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访疫情下的农贸市场：“新发地们”未来的出路在哪？

曾经人潮涌动的京深海鲜市场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全部封闭。冯雅君摄

6月22日上午8点，北京丰台区的光彩路上格外安静，连间或驶过的车辆也未能盖住路边枝头清脆的鸟鸣。尽管步道也比以往更整洁，但路人们多数行色匆匆，没有一人愿意多作停留。

这条街不远处坐落着北京地区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京深海鲜市场。新发地案板上的三文鱼，一度让被视作采购源头的京深海鲜市场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除了武汉和北京以外，全国还有不少类似的批发市场。如何切实加强防范，防止出现第三个、第四个这样暴发疫情的市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直播时透露出这样的担忧。

农贸市场是极具“烟火气”的城市组成单元。突如其来的疫情，再次抛出了城市运营的严峻课题：如何建设与现代城市相匹配的农贸市场？目前有哪些短板尚未补足？“新发地们”该不该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京深海鲜市场经常污水成河

居民呼吁赶紧搬离

京深海鲜市场位于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南顶路和光彩路的交汇处，2006年开始对外营业，拥有大小摊位约800间，并辐射华北、东北、西北广大地区。

6月12日中午，京深海鲜市场封闭，市场内停止一切交易和人员进出，厚重的铁门和铁丝网将市场所有入口与街市隔开。曾作为唯一进出口的北大门外立起红色隔离桩，线内多名保安时刻瞪大双眼，对来往人员保持警惕，附近道路上再难见到商户身影。

5个月前，这里还是一派繁忙景象：运送海鲜的冷藏车每天凌晨轰鸣驶来排在路边，与商户运货交接直到中午；很多商户把买卖从门内做到了门外，白色泡沫箱子在人行步道上列出几排，一边抓着水里扑腾的活鱼活虾，一边扯着嗓子叫卖；几十辆闪送摩托挤在市场的每个小门外，快递员接到货便不见了踪影，位置马上会被新面孔补上……

事实上，在全国疫情暴发早期，这里就已褪去往日热闹色彩。

2月18日，京深海鲜市场西大门外便贴出通告，不再允许散客进入，商户的营业时间也调整为从凌晨4点到下午3点。

而按照官方的最新通报，进入到污染场所之前的三文鱼，并没有检测出新冠肺炎病毒。这个结论也因此让三文鱼和京深海鲜市场得以“脱罪”，逐渐淡出每日新闻播报的关键词。

然而，闷热、脏乱、污水，仍是附近居民对这个北京最大海鲜市场的集体印象。混乱的卫生管理，被指责为安全隐患发作埋下种子。

“又脏又吵，关键挨着这么多居住区。”马秀明和杨广达夫妇已经在海鲜市场附近的小区住了快15年，一提到“京深”两个字就控制不住地皱眉头。

“每次出门都得踮着脚走，附近路上全漫着海鲜市场流出来的污水。”马秀明说，“水产交接箱子漏一点儿，商户洗海鲜泼一点儿，市场里的往外流一点儿，路就成了河。”

杨广达和周围邻居共同表达了一种迫切心理：赶紧把这类大型水产市场迁到北京五环或六环外的空旷地方，这样“既不破坏居住区环境，又便于商户交易”。

为何疫情暴发都在农贸市场

京深海鲜市场成为了一面棱镜，与其类似，对于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传统农贸市场来说，这种糟糕的卫生环境并不是个例。

当然，这并不意味这些市场本身就是病毒的源头。但两次疫情暴发过后，很难不让人们发出疑问：为何都是农贸批发市场？

一位病毒学专家曾将这类市场比作病毒的“发酵罐”。她表示，病毒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偏好潜伏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之中，而市场卫生环境容易滋生病毒。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安玉发认为，农贸市场“脏乱差”问题，与其所经营产品的特点有一定关系：蔬菜带土，叶子容易烂掉；水产品带冰，融化后会把地面弄湿；海鲜、肉制品难免有味道。

此外，不少农贸批发市场兴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没有充分考虑到那么多的停车位及下水道等污水处理设施，而市场经营者往往缺乏足够动力对那些陈旧滞后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刚毅曾多次到新发地调研，他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疫情在农贸市场暴发有一定必然性。

一方面卫生环境管理确实存在短板，特别是下水等基础设施方面，如何保障污水能快速清理，是首要改善的问题；另一方面，以新发地为代表，大量跨省市的人群每天在这里同时聚集。过于密集的人流，也是一大隐患，如何调整批发市场内部结构，合理规划、降低商户铺位紧凑程度，也要纳入考量。

而在食品安全方面，农贸市场的检疫流程也需要重新思考。记者获悉，北京农产品检测普遍采取“三联单”模式，而检测项目越复杂，时长越长、成本越高，相关部门如何加强监管，避免有些市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灰色地带，也值得关注。

北京疫情为填补漏洞提供了契机。农贸批发市场中是否会再次暴发新的疫情，开始成为全国人民的焦点。如何改进农贸批发市场卫生管理、重塑市场流通环节等被加速提上日程。

疫情期间，北京市民在和平门菜市场选购食材。冯雅君摄

80%北京农货来自新发地？

专家:统计口径有偏差

眼下，处于旋涡中的新发地，显然受到最多关注。

被称为北京市“菜篮子”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位于北京南四环和五环之间，面积相当于157个足球场，有2000多个摊位。

有人把新发地被比作一座巨大的城市食物迷宫，每个夜晚的凌晨1点起，属于新发地生气勃勃的一天就已拉开序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集装箱卡车在这里挨个排开，整车的绿叶菜、茄果、菌类、禽蛋、海鲜、水果……菜市场摊主、餐厅和超市老板、学校、政府机关采购员纷纷聚集在此，随后在多数市民起床之前，完成各自“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新发地承担着北京80%以上的果蔬供应，交易体量堪称“亚洲最大”。

80%这个比例，曾一度引起市民恐慌。“亚洲最大菜篮子”关停，是否会断供？这么大体量的交易都集中在新发地，未来它的角色是否该被减弱？

王刚毅告诉记者，北京本地蔬果产量的确很小，约九成以上需要从河北、山东等外地进货。因此，对新发地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批发市场。虽然这其中也包含了部分零售，但只占很小比例。

这些外地的农货到达新发地后“大车换小车”，有的流入到北京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等区/县的二级市场，有的进入了社区、超市。

但即便是这些辐射本区或周边的小型农贸市场、超市，也有相当部分的货源不经过新发地，它们有的是产地直采，有的则仅是在新发地进行“货不进场”的单据交易。

“新发地内很多商户已经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很多时候只要现场签下订单，随后产地直发。未来，场内直接交易的比重还会逐步下降，电子交易比重上升，这就减少了大量人员集聚、生鲜货品堆积，同时降低了管理难度。”王刚毅说。

“建设城市农产品流通中心，这是新发地未来的升级之路。”北京京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赖阳对记者说表示，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传统农产品流通渠道，正逐渐过渡为网络零售、农超对接、农产品基地进社区等农多元化格局。

长期来看，城市农产品流通的批发市场经由率会逐渐下降，但其功能区仍然必不可少，甚至面积更大。新型的农产品流通中心更多地是农产品物流、仓储、分拣、加工功能集中区，而不是传统批发交易市场。

比如在深圳，海吉星批发市场周围已经形成了面积达1500亩的用于农产品分拣加工和物流配送的区域，是海吉星交易区的3倍。

“新发地们”未来的出路在哪

除了存续问题外，和京深海鲜市场一样，新发地也再次陷入“是否将迁至更远”的争论。

2013年底到2014年初，北京市作出了将低端批发市场向郊区县及境外地区外迁的决定。2014年3月，一篇《新发地批发市场将外迁至河北高碑店》的报道广为流传。

新发地应该搬走吗？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商户都给出了否定答案。

“只能在北京，交通就是个大问题。”赖阳表示，进入批发市场大宗专项物流车辆平均15吨/车，运出批发市场小型物流车辆平均2-4吨/车，批发市场运出车辆将比进入车辆增加约5倍。“一下子这么多车频繁往返京冀，是个不小挑战。”另外他介绍，国际上农产品流通中心一般位于距离城市配送终端25公里以内。

王刚毅则认为，即使被疏解走了，或换了运营主体，继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得更好。“其实作为批发市场，新发地在基础建设、管理规范方面已经是国内领先，因此过去才能逐渐发展成亚洲最大。”

龙潭早市经理朱铭也认为，新发地的地位短期内无法被挑战。商户聚集竞争会产生价格优势，外面的小零售商就会愿意去采购；一位常年在新发地进货的社区生鲜摊主也对记者表示，不希望迁至太远，生鲜有很强的时效损耗，过远会大幅提高成本。

此外在赖阳看来，在用地性质上，也需要确定批发市场专用地，主要功能就是承担农产品流通。

在过去的十年内，曾有一些和新发地体谅相似的批发市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陨落。这些市场多数拥有更高的土地价值，因此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常被经营者尝试更改为房地产开发性质，建成写字楼甚至住宅。

而另一些现存体量较大的农贸批发市场，多数土地性质因“只能拆不能建”得以幸存，比如被称作北京第二大规模的大洋路市场，其土地性质就为绿化隔离带，另外有的则是高压走廊用地。

“同时建议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管委会，通过招投标确定批发市场的经营者，运营的不好还可以解约。土地只租不卖。”赖阳说。

居民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大地生鲜超市采购。邢灿摄

到底谁该为农贸市场负责

学界另一种声音是，应该建立农贸市场专项规划。在专业的城市规划者眼中，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菜市场”是社会肌理中关键的组成部分。

我国到底有多少农贸批发市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18年，全国亿元以上交易额农贸市场的数量总计为1664个，单经营某一类农产品的农贸市场数量就有853个，涉及到的市场摊位数达到469951个。

然而记者搜索发现，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农贸批发市场专项规划仍是一个空白。对于农贸市场的设计，多数分散在一个城市的整体土地空间规划、商业规划、农业规划等，如在北京目前并无农贸市场专项规划。

与此同时，农贸批发市场的管理单位也涉及到多个部门。一般来说，是各城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对此负责，但实际上，往往还会涉及到发改、财政、卫健、规划和国土等一系列部门。

在北京朝阳区，金瀛农贸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市场进行提升改造并不容易，除了需要征得产权单位的同意，也需要经过多个相关政府部门的同意，如规划、消防、城管、财务等部门。

不过记者注意到，最近两年，已陆续有河南郑州、山东青岛、浙江舟山等城市开始制定农贸市场专项规划。

以郑州为例，郑州市场发展中心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2018年6月，郑州市市场发展局组织编制了《郑州市中心城区农贸市场专项规划（2018—2035）》，对未来中长期郑州农贸市场的数量、规模、分布等分别作了明确规划。

对于结构体系，郑州还提出要建设“三层次”的城市农副产品供应体系：以农贸市场为主，以生鲜超市、社区便民菜店为补充。其中，农贸市场的覆盖半径是“15分钟生活圈”，生鲜超市和社区便民菜店的覆盖半径，则分别是居民区周围的500米和300米。

专题延伸：

现场观察

北京二环：买菜难是个老问题

永定门是古城北京的中轴线南端起点，向东1.4公里就是天坛公园，永定门和天坛公园之间围起的是一整片人员密集的老旧居住区，跨涉天桥大街、永定门内大街、永定门东街等主街，二环内的地理位置看似优越，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多年来却面临着买菜难问题。

据已在天坛街道永内东街居住了40多年的老居民庞月华介绍，北京新发地疫情发生前，她和家人经常去南二环外李村菜市场买菜，这是据她最近的一个菜市场，单程也要走一公里多。由于李村菜市场属于“新发地直供点”，6月北京疫情出现第二天，菜市场便关了门。

记者以永定门东街为起点，在地图导航上搜索“早市”，显示结果中距离最近的依次是2.3公里外的东木樨园便民早市和3公里外的龙潭早市；搜索“超市”，相距255米和265米的永内综合超市和迎客隆超市，实际上仅是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杂货小铺。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路的龙潭早市步道宽阔干净。冯雅君摄

永内地区居民如果想买新鲜多样的蔬菜水果，可以选择位于蒲黄榆、距离近2公里的物美大型超市，脚力更好的也可以借晨练的机会去3公里外的龙潭早市。“我们这儿买菜一直很难，家门口别说农贸市场了，就连大一些的超市都没有，看到哪个老邻居拎点儿新鲜菜赶紧聚过去问在哪儿买的。”庞月华说，“社区里有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走不动也不敢骑车、坐车，买菜一直是个愁事。”

而在北京二环内的核心区的和平门菜市场，也算是远近3公里内市民唯一买菜的地方。

金瀛农贸市场：档口从100多个减至86个

“买点啥，来看看虾么？”“今天刚到的鱼，新鲜着呢，来一条不？”偶尔有顾客前来采购，两侧摊贩恨不得走出档口把顾客拉住。

6月22日下午4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东三环边上的金瀛农贸市场，市场出入口不时有货车进出，但散客相对较少。对于进入市场人员，市场保安首先会查验其健康码情况，之后再对其进行体温检测，在确定没有问题后，方能进入。

北京市民在金瀛农贸市场选购食材。邢灿摄

在西厅，从事海鲜类的档口有近20个。记者注意到，正值下班时间，却少有人来采购，摊主中不少在玩手机，或者闲聊。市场正常闭市时间是18:00，而17:00左右就已经有摊贩关闭档口。

金瀛农贸市场西厅东门入口处，王娜夫妇租赁了两个档口，两个档口每月租金共9000元，档口经营虾类、贝类海鲜，大厅从事海鲜类档口的将近20家。

“我们在这个市场租赁档口已经有5年了，近年来受连锁生鲜超市、生鲜电商的影响，生意越来越难做。往年这个时间正是卖虾的旺季，最多的时候曾经一天卖出去了70多公斤虾，但现在每天最多也就卖六七公斤，基本上都在亏钱。”王娜说道。

对此，市场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近年来，市场档口也一直在减少，由此前的100多个档口减少至目前86个档口。

他山之石

新加坡：按规分配、集中管理的小贩中心

新加坡祖屋住宅区附近配套菜市场。冯雅君摄

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小商贩在路边随意设摊，给城市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新加坡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向街头摊贩发放牌照，建立小贩中心（食阁或菜市），使流动摊贩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此后，新加坡国家环境署又实施了针对小贩中心的升级改造计划，通过提高摊位租金，使业绩较差的小摊贩退出市场。

在社区服务场所配套上，新加坡为每6000至8000套住户建设一个“邻里中心”，典型的邻里中心包括35个商店、2个食阁、1个超级市场、1个菜市场、1至2台自动提款机。

“花园城市”新加坡以法规完善著称，为管理公共清洁服务、市场、摊贩、食品机构和一般环境的卫生相关事项，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环境公共卫生法》，创新了针对餐饮业从业人员的“犯规记分制”管理办法，为每个小贩发放《食品卫生手册》。如今，干净整洁的小贩中心已经成为新加坡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线。

澳大利亚：统一联盟、各有标准的市场体系

在澳大利亚，分布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珀斯和纽卡斯尔六个中心城市的六大中心批发市场，共同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澳大利亚国内的多数农产品都通过这些市场批发、分销、转运、出口。

2001年，六大市场共同成立了“澳大利亚中心市场协会”，以协调各中心市场间的相互联系，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批发市场，悉尼中心市场由非上市专业公司运营管理，根据农产品种类细分下设农产品市场、花卉市场、干草市场等。2月6日，悉尼中心市场对市场废物管理和卫生清洁事项进行了合同为期一年的新一轮公开招标，要求包括提供经培训可熟练使用各类清洁设备的人员、高效率使用机械和资源以降低单位成本及遵守相应监督和惩罚条例等。

在垃圾和废物的清理方面，墨尔本中心市场要求所有人员遵守垃圾回收程序，每天交易结束后，各个摊位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从交易大厅内清除，并运放在指定区域中。

日本：“不务正业”的东京筑地市场

2019年1月5日，在日本东京的丰洲市场，人们在拍卖会前检查整齐摆放的金枪鱼。新华社/法新

日本有很多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菜市场，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市场为公营批发市场，有着 “东京的厨房”的美誉，曾是东京旅行的必游景点之一，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慕名前往。

原因之一在于，东京筑地市场街巷品质较高。东京筑地市场街巷虽然窄，但尺度适宜。建筑多为传统风格，个别店铺的招牌设计较为特别，例如会在招牌上设计大鱼或螃蟹的造型，表明店铺功能，从而吸引游客，成为市场里的点睛之笔。此外，筑地市场配套设施完善，来访车辆市场均不允许进入，设有24小时开放的筑地川第一停车场，停车场两侧还分别设有自行车停车场，划有停车线，实行登记制。

有趣的是，筑地市场不仅售卖产品，而且把交易活动打造成为品牌活动。市场内每天早上五点会有金枪鱼拍卖，七点有水果、蔬菜拍卖，七点半有花卉拍卖。其中以金枪鱼拍卖最为著名，每年新年，筑地都会选择一条最好的金枪鱼进行拍卖。不过，位于东京中央区最大规模的海鲜市场筑地市场，已于2018年10月6日停业并整体搬迁到丰洲。

■出品：中国城市报

■记者：张阿嫱 冯雅君 邢灿

■稿件编辑：康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