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地狱恶警-杨天勇案（三）

【大本营】

一个星期后，1999年6月15日21时许，汇元装饰公司的员工李亚鹏又倒霉了，这天杨天勇拿着七七式手枪和滕典东、杨明才携手铐等作案工具，在官渡区大白庙附近，冒充执勤警察，由滕典东驾车将李亚鹏驾驶的牌照号为云A95153的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逼停，将人和车一起劫持至官渡区阿拉乡大麻直村326号炸药仓库内，杨大勇对李亚鹏问话并制作“询问笔录”（笔录最后被警察找出来了），最后杨天勇持七七式手枪将李亚鹏杀死，由杨明才、滕典东分尸，把尸块存入冰柜，劫得的该桑塔纳2000型轿车由杨天勇、滕典东等人销赃贩卖，这次又是杨明才，他把被害人李亚鹏的手机、剃须刀，统统拿走，然后这辆车让腾典东卖给一个叫诸培新的人；

根据汇元装饰公司报案材料证实李亚鹏于1999年6月15日19时许，驾牌照号为云A92153的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离开公司后即人车失踪，诸培新的滕典东在1999年卖给他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最后公安机关从诸培新处查缴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一辆；从杨天勇住处提取到对李亚鹏的“询问笔录”一份；从被告人杨明才住处提取到爱立信398型手机一台、电动剃须刀一个；

1999年12月24日23时许，杨天勇拿着七七式手枪，被告人滕典东、杨明才携手铐等作案工具，伙同曹丽敏(杨天勇的司机，没参与杀人，另案处理)共同驾车寻找作案目标，在云南省煤田地质局附近，发现受害人王朝能、曾国祥驾乘的牌照号为云AA4958的三菱吉普车，然后开车过去逼停，三人冒充执勤民警，将王朝能、曾国祥二人连同该车一起劫持，途中，杨天勇在车内将曾国祥勒死后，然后在昆明铁路液化气公司羊方凹供气站内，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共同将王朝能勒死，还是由杨明才、滕典东分尸，把尸块存入冰柜，杨明才把受害人曾国祥的一双皮鞋穿走了，劫得的该三菱吉普车由被告人杨天勇让老熟人周亭酉协助销赃；

2000年4月23日20时许，杨天勇和曹丽敏驾长安微型车物色作案目标后，杨天勇指使滕典东、柴国利、杨明才在本市关上路与关南路交叉口附近冒充警察设卡，堵停王春所驾驶的牌照号为云A98812的三菱吉普车，找到目标后柴国利给杨天勇打电话，杨天勇到达现场后、四人共同将王春所连同该车劫持至昆明铁路液化气公司羊方凹供气站内，结果不好这次返回的路上被路人杨鹃看到了，杨大勇对王春所问话并制作“询问笔录”后，滕典东、柴国利、杨明才共同将王春所勒死，由杨明才、滕典东分尸，并把尸块存入冰柜，劫得的三菱吉普车由杨天勇给了周亭酉协助销赃，杨天勇住抢的满天星手表一块、金戒指一枚，抢劫到的手机给了柴国利（正是这个手机拉开了破案的序幕），而杨明才则是拿走了衣服；

报案人王亚林报称，其父王春所2000年4月23日驾驶牌照号为云A98812的墨绿色三菱吉普车离家后失踪，随身带有爱立信V998手机一台，证人曹丽敏的证言，证实2000年4月的一天，她与被告人杨天勇在盘龙宾馆附近守候该宾馆进出的车辆，并于当晚将被告人杨天勇送至关上医院路口，证人杨鹃的证言，证实2000年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看见被告人滕典东驾一辆墨绿色三菱吉普车，拉着被告人杨天勇、杨明才回到昆明铁路液化气公司羊方凹供气站；公安机关提取笔录，证实从周亭西处查缴三菱吉普车一辆，公安机关证实从被告人杨天勇住处提取满天星手表一块、金戒指一枚、长刀一把、对王春所的“询问笔录”一份以及王春所的身份证、驾驶证；从被告人杨明才住处提取铁灰色西服和长袖灰色T恤各一件；从被告人柴国利住处提取手机一部；

【杨天勇】

最后一案，2000年5月31日7时许，杨天勇指使滕典东、左曙光、杨明才持劫取的七七式手枪和手铐等作案工具，在石安公路大石坝收费站守候，杨大勇与曹丽敏驾车尾随王元福、朱昆（昆明市五华分局民警）驾乘的牌照号为辰L70039的黑色奔驰S320型轿车，董忠义安排王元福2000年5月31日上午7时许，这天驾驶牌照号为辰L70039的奔驰S320型轿车送朱昆到昆明办事的，结果就碰上这事了，滕典东、左曙光冒充公安人员将该车堵停后，杨天勇和曹丽敏驾车尾随该车，到达现场曹丽敏驾车离开后，杨天勇并拨通了手机通知在前方“执勤”的同伙滕典东“我们过来了,黑(事先约定的暗语意思是堵住这辆黑色奔驰车)。当奔驰驶近大石坝收费站附近时被身着警服的滕典东、左曙光拦住了 “ 我们是缉毒队的现在正进行例行检查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正当司机把驾驶证和行车证递给滕典东时杨天勇赶到了身着警服的他接过杨明才递给他的“七·七”式手枪，站在了车门前说要到队上去处理，检查了车后才准走，说话中滕典东给他们戴上了手铐把他们推到微型车上去，随后杨天勇一行人开着微型车、奔驰S320回到了他们的“养殖场”把朱昆、王元福带到卫生间铐在了铁窗上。几分钟后奔驰车又从煤气供应站驶出，滕典东、左曙光开着它向贵阳驶去，最后奔驰车经过周亭酉已以12万元的价格被卖掉了，交货地点是贵阳；

杨天勇则在卫生间里讯问朱昆、王元福。讯问完毕，杨天勇和杨明才找了根绳子把朱昆和王元福勒死，并搜走朱昆的驾驶证、警民联系卡、交通银行储蓄卡、建设银行储蓄卡、王元福的退伍证等物品，威逼朱昆说出其储蓄卡的密码，威逼朱昆、王元福分别用手机向单位谎称有事、有病不能及时回单位，随后，杨天勇、杨明才共同将王元福、朱昆勒死，由杨明才分尸，滕典东、左曙光持朱昆的建设银行储蓄卡先后两次取款共5200元，（后来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滇龙支行出具的书证，证实2000年6月2日朱昆的建设银行储蓄卡被分三次取走人民币共5200元；）杨天勇随即驱车赶往贵阳与前去卖车的滕典东汇合，留下杨明才负责分尸；

此外，被告人杨天勇、肖林、杨明才、滕典东、左曙光、肖力、柴国利，于1997年6月到2000年5月期间，盗窃作案11起，共盗得各型机动车12辆，盗窃数额折价计人民币40．52万元。其中：1997年6月23日晚，被告人肖林、柴国利、肖力在昆明四十三医院停车场内，盗得牌照号为贵B30523的北京吉普车一辆。1997年7月23日晚，被告人杨天勇、肖林、杨明才、肖力在云南省体育场招待所内，盗得牌照号为云A59650的北京吉普车一辆。1997年10月28日凌晨，被告人杨天勇、滕典东、杨明才、左曙光、肖力在昆明市曙光东区68栋院内，盗得牌照号为云A73033的昌河微型车一辆。1997年11月9日晚，被告人滕典东、左曙光、杨明才在官渡区关上镇双福路银海花园南区停车场内，盗得牌照号为云A77415的昌河微型车一辆。1997年11月14日凌晨，被告人滕典东、左曙光、杨明才在官渡区牛街庄铁路电化小区内，盗得牌照号为云A67478的长安微型车一辆。1998年4月12日晚，被告人杨天勇、滕典东、杨明才在成都军区物资供应站仓库内，盗得牌照号分别为云A86152和云A86155的两辆长安微型车。1998年8月26日晚，被告人杨大勇、滕典东在本市新迎小区伟龙花园内，盗得牌照号为云A39957的长安微型车一辆。1999年3月1日晚，被告人肖林、滕典东、左曙光在关上镇官渡区中医院门口，盗得牌照号为云O01216的北京吉普车一辆。1999年4月1日晚，被告人肖林、滕典东、左曙光、杨明才在本市大树营立交桥下，盗得牌照号为云AB1122的长安微型车一辆。1999年5月5日凌晨，被告人肖林、肖力、左曙光在本市东站新村电子设备厂宿舍，盗得牌照号为云AC1501的昌河微型车一辆。2000年5月16日中午，被告人肖林、肖力在本市董家湾群泰厨具店附近，盗得牌照号为辰P10038的北京吉普车一辆；

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呢？大家回头看看2000年4月23号那个案子，事后柴国利分的了一部手机，如果这部手机一直关机的话，估计这个案子要破还得推迟，可是偏偏就是这好奇害死猫的心里让他们栽了，因为这部手机早已经让警方锁定了，就是等着他开机后根据信号来追踪位置确认方位；

2000年6月 14日，警方突然发现这部关机一个多月的手机终于开机了， 而且正在通话！ 警方马上根据信号判断出了这部手机的准确位置，这一天柴国利和自己的情人张卫华打算把这部手机卖掉换点钱花，所以在往典当行走的路上柴国利就在想这部手机是不是还好着，因为你去典当行也得开机试试，证明他不是坏的才能卖个好价，结果还没到典当行柴国利就把这手机给开机了，而且还给别人打了个电话，确认通话也很OK，是部好手机，就是这次开机警方前后也就1-2分钟时间锁定了位置，不到5分钟当地警察就到了地方，当场拿下柴国利和张卫华；

铁证如山啊，这手机就是死者王春所的手机，而且是经过家属确认的，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柴国利直接脱口而出，人是我杀的！就这一下柴国利把整个团伙全部交代了，就是这么“洒脱”，柴国利交代出一特大杀人劫车犯罪团伙， 并交代了该团伙的一些犯罪事实，昆明市公安局当即决定成立指挥部， 迅速调集了 350 人组成 5 个抓捕组。 一个秘密抓捕行动随即展开。'路走到头了'杨天勇犯罪团伙中， 杨天勇和肖力两人都分别持有手枪。 组织抓捕肖力的行动就分外谨慎、 缜密；

6 月 18 日， 昆明至北京的 62 次列车上的乘警接到通知， 车上可能有一 27 岁的男子， 佳木斯人， 名肖力， 带其妻子及一名 5 岁的男孩， 有枪，接到任务后， 乘警即开始了行动；

6月19 日凌晨 3 时，在 7 号车厢 6 号下铺，乘警发现了肖力，但未立即动手。 中午12时， 乘警以查票为名，要求肖力出示身份证。 肖力拿了出来：佳木斯 肖力，乘警们互递了一个会意的眼神，其中两名乘警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肖力扑了过去，肖力未作任何反抗，平静地说： 我和你们走，跟你们说；

从冷水江车站下车， 警察押着肖力返回昆明。 肖力身高 1.75 米， 五官端正， 中等偏瘦的身材， 看上去不像个恶人。 车快到昆明时， 肖力的妻子上前用湿毛巾为其擦脸。 肖力突然觉得伤感， 止不住落下泪来，自从柴国利出事被抓， 团伙中每个人都意识到， 末日已经不远了；

杨天勇在这伙人中被尊称为'政委'。现在， 他也不是昔日的'智多星'了， 也没了主意。 他只能最后一次尽'政委'之职， 这样为同伙们打气： '如果有一天被抓了， 不用抵抗。 '他伤感地说： '抵抗是没有用的， 我当过警察， 这个我知道。要死兄弟们一起死， 路走到头儿了。'

紧接五十九个小时内着肖林、杨明才 、腾典东、左曙光相继落网；

2000年6月19日，公安机关在杨天勇租用的昆明铁路液化气公司羊方凹供气站进行现场勘查时，从被告人杨天勇住房内查获其私藏的TNT炸药0．8公斤，导火索2．27米，军用电雷管2枚，铜壳火雷管7枚，纸壳火雷管21枚，拉人雷管6枚，木柄手榴弹10枚，发烟手榴弹2枚，五一式手枪子弹310发，六四式手枪子弹147发，五九式手枪子弹16发，半自动步枪子弹430发；

以及警方到了养殖场，经过挖掘，发现了大量的人体骨骼、人皮、以及其他器官，包括分尸的凶器，关于分尸这块，警察还特意咨询了养殖场附近的村民，很多人其实都听到了人叫的声音，包括半夜狗叫声，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里面是在杀人分尸，因为这种事情谁也不敢想象，谁也意想不到；

综上所述，杨天勇为首组织、指挥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并直接实施抢劫、杀人、抢劫枪支弹药犯罪12次，抢得机动车8辆，价值人民币263.1万元，抢得五四式、七七式手枪各1支，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17名，杀伤1名，实施盗窃犯罪4次，盗得机动车5辆，价值人民币12万元，并私藏大量弹药；

肖林为首组织、指挥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并直接实施抢劫、杀人、抢劫枪支弹药犯罪6次，抢得机动车4辆，价值人民币153万元，抢得五四式手枪1支，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6名，实施盗窃犯罪6次，盗得机动车6辆，价值人民币18．07万元；

杨明才积极参加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其中参与抢劫、杀人、抢劫枪支弹药犯罪11次，抢得机动车8辆，价值人民币292万元，抢得七七式手枪1支，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16名，杀伤1名，参与盗窃犯罪6次，盗得机动车7辆，价值人民币25．79万元；

滕典东积极参加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其中参与抢劫、杀人、抢劫枪支弹药犯罪12次，抢得机动车8辆，价值人民币292万元，抢得七七式手枪1支，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17名，杀伤1名，参与盗窃犯罪7次，盗得机动车8辆，价值人民币27．82万元；

左曙光积极参加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其中参与抢劫、杀人犯罪7次，抢得机动车6辆，价值人民币248．7万元，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10名，杀伤1名，参与盗窃犯罪6次，盗得机动车6辆，价值人民币26．01万元；

肖力积极参加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其中参与抢劫、杀人、抢劫枪支弹药犯罪3起，抢得机动车2辆，价值人民币82．7万元，抢得五四式手枪1支，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3名，参与盗窃犯罪5次，盗得机动车5辆，价值人民币17．19万元；

柴国利积极参加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其中参与抢劫、杀人、抢劫枪支弹药犯罪4次，抢得机动车2辆，价值人民币75．5万元，抢得五四式手枪1支，直接杀害或参与杀害被害人4名，参与盗窃犯罪1次，盗得机动车1辆，价值人民币4．2万元；

从1997年4月16日至2000年5月31日期间，他们结伙作案，冒充军警值勤人员，采取暴力、欺骗手段，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和汽车，藏匿弹药，先后作案25起，共杀死19人，杀伤1人；

像邹宏斌（协助更换车牌），曹丽敏（杨天勇司机），以及协助销赃的周亭酉，都没有直接参与杀人，所以另案处理；

当犯罪嫌疑人员在追问下陈述他们作案时残忍杀人的一桩桩案例时，旁听席上不时发出惊讶和憎恶的嘘声。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从犯罪嫌疑人住处获得的各类枪支弹药，并出示了犯罪嫌疑人肢解人体的现场情景，令人发指；

法庭调查程序一丝不苟，犯罪嫌疑人请的律师不时提问，一次公诉机关要出示某方面内容时，审判长又让公诉人员陈述了理由才得以进行，据此前透露，云南省明确将严格依法办事，严惩凶手，办成铁案；

下午法庭调查从1时半开始，直到下午6时一刻结束，庭审进行得比较顺利，按安排，审理将进行三天，持续至10月20日；

昆明的“的士”司机也知道法院正在审理这个大案，司机说：“这将消除春城的一大公害。”

2000年10月25日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对杨大勇劫车杀人团伙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分别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抢劫枪支弹药罪、盗窃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被告人杨天勇、肖林、杨明才、滕典东、肖力、左曙光、柴国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时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被冤枉的杜培武了；

1998 年 12 月 17 日， 昆明中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令人关注的是， 公诉方不仅提供了侦查机关利用“高科技” 手段获得的证据， 而且指派了 11 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指控杜培武曾驾驶过那辆出事的微型面包车并且开过枪， 但是， 两位辩护律师却发现了破绽，在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 上， 仅仅记载了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的泥土， 并没包括“刹车踏板” 和“油门踏板” ；

那么， 这两处的泥土从哪里来的呢？

此时杜培武当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 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 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 面对眼前的窘境， 审判长宣布休庭；

紧接着1999 年 1 月 15 日， 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公诉机关弄来了一份《补充现场勘验笔录》 ， “补足” 了原来没有的“刹车踏板” 和“油门踏板” 的泥土记录。；

杜的辩护人认为这种严重违反程序、 恣意“创造证据” 的行为， 恰恰说明本案根本就没有证据！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 这一次， 公诉人说， 照片找不到了；

见此情景， 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 只见他解开风衣， 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 “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 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 你拿出证据来！”

1999 年 2 月 5 日， 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月 1 日 ， 审判长到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时说：“你现在把枪交出来， 我改判你死缓。” 杜培武接过判决书，泪水模糊了双眼,他都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变成这样。,在无边的绝望之中， 杜培武仿佛听到了“死亡倒计时” 的钟声,他开始不停地写遗书，期待有朝一日， 世人能知道他被冤死的悲惨经历;

遗嘱如下：

“在我被冤死之前， 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 把钱留给睿睿， ……本来， 我想把眼角膜也卖掉， 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 在阴间我要睁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我始终坚信， 是冤案总会查清的， 只要天地还有公理， 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 死后天地也会还我一个公道。”（1999年6月 8日遗书）

“我一个无辜的家庭， 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 一半毁在司法腐败的手里， 蒙冤之后， 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 这是多么的可悲！”（1999.8.6遗书）

1999年10月 20日， 云南高院“刀下留人”， 终审改判杜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随后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直到杨天勇团伙被抓那天；

2000 年 6 月 17 日， 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 当杨天勇的保险柜被打开后， 此前办理杜培武案件的有关人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致“王俊波和王晓湘” 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枪， 赫然躺在保险柜里；

据杨天勇等人供述， 1998 年 4 月 20 日晚上 8 时， 他与滕典东、 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 驾车来到昆明市郊区的海埂， 见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那里， 便自称缉毒警察上前敲门， 车内的王晓湘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杨天勇用一只“五四”手枪指着， 要铐他们， 王晓湘不让， 要打电话给局长。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 将王晓湘、 王俊波铐在车上， 杨天勇抢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 用该枪将“二王” 打死……

2000 年 7 月 11 日， 云南高院下达再审判决， 宣告杜培武无罪；

【重获自由的杜培武】

追责--以下为央视曾经报道的内容：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以在杜培武一案中涉嫌刑讯逼供罪，起诉原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宁兴华、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杜培武同时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6月22日下午，此案在五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近5个小时后休庭。6月27日下午1时30分，五华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5个多小时后，审判长宣布一审结束，择日宣判。

杜培武原是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的民警，因被怀疑是一起恶性枪杀警察案件的凶手，在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于1998年4月22日，被昆明市公安局刑侦部门关押审讯。1998年8月2日，昆明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了杜培武。1999年2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杜培武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被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去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震惊全国的杀人劫车特大团伙案抓捕真凶后，意外地洗清了杜培武的冤情。7月，杜培武终于被无罪释放。至此，杜培武已整整被关押了26个月。

这一事件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此间司法界人士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刑讯逼供案，在判决证据存在多个疑点的情况下，杜培武申诉无门，最终还是被判了死刑。该案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教训值得认真反省，并应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马天泽 孙玉春）

【杜培武辩护律师-刘胡乐】

2001 年 8 月 3 日，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 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 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 1 年零 6 个月 缓刑 2 年；

且不说这样的追责判罚，但是你知道吗？杜培武被无罪羁押26个月零18

天，814天，而且由于法律的空缺，杜培武没有得到精神损失费；

相关媒体报道：

大家是否记得杜培武老婆那个案子的时候，王晓湘和王俊波要给局长杜敏打电话，可是没来得及就让杀了，杜敏在杜培武冤案上脱不了干系，因为他是公安局长，那么这个杜敏如何了呢？

【杜敏】

历任云南路南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长，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昆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中共昆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

2016年3月22日，据中纪委官网消息，经云南省委同意，云南警官学院原党委书记杜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多人贿送的人民币1111.3375万元、美元1万元，并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杜敏35岁即任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备受组织器重，他在公安、政法系统“深耕”40多年，本应成为遵纪守法的表率，可他却利欲熏心，目无法纪，执法者带头违法，到头来，毁了自己，害了家人，从“家族骄傲”沦为“家族耻辱”；

2016年9月8日，云南省纪委报经省委批准，给予杜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我接受调查后，我母亲就被气死了。我父亲86岁了，我估计等我出去也见不到他了。我弟弟我没有管好，我们一起进了监狱，我是我们杜氏家族的耻辱！由于自己的错误，还将儿子牵连了进来，差点也将他毁了。真的愧对组织，愧对所有的亲人！”落马后，云南警官学院原党委书记杜敏含泪忏悔。

央视记者对杜培武的采访

杜培武——死里逃生的蒙冤警察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多，昆明公安局的女民警王晓湘和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在同一辆车里。王俊波的手枪也被罪犯抢走。案件发生后,昆明警方迅速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发现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缉毒民警杜培武有重大嫌疑，于是将其逮捕。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

杜培武在法庭上以自己没有杀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杜培武无罪。

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为何又被判无罪释放？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杀害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落网.

杜培武显然是个悲剧人物。

一个无辜的警察，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承认自己杀过人，这是一个急需找到答案的问题。我的采访，不用多说，顺着调查一系列错误的产生而开始：为什么公安会错抓？为什么检察院会错诉？为什么法院会错判？正是这一连串的错误，导致杜培武错案的发生。

刑讯逼供是极易想到的答案。

问题是，情节怎样，证据在哪？

对杜培武的采访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已患小脑萎缩症的他，坐在我面前，回忆那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景。

“在刑警队的办公室，我经常被用手铐铐起来，吊在防盗窗的钢梁上”，他说，“当整个身体悬空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基本上就会失去知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承认是我杀了他们。”

杜培武的回忆给我提供了进一步采访的线索和思路，之后，我在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办公室里拍到了令人恐怖的那些钢梁。

杜培武案的侦破经过了警犬识别、测谎仪测谎等技术手段，据说都推断他去过现场的杀人嫌疑非常之大。还有杜培武袖口上残留有开了枪以后枪药的残迹，而他腿脚上的一些泥巴的成分与发案现场的泥土的成分非常近似，所以依据这些“有罪证据”锁定了他。

但是杜培武没有做过案。

取得口供是破案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一般民警办案的心态，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无意间，我看到了公安机关的一段录像资料，内容是杜培武在作案现场对自己作案过程的描述。

“在车上，你先开枪杀的谁？”录像中，公安人员问他。要知道，这些民警原来差不多都是杜培武的同事。

杜培武说“我把王俊波的手枪借过来，很长时间没拿枪了，我感觉挺新鲜，然后把枪拿在手里玩儿，后来我想，先杀谁呢，干脆先杀王俊波吧，因为他是我的情敌，他跟我妻子关系暧昧。我举起枪来就是两枪，把他打死在座位上。我的妻子王晓湘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哀求我说，你不要再杀人了，她说了一些哀求的话。我一想你既然和他好，那你们就去阴间相会吧，又给了她两枪。”

录像中，杜培武说这番话时，表情既丰富，又复杂。

看了那些录像，不由得你不相信他是凶手。我问杜培武，“既然你没做案为什么有这么真实的描述？”

“那是一步一步诱供的结果，”他说，“我编的故事必须跟现实发生的一样。我得按逻辑去编，我得按他们的提示去编。我编的内容，只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逐步靠近我原来的同事所认定的那种所谓真实的情景。”所以可见他在这过程中遭受的痛苦有多大。

事过两年，在医院，我还能清楚地看到杜培武两个手腕，两个脚腕很深的用手铐和脚镣磨过以后留下的疤痕。但谁都知道，留在他心里的伤痕，更是无法抹去的。

因为是警察，杜培武知道自己的权利。他利用所有的可能为自己讨公道。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杜培武当庭拿出一件血衣，用以证明自己无端地被刑讯逼供。但令他失望的是，当他千方百计地保留下一个对他十分有利的证据，又想方设法带到法庭上时，审判长的态度几乎令他绝望：“交到法庭上来吧”，之后，便没了下文。

“我当时真的欲哭无泪啊，”杜培武说，“我感到，面对不公的司法，我个人显得多么渺小。”

既然血衣这样的证据未被法庭采信，杜培武想到了，他在看守所时还被拍过照片。

那是刚刚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由于在刑警队被反复地刑讯逼供，杜培武的身上，特别是脚上和手上留下了明显的伤痕。他找到当时的一位驻所检察官，请求他为自己拍下照片，以备日后提供给法庭作为证据。这位检察官也觉事关重大，于是，他叫来看守所的另一位民警为杜培武拍照。

“一共拍了四张，”杜培武回忆说。

法庭审理时，杜陪武提到了这些照片。

“拍大概拍过，但不知道照片放在哪里了。”那位看守所民警作证说。

于是，照片，另一个能够证明杜培武被刑讯逼供的关键证据，有一次被“忽略”了。

是否真的拍过这些照片？如果拍过，照片在哪？这些问题也立刻成为我们的调查重点。

后来就找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相关民警说，记不太清楚，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么他也没有否认这个照片的存在。我们又找到了法院，法院说据法庭调查没有这样的照片存在。我又找到杜培武，反复请他核实这个照片到底在哪儿照的，谁给照的，照了些什么，可能存在什么地方。因为时间比较久，杜培武也不能够完全回忆当时的情况，调查陷入了僵局。

后来经过大量的调查了解摸底，我觉得在公诉机关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就找到了昆明市的检察院，检察院说杜培武已经结案了，卷宗都已经上交到了云南省检察院，不在他们那儿。

我又到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检察院说卷宗虽然在这儿，但是照片是怎么回事不便作出回答。二次陷入僵局。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有一点可能性，就要一挖到底。

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当时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卷宗的一位检察官。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提出来看一看卷宗，仅仅是看一看，没有提出来要拍摄。这个检察官对杜培武也充满了同情，他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到了办公室，看他从别的房间里拿过来杜培武案的全部侦察卷宗。

我喜出望外，飞快地翻了起来。

找了一本，没有。又找了一本，还是没有。

等翻到十来本时，在附卷看到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杜培武！他的近景、中景和远景的，全身和局部的照片。别看就是四张照片，但是记录得很完整！要光是一个手腕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的手腕，这不能够被确定，显然拍照片的人是很有经验的，既有局部的，又有中景的，还有全景的，但是我有言在先，我只能看，不能拍，但是我又看到了，怎么办。我们不能让那位检察官担负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说你不想去别的房间打个电话吗？那个检察官说正好我有个事情要办一下。就在这个当口我暗示我的摄像，杜培武的四张照片后来成为节目中最出彩的证据。

在一次又一次的刑讯逼供之后，在法庭一次一次地不采信不采纳他给提供的证据之后，他绝望了。后来我拍到了一张他写给家里的遗书，就是他在判了死刑之后他写的遗书。遗书上面他说，难道真的把我生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落网上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多么可悲……没想到生机就藏在他绝望的一线希望中。后来还是他的同事打掉了另外的一个犯罪团伙——杨天勇等人，杨天勇他们很快交代自己是杀害王小湘、王俊波的凶手，而且很快找到了那把枪，这是关键证据。这才得以使蒙冤的杜培武获得了自由。

杜培武的形象我仍然是比较难忘的，他虽然个头不高，但是充满了一种坚毅感，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受了刑讯逼供，反复被折腾了两年多以后，他的性格有绝大的改变（临床诊断说他小脑萎缩这跟那个精神刺激有一定关联）。他坐在医院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异常冷静，也很超脱，只有在描述自己在刑讯逼供的惨状的时候，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丝悲伤。

我对刑讯逼供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但我采访过五期有关刑讯逼供的话题都没有播出，我一直耿耿于怀。到了2003年，新开播的《声音》节目给了播出这样话题的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以“依法严治刑讯逼供”为话题，在《声音》节目里请来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和法学家对刑讯逼供所产生的原因，后果，危害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杜培武案自然成为这个节目中间的一个案例。

百感交集的杜培武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对我说，没有想到作为一家媒体的一名记者，这么长时间之后你还持续关注这个事件。他还说，一开始看这期节目的时候，是在非常激动的状态下看完的，脑子里很乱，等第二天早晨重播的时候，他才算静下心来又看了一遍。可以想见，几年前的那一幕幕对他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每一次看我所剪辑编好的《焦点访谈》《杜培武的遭遇》这期节目，我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最开始是对他个人的同情。到了《声音》节目便成了对中国法制的思考。因为《声音》节目提出来的司法建议是要修改相关法律，刑讯逼供这样的类似的案件的审理要举证倒置，就是说让公安机关拿出证据来证明没有打过原告，没有打过反映刑讯逼供的人，而不是说依据现在的法律说，让被打的人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被打过。

杜培武曾被双开，又被吸纳进公安队伍。后来他说，作为警察我知道怎样珍惜警察的荣誉。我绝不搞类似这样的事情。对刑讯逼供从原来一般的理解到现在有切肤之痛，我理解他的感受。

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杜培武本人的伤害是巨大的，是金钱所无法挽回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虽不是非常激昂，但态度是异常坚定。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还是对警察的这种职业有跟他最初选择警校一样神圣的感觉，这里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有差别的，我相信这种差别的存在。他之所以现在还回到警察队伍中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找回自己的尊严。有的时候人们通过一个民警会联想到整个队伍的所谓的腐败或者是执法不公，我想杜培武本人可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或者自己的存在来证明这支队伍还是好的，是有希望的让人民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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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句，请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好放过一个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