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持续引发着社会的关注。目前刑法的规定，能否让冒名顶替者付出足够的代价？近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良对此进行了分析。
好学的陈春秀参加完成人高考，查询学籍信息时，意外发现自己竟然被别人顶替上过大学，自己的苦苦追求竟然被别人轻松偷走了。
同是山东的苟晶，一直是实验班的尖子生，一直对自己没能考上大学耿耿于怀，竟然发现自己两次被掉包。
陈春秀和苟晶的贫寒出身和苦难挣扎引起社会广泛同情，掉包者的有恃无恐令大众愤愤不平。如此欺世盗名、偷梁换柱的行为，不仅坑害了春秀们一辈子，而且比替考、代考等犯罪行为更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其危害结果远远超出道德谴责及民事行政追责的范围，理应承担刑事责任。
尽管现行刑法中没有“冒名顶替”这样明确的罪名，但两起案件中涉案嫌疑人要做到“顶替”既遂，其相关行为涉及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280条第1款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和第280条之1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罪”。
前者的刑罚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的刑罚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不过，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罪名，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远达不到罪责一致的效果。陈春秀案和苟晶案中顶替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此二罪，其侵害的法益，在实质上不是这两个罪名能够涵盖的。
刑法不同于民法，它涉及国家刑罚权的行使，遵循“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法理，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虽然理论上刑法应当成为所有重要法律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实质入罪和类推适用却是违反刑法教义的。
表面上看，罪刑法定原则“纵容”了一部分实质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是如果放弃刑法的明确性和刑事责任的可预见性，将造成更高昂的社会成本。
另一方面，刑法第5条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一般认为，刑法中的重罪对应重刑，而处以重刑的也应当是重罪。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和“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罪”规定在“扰乱公共秩序罪”一章，也就是说，其所要保护的法益主要是公共秩序。
但是冒名顶替行为不仅侵害了公共秩序，更损害了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和人格自由，阻碍了其担任国家工作人员和从事特定工作岗位的机会，这些合法权益远非公共秩序所能涵盖。
从刑法第284条之一（刑法修正案九作修）的规定，我们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对于教育公平所代表的法益，超过一般公共秩序法益的态度。
冒名顶替的性质相较之下更加恶劣，侵犯了被顶替者一辈子的就业发展权利，并给他们及其家人带来巨大的心灵伤害，却只能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和“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罪”追责，明显畸轻。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教育法》时，也没有对顶替行为作出规制。当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存在矛盾的时候，司法只能在不违背法定刑限定的基础上，适当从严决定宣告刑。
但是这并不是最符合矫正正义的解决方案，只是现实无奈的“次优解”而已。
或许正是当年对齐玉苓案中的顶替者民事追责太轻，甚至完全没有谈及追究刑事责任，才导致山东顶替事件不断发生，班主任邱老师竟然还把自己顶替了苟晶的女儿安排在当地学校就业，毫不避讳，现在竟然还敢带人上门威胁苟晶。
这已经不是挑战苟晶了，而是挑战我们赖以生存的公共秩序，挑战法治的底线了。
面对面目全非的人生轨迹，面对挟势弄权、一手遮天的教育腐败，刑法如何可以视而不见或者等闲视之呢？
现行刑法无法实现对顶替者完全追责，从网络爆料来看，顶替已绝非偶发事件，刑法需要创设一个恰当的罪名，有效打击这种丧尽天良的恶行，还教育以公正形象。
【主持、整理】尚黎阳
【出品】南方法治智库
【协同】广东省法学会
【作者】 尚黎阳
南方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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