个子女养大成人，万念俱灰的粟燕萍不得不选择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改嫁他人。

1960年年底，沈醉获得特赦。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一重大消息，沈美娟这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北京活得好好的。没过多久，有关方面特地将她从湖南老家接到北京与父亲团聚。十年动乱中，家庭出身不好的沈美娟只身远赴西北军垦农场，并在当地结婚生子。转眼到了1979年，神州大地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有关方面为了更好地照顾沈醉的生活，出面将沈美娟调回北京，并安排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让她专门协助父亲整理、撰写回忆录以及忆旧文章。

自此，沈美娟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这也算是栗燕萍留给自己深爱的人唯一的安慰了。1980年的中秋，月圆花好。沈美娟蓦然又想起分离了整整31年的母亲，不由得思绪绵绵，泪湿衣襟。她在新寓阳台上忍不住问父亲：“爸，我还能见到妈妈吗？”“那只有申请到香港去见了。”“组织上会批准吗？”“我想会的，我相信共产党。”沈醉这样回答。

“我相信共产党。”这是一个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之变迁的老人的切肤体会。沈美娟知道这句话的最新注释是：1980年，云南省在清理历史档案时，发现了沈醉31年前参加起义的通电和命令自己部下放下武器投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云南省立即将此情上报中央，有关部门经调查核实，改认沈醉为起义将领，其家属享受相关待遇。“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我很钦佩！”沈醉不止一次地为之感叹道。当北京开往深圳的列车缓缓启动时，沈醉那些发自肺腑的话再一次得到有力证明，久久地回荡在沈美娟的胸臆间。

沈美娟永远忘不了刻骨铭心的那一刻——到达香港的第二天，栗燕萍就急不可待地把她接到自己家里。朝思暮想了31个春秋，今日相见，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母女俩情不自禁地抱头大哭。栗燕萍哽咽着说道：“想不到今生今世，我们母女还有见面的这一天哪！”周围的亲友也不住地劝说：“美娟呀，这一趟好不容易出来了，就不要再回去了，守着妈妈多好！”

是的，伴随在母亲身边，曾经是萦绕在沈美娟心头的一个美梦。但是，昔日的梦，今天已经成为现实：31年的离愁别怨，已让相见的悲喜之泪所洗净。沈美娟不再沉湎于往事，凄凉地在虚无处寻寻觅觅了。她要向新的生活展望。

从沈醉的讲述中记者获悉，海外有人曾以优厚的报酬为诱，要他写一篇所谓“小骂大帮忙”的文章，被沈醉断然拒绝。他说：“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出了前人不可能做到的伟大功绩。十亿人有饭吃，有衣穿，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以我之见，对此唯有歌颂，岂有可骂之理。”那些人转而提到十年动乱。沈醉说：“我在这十年中的确受到过歧视、打击和压制，但这些账不能算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把个人怨忿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去进行报复，就会做出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错事来。”

作为女儿，沈美娟深切地知道，父亲嘴里说的那些话绝非外交辞令。面临着各种羁绊、诱惑甚至侗吓，沈醉父女俩眼不迷、心不乱，几乎一致地作出了坚定的抉择：回到北京去。

遗憾的是，沈醉在沈美娟的陪同下专程赴港探亲，见到的只是从美国赶来的二女儿沈逸云和已是前妻的粟燕萍，还有她的现任丈夫唐如山。由于台湾当局的一再阻扰，沈醉唯一的儿子沈笃礼和他在台湾的两个女儿都未能赴港与生父团聚。这是何等有悖人情啊！为此，沈醉对记者不止一次地感慨道：“我女儿能从北京去香港看她妈妈，而我的儿子却不能到香港来看我这个父亲。”

1981年6月19日，青年报第四版头条刊发了我采写的专访《脉脉恋情系何处》。据悉，这是内地媒体第一篇关于沈醉父女赴港探亲的公开详细的报道，也是第一次向读者披露了沈醉作为“起义将领”享受相关待遇的信息。有鉴于此，1983年，沈醉在其出版的自传《我这三十年》（沈美娟整理）中，于第336页尾声部分专门提到了我当年在媒体刊发的这篇独家报道。

我在稿件《脉脉恋情系何处》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当九龙车站在沈美娟视野内渐渐消失时，她在想，我为什么要再次离开母亲呢？“我看不惯也过不惯这里的生活。”——这是沈美娟当时简单的回答：“我虽然爱自己亲生的母亲，但我更爱祖国这个养育我的母亲；我虽然不愿再离开妈妈，但我更不愿离开我三十多年来扎根、成长的土地。在祖国的大地上，有我的理想和信念，有我的幸福和希望。这一切都是金钱和物质享受所不能代替的。”——这是沈美娟回国后深思熟虑的回答。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皆由陆其国先生提供，特此感谢。题图为沈醉作品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