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生死摆渡人：“18岁女孩离世后，救活了3个少年”

孙萧然（右）和母亲（左）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眼前这个男孩只有11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一些。6月6日是个周六，他不到7点就起床了，和妈妈一起来到高敏这里。

11岁，不像是该考虑死亡与离去的年纪。这是高敏接待过的最小的捐献志愿者。

做登记的男孩叫孙萧然，两年前在学校里听老师讲到器官捐献，他就生出了这个念头。前几天，听说母亲要做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他做了同样的决定。

聊起这个与生死有关的决定，萧然的回答，让高敏心里乍然一亮。做了十几年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她见惯了死亡，但小男孩的回答让她“一下子感觉很神奇”：

“我小时候觉得死很可怕，后来爸爸告诉我，死只是人换了一种方式活下去，人死了，身体化为泥土，滋养了小草，小草被牛吃了，我们又变成了牛身上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把器官捐出来，帮助了别人可能更好。”

这个男孩，让高敏不由自主地想起丁思成。

生者的希望

丁思成今年22岁了，这是母亲离世的第9年。

不少时候他仍然感觉母亲活着，至少她生命的某一个部分，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信念，一直是他走下去的动力。

by Doreen

丁思成现在是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的大四学生。上个学期，他在医院新生儿科实习，所见的都是妈妈抱着小baby的场景。看到这些，年轻人总会被强烈的思念冲击，和母亲在一起的画面，不自觉地开始在脑子里回放。

这时候能够抚慰他的，还是母亲。茫茫人海中，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无声地陪伴着他。

这种陪伴，始终不曾离去。

晚自习下课的路上，他习惯独自一人。他在夜色里和母亲对话，一天里有趣的事情，生活的喜悦，青春的困惑……他都在心里一一倾吐出来。

2011年的夏天，丁思成的母亲殷小利突发性脑出血后脑死亡。这是一个单亲家庭，母子二人在深圳相依为命，母亲曾与他谈起身后捐献器官的想法。

13岁的少年坚持要遵照母亲的愿望，捐献她的器官救人。

他劝说一时无法接受的舅舅，“器官捐献出来，移植到别人身上能成活的话，那就像她还活在世上一样。”

听完这句，舅舅的泪一下子出来了，“虽然是种幻想，但我觉得是种很好的幻觉。”

最后舅舅作为思成的监护人，签订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医务工作者向捐献者致敬默哀。

这是深圳第一例由未成年人提出的亲人遗体器官捐赠事例。母亲捐出1个肝脏、2个肾脏、2只眼角膜和4块半月板，救了3个人的生命，让11名病人受益。

对丁思成来说，母亲的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真真切切地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不是幻觉，而是支撑他走下去的动力，和不可替代的陪伴。

他常常会想，那11个人，如今生活在哪里，他们过得好与不好。按照国际惯例，捐赠者的亲属与被捐赠者不能见面。他把牵挂放在心里，混合着对母亲的想念，和对11个人的期望——健康地活下去。

舅舅是他最亲的亲人。不过，男人之间的交流很多时候是粗线条的，母亲那样细腻的心灵抚慰，旁人很难给到。

这9年，让他感受到母爱温度的，是高敏，她是国内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俩人因为器官捐献结缘，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在母亲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丁思成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高敏的性格和母亲殷小利很像，坚韧、刚强，又不乏女性的柔软。她的安抚， 像漫长暗夜里伸出的一双手，牵着少年，朝着光的方向走。

这是高敏成为专职协调员的第13年。

不忙的时候，她会来到深大医学院，搬个小板凳，坐在安放刘幼雪老人的房间外，自言自语地把想说的话，一一倾吐出来。

2009年，深圳大学医学院和深圳市红十字会组建遗体捐献接受中心。到今天，已经接受了480多位遗体捐赠者，其中就包括刘幼雪老人。

2008年，刘幼雪的儿子在深圳猝然离世后，老人与高敏相识。两人年纪相差35岁，却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人生知己。

刘幼雪老人历经沧桑，依然保持着革命年代的澄澈与纯粹，高敏29岁离婚，独自抚养儿子长大，豪爽乐观之外，也有着极为重情、细腻的一面。 无论是内心最深处的苦痛，还是生活琐事、时政要事，俩人之间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袒露心扉。

2017年9月，刘幼雪老人在北京去世。9月21日，按照老人“遗体捐给深圳”的遗愿，高敏将她从北京接回了深圳大学医学院。

在医学院，刘幼雪老人和其他捐献者一样，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无语体师”。

医学院公开课之前，幕布上滚动着无语体师的名字。第一次拿起手术刀的医学生，要通过无语体师，触摸、探索真实的身体组织、器官、骨骼结构，这将成为他们日后迈向手术台、或者医学试验室的第一步。

遗体捐赠，对于病理研究也有非凡意义。上个世纪，澳大利亚医学专家用25年时间，对1500位胃癌患者遗体做研究，才找出了幽门螺杆菌，再找出丽珠得乐来杀死它。

无论是器官捐赠还是遗体捐赠，都是在为生者创造希望。 捐献者以自己的身躯，延续着生命的意义。

这种意义，不止于被救活的人，对捐献者的亲人、朋友而言，这同样意味着某种希望与慰藉。

成功了，就是开天辟地的事

失败了，咱们可能得蹲监狱

高敏今年54岁了，她步履匆匆，奔波于急救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太平间、殡仪馆之间。常年穿着一身牛仔裤、白色义工T恤，后颈处塞着一条用来吸汗的白毛巾，肩上背着黑色双肩包，胳膊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质手提袋。两个袋子加起来的重量将近50斤，里面装的是人体器官捐献要用到的所有资料。

只要她走出门，这50斤就在她的背上和胳膊里，她得保证任何一份表格，能第一时间拿出来。

因为大多数时候，她都在赶时间。

对器官捐献而言，逝者心跳停止后的每一秒都很关键。心脏允许热缺血的时间为3-4分，肝脏为5-8分，肾脏是30分、骨和眼角膜为24小时。心跳停止后5分钟内不进行手术，器官因缺血缺氧将造成严重损伤，不再具备移植条件。

“万一哪一项资料准备不及时，时间一拖，捐献者的器官可能就衰竭了。”

两个月前的一个夜里，她同时接到两个捐献协调需求，“一个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抢救，另一个在宝安恒生医院，已经离世了，我住得离人民医院很近，但必须得先赶到宝安”。车还没到宝安，人民医院的电话催了过来，“人不行了，你们要快”。

匆匆忙忙赶了一夜，等到把人民医院捐献者的家属送回家，已经是早上7点。有时候她得连着4、5天，这么白天黑夜连轴转。

在她身上，你能看到朴素的热情和激情，以及旺盛的生命力与好奇心。

她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好，捐献者的家庭细节，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去世，随口一提她就能讲出来。

协调捐献之余，她经常呆在罗湖献血站里，做志愿者并定期献血。她躺在椅子上一边献血，一边和刚认识的邻座朗声聊天，拔下针头后，再背上她的50斤往医院赶。 时间宽裕的时候，路边行道树上长出的菌子，她能研究半天。看见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没摆好，她会上去重新摆正。

今天所做的事情，一定意义上成就了她小时候“成为英雄”的愿望。在那个年代，她对英雄的认知，是由军人父亲口中的战友，母亲口中的穆桂英、花木兰，以及革命电影中的董存瑞、黄继光等交汇而成。

1997年，高敏从济南农村来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时，接触到了无偿献血，并成为一名献血志愿者。 1999年，看到深大老师向春梅去世后捐献眼角膜的新闻时，她心里疑惑‘角膜是什么’，也惊叹“人不在了，器官还可以救人”， 这是她头一次听说人体器官捐献。

2005年9月，她作为志愿者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时，接到一个来自天门的电话，话筒里的声音急迫到歇斯底里，“别挂电话，我很快讲完，我女儿叫金省，今年18岁，出了车祸医生说治不好了，我听说国外可以用器官救人，我想把她的器官留下来，救别人，我想有个念想……”

打电话的中年女士叫王蕾，在拨通这个电话之前，她已经被拒绝了很多次。当时国内的捐献一般限于眼角膜，这在医学上属于组织捐献。心脏、肾脏、肝脏等器官捐献，大家都知之甚少。

高敏决定试试，她从捐血站的医生开始问起，辗转咨询了无数个医生，联系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

就这样，她无意之间促成了国内首例无偿多器官捐献案例。

不久后，她从报纸上看到，这位18岁女孩捐献的器官，救活了3个少年，捐献的眼角膜，让4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突然间有种开了天窗的感觉，真的觉得好神奇”，那一刻，她真正理解了器官捐献、生命延续的意义。

2007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深圳红十字会决定成立器官捐献志愿队。次年，高敏被派往同济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课。算她在内，学员总共只有9名。从广东来的只有她一个，当时这还意味着某种风险。

器官摘取一般需要在脑死亡后，捐献者依然有心跳的状态下进行，“在当时，脑死亡到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医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

“这也算是个开天辟地的事情，成功了，我们就是开拓者，如果失败了，你们就得跟着我坐监狱”，陈忠华教授站在讲台上，对着她与另外8名学员讲道。

最后，她成了开拓者。

到今天为止，高敏已经协调了近千例眼角膜捐献，近700例器官捐献，480例遗体捐献，其中既包括了深圳本地的捐献，也有外地的捐献。

捐献者当中，也包括曾经的器官移植受益者。

去年年初，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去世后捐献了遗体。在此之前，她曾一遍遍地找到高敏，托付身后捐赠的意愿。20年多年前，老人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活了下来，“别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把器官捐献出来救活了我，我一定要回馈。”

器官捐献，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在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一年间的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多例。 在2018年，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有6302例，虽然这个数字在逐年上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还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对死亡向来避讳，“人走后要留个全身”是多数人信奉的观念。

十几年来，高敏能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老人病重提出捐献，儿女不同意；有些本人和家属都愿意，但亲戚不同意；有些家属总是在反反复复，手续办完了，移植手术都准备好了，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我们不捐了”。

对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沟通的前提，就是尊重这些约定俗成的观念。

但有时她也会觉得恼火，一位老太太在家里去世后，儿子按照母亲生前的捐献愿望，拨通了高敏的电话。早先一步赶到的社区民警，对着家属劈头盖脸的来了句“怎么有你这种儿子，老妈去世了，还不让老人完完整整地走”。

反对的声音，有时也会给有意捐献的家庭留下遗憾。

一名3岁的孩子因为脑瘤离世，父母有意捐献器官，但奶奶不同意，孩子遗体火化后，父母捧着骨灰说“要是捐了还能有个念想”，年轻的父母在孩子离世不久后，也离开了彼此。

死亡是什么？

高敏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见证死亡。

在成为协调员之前，她从未近距离见过亡者，也没想过死亡这个命题。 刚接触器官捐献的时候，看到那些悲恸的亲属，她常常会忍不住跟着对方一起哭。 过了十几年后，死亡在她眼里，已经是“平常心看待生命每一个时期交替的过程”。

反而是人们对待死亡的豁达与超然，总会令她惊叹。

一位今年已有90岁的老太太，5年前找到高敏提出捐献的意愿。老人27岁做完心脏手术，医生就下了“术后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结论，活到今天，老人觉得自己“多赚了60多年”。

有段时间，老人的子女反对她身后捐赠。她打电话给高敏，决定“临终前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让孩子发现，再通知你们来接我。”

尽管老太太的提议完全行不通，高敏还是被这个奇思妙想逗乐了，“她对死亡非常坦然”。

临终前从容安排一切的捐赠者， 高敏也遇到过。

2018年的一个夜里，深圳一位老先生写下了两张纸条，一张留在家里，另一张放在随身的背包里，悄悄离开了家。他坐在大梅沙海滨栈道上，面朝大海的方向。他的老伴在几年前去世，捐献了眼角膜后，骨灰撒在了那片海里。

次日清晨，晨跑的人们在栈道上看到离世的老先生。他在纸条上交代了两件身后事——捐献遗体、海葬。

医院、殡仪馆，也是最容易看见世间百态、人情冷暖的地方。高敏所见到的，并非一切尽是美好，“那些不好的，我把它抛掉，只留下美的人性”。

树葬、海葬，由家属带回故乡安葬，是这些捐献者的最后归宿。

在龙岗吉田墓园最高处的山坡上，有3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树下安葬了数百位捐献者，“安息在这棵树下的人，是一群自愿将……捐献给他人的先行者”，树下的石碑上，写着这么一句话。

高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这里，缅怀逝者，或者送别新的逝者。

她很认可一位教授讲起的生死观，那个观点与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的台词差不多——“真正的死亡，不是呼吸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备注： 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