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作者和地理之谜：直抵三星堆历史深处的钥匙

《山海经》是一本旷世奇书，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它描述的地理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它记录的那些离奇生物又是否真实存在过？围绕着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山海经传》南宋刻本影印

　　再来说三星堆。自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以来，那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坛、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太阳轮、大玉璋、黄金权杖等大量的罕见文物就震惊了世界。然而，三星堆文明究竟从何而来，又因何而灭？三十多年来，这些问题同样牵动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普通大众的心，至今没有答案。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三星堆与《山海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比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号青铜大神树，陈德安、徐朝龙等学者就认为与《山海经》中的神树——建木有关，[1]而纵目人像则被孙华教授认为与《山海经》中的烛龙有联系。[2]

戴冠纵目面具（三星堆博物馆藏）

　　我们知道，按照汉唐文献记载，《山海经》的作者为禹益，而大禹为出生在西羌的古蜀人。同时，据杨慎、蒙文通等学者的研究，《山海经》的“天下之中”就是成都平原，而三星堆遗址又正好位于成都平原腹地。由此看来，大禹传说、《山海经》与三星堆文化，这三者之间确实具有内在联系。然而，自唐宋以来，《山海经》为禹书的传统观点不断遭受质疑，以致到现在中国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其说为虚妄之谈。而今看来，这个问题实有重新讨论的必要。现在，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一、历代诸家对《山海经》作者问题的见解

（一）汉唐文献对《山海经》作者的记载

　　在汉语文献中，最先提到《山海经》的是《史记·大宛列传》，但司马迁并未提及其作者。随后不久，刘歆在《上山海经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3]

刘歆上山海经表

自此之后，直到唐代，各种文献均肯定《山海经》作者为禹益。比如《论衡·别通篇》说：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4]

又比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

　　（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所至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之，故名曰《山海经》。[5]

大禹治水（图片来自网络）

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记载了一些对《山海经》的质疑声，但也并未对传统观点进行修正。比如，《书证篇》说：

　　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随后，颜之推以《本草》、《尔雅》、《春秋》、《世本》、《汲冢琐语》、《苍颉篇》等文献为例，指出古书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增益是一种常见现象。[6]

（二）唐宋以后文献对《山海经》作者问题的质疑

　　《山海经》本是神巫治国的产物（详后）。随着理性时代的发展，《山海经》的文化特征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由此，质疑《山海经》为禹书的声音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这种声音出现之前，率先对《山海经》的作者问题采取搁置态度的是唐代的杜佑。他说：

　　《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详其恢怪不经。宜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7]

随后，南宋时期的尤袤和朱熹也双双否定禹益作《山海经》的传统观点。其中，尤袤说：

　　《山海经》十八篇，世云夏禹为之，非也。其间或援启及有穷后羿之事，汉儒云：翳为之，亦非也。然屈原《离骚经》多摘取其事，则其为先秦书不疑也。（见《山海经》南宋淳熙七年池阳郡刻本）

《山海经传》尤袤跋

　　朱熹进一步认为，《山海经》是由《天问》等书缘饰而成，并斥责《山海经》怪妄尤甚。其说见于《楚辞辨证》，谓：

　　以事理言之，则《山海》之怪妄为尤甚；以文义言之，则王（指王逸）注之训诂为尤疏。洪（指洪兴祖）则兼承二误而又两失之，且谓屈原多用《山海经》语，而不知《山海》实因此书而作。[8]

进入元代初年，金石学家吾丘衍称《山海经》为秦时方士所作，亦不视其为禹书。他说：

　　《山海经》非禹书。其间言鲧入羽渊及夏后启等事，且又多祭祀鬼神之说，中间凡有“政”字皆避去，则知秦时方士所集无疑。[9]

到了明代，胡应麟又提出，《山海经》是综合《穆天子传》、《离骚》等文献而写成的作品：

　　至于周末，《离骚》、庄、列辈其流遂不可底极，而一时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传》之体纵横附会，勒成此书，以傅于图象百物之说，意将以禹益欺天下后世而适以诬之也。[10]

（三）现当代学者对《山海经》作者问题的见解

　　进入近现代时期，中西学者关于《山海经》作者问题的分歧日益突出。虽则如此，但各家对《山海经》与禹益无关的看法却几乎一致。

　　概括地说，近现代学者有关于《山海经》作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域外说，以马伯乐、苏雪林等为代表。其中，马伯乐认为《山海经》是公元前五世纪受印度、伊朗文明影响而产生的。苏雪林则认为，《山海经》作者是古巴比伦人。（2）楚人说，以杨宽、袁珂为代表。（3）北方说，以茅盾、许顺湛和袁行霈等为代表。（4）东方说，以饶宗颐、萧兵等为代表。（5）巴蜀说，以蒙文通、段渝、金荣权等为代表。以上观点，金荣权先生曾进行总结，可参阅。[11]

二、对《山海经》作者和写作地域的简要分析

　　要确定《山海经》的作者，明确《山海经》的写作地域是关键。蒙文通教授在深入分析《山海经》各篇章后指出，《山海经》所指“天下之中”在今四川西部。[12]

　　首先，从《山海经·中山经》的记载来看，《山海经》所谓的“中”包括了古代豫州、荆州的西部、南部和整个梁州地区。从描写的详略来说，《山海经》尤其详于岷江中、上游地区，因此，《五藏山经》很可能是属于西南地区的古代巴蜀作品。

禹贡九州图（图源：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地图）

　　其次，《海内经》四篇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之中，都广亦见于《楚辞·远游》、《淮南子·墬形训》等，《后汉书》记其名为“广都”，为蜀郡之地。《华阳国志》、《水经注》称广都、成都、新都为蜀之三都。因此，明代学者杨慎指出，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

　　再次，《大荒经》五篇同样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比如，《海内经》记载的十六国，其中北方、东方只有四国，而西南方则有十国，因此，蒙文通教授认为，《山海经》确属西南文化系统的作品。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实从《山海经·中山经》的记载来看，这个区域正包括了《史记》提到的属于夏文化区域的颍川郡和南阳郡；同时，传世文献中“大禹出西羌”的记载与此也不存在冲突。这里，笔者还可以再补充两条材料：

　　其一，在描述季节的用词中，《山海经》只有冬夏而无春秋，这与甲骨文只用春秋而不用冬夏刚好相反，这表明《山海经》所属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东部的文化体系有明显区别。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成都平原（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其二，从方位记录顺序来看，《山海经》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特征十分突出。以《海外四经》四经为例，《南经》的叙述顺序为自西南陬至东南陬，取逆时针；《西经》为自西南陬至西北陬，取顺时针；《北经》为自西北陬至东北陬，取顺时针；《东经》为自东南陬至东北陬，取逆时针。这个叙述顺序就像是有两支考察队从西南地区出发，一队自西南至西北而东北；一队自西南至东南而东北，井然有序，十分规整。

　　《淮南子·墬形篇》在使用《山海经》的这部分材料时，虽然也分为了四个部分，但从叙述顺序上来看，四个部分构成的是一个封闭的逆时针体系，从而使其原始的地理参考中心也消没于无形了。

三、三星堆、《山海经》与夏代的真实性问题

　　众所周知，从先秦到两汉再到隋唐时期，大量文献均肯定大禹出自西羌（可参阅笔者《禹生西羌：夏族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据上文所知，汉唐文献均称《山海经》为禹益之书，《山海经》又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这说明以上三条材料逻辑自洽，是可以采信的。如此，便不能不又引出另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夏代的真实性问题。

北川大禹故里（图源：搜狐）

　　如何在考古文化去发现夏王朝，是中国人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肯定《山海经》的作者是禹益，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说明夏王朝与西南地区的关系。因此，笔者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对整个中国古史体系的理解。

　　在研究先秦史的过程中，由于笔者发现《史记》的历史体系与大量的先秦文献存在矛盾（参阅《重磅消息：三星堆再次发现六个祭祀坑，中国古史是否会被改写？》），而且像诸如三星堆、盘龙城、台家寺、新干大洋洲、金沙等重要的青铜文化在传统的《史记》体系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同时，笔者也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在《史记》体系中难以找到解决入口，因此，笔者在先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与《史记》的线性历史年代体系有别的历史年代框架。笔者把这个年代框架称为“夏与商周并行论”，内含“夏分三段”、“商分二段”、“唐虞与夏并行”等多个分论点。

石峁文化（图源：搜狐）

　　所谓的“夏分三段”，即指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三个不同时期的夏。其中，第一段指以石峁文化为代表的黄帝之夏，第二阶段指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虞夏之夏，第三阶段指以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后杼复国之夏。（可参阅《夏与商周并行论》及其续篇）

　　按照这一观点，大禹的生活年代即为三星堆青铜文化时期（即三星堆文化四期分法的第三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山海经》的作者及写作地域问题、三星堆与《山海经》的关系问题以及“禹出西羌”等诸多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考古文化、历史文献上便可以实现解释的自洽。

　　关于三星堆与《山海经》的关系问题，目前笔者已经发布了《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当〈山海经〉神话被三星堆文明证实，历史研究应当如何对待神话？》等相关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四、从三星堆文物看《山海经》的神圣叙事性质

《山海经》所记风俗情状瑰丽奇特，多蕴藏鬼神思想，具有典型的巫文化特征。比如，它记述的一些混合着人、兽、鸟特征的怪物，某一些可能是有原型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有一些则完全属于观念中的神物。

三星堆青铜人首鸟身像

　　过去，一些学者对《山海经》的这种特点往往很难理解，因此斥之为虚妄。但是，随着三星堆的大发现，那些鸟首人身像、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神物呈现在人们眼前时，人们方始醒悟，原来这些观念中的神物同样反映着历史的真实。这种历史真实，正是《山海经》的精华所在。吕子方教授说：

　　（《山海经》）书中那些比较粗陋艰懂和闳诞奇怪的东西，正是保留下来的原始社会的记录，正是精华所在，并非后人窜入，更不能因此而怀疑和否定《山海经》原本，以至贬低它的价值。[13]

　　赵殿增先生把三星堆政权称为“神权王国”，这固然没有大错。但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说，这种称法难以让我们与历史进行对话。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早期部族首领往往集王权、军权、神权于一身，这一点中西文明概莫能外。但是，深入地看中西文明的这种神权发展轨迹，又可以看出二者有着重大差别。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拿西方文明来说，他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是，在神权与王权地进行分离时，神权的地位在被不断抬升，人类必须唯神权是从，由此导致了西方式的宗教文化产生。而中华文明在神权与王权尚未分离时，采取的办法则是将自己的祖先进行神化，从而导致了祖先崇拜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境内那些存在人像遗物的考古文化，比如红山、石峁、石家河，都意味着那可能是孕育着祖先崇拜的遗存，而三星堆文化则把这种崇拜进一步提升，并将之导入了《山海经》的原始文本之中。

　　神话是历史意识诞生的母体。从各国的古典文献来看，早期史料都大量来自神话。在我国，《山海经》事实上也是《吕氏春秋》、《世本》、《帝系》等大量中原文献的早期史料来源。[14]对于《山海经》具有的这种史源性质，蔡元培曾有过精辟论述：

　　这部书固然以地理为主，而且有许多古代神话的材料，但就中很有民族学的记载。例如《山经》于每章末段，必记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状如怎样，其祠礼怎样，这都是记载山间居民宗教的状况。……（这类书）但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为政略上的副产品，不能认为科学的记录。在欧洲，自希腊历史家Herodotus记埃及人的风俗，罗马的大将凯撒记高卢人、不列颠人的风俗，也是这种记录的开端。[15]

　　就我国的文化发展脉络而言，我们可以把《山海经》的这种叙事传统称为神圣叙事。神圣，是一个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词汇。所谓神，就是天神、神主。所谓圣，就是人王、大贤。神、圣两个观念的结合，一方面对王者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其树立权威提供了契机。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纵目面具出土现场

　　从深层的社会动因来看，神、圣两个观念的结合过程，与“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形成明显具有共生关系。“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形成，为道家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基于“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仪轨制度，则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石。先民在频繁的巫术活动中发展出来的繁琐的巫术仪式，则成为了后世礼仪制度的渊源。

　　由此可见，《山海经》和三星堆实在是包含着大量的中国文化密码，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它。徐旭生先生说：“从史料观点来看，（《山海经》）为我国有很高价值书之一，而有此等价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16]今天看来，此言诚不虚也。

五、小结

　　尽管，我们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从考古文化中去指实大禹和伯益的存在，但要看到，《山海经》为禹书的说法确有坚实的历史背景。

　　三星堆具有的“神圣王国“特征，证明三星堆文化并非脱离中华文明主航道的陌生来客，而是与《山海经》具有密切联系的反映着我国祖先崇拜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考古文化。传世文献中累次出现的“大禹出西羌”的记载、《山海经》反映出来的以成都平原为天下之中的特征，都无不提醒着我们，要揭开《山海经》的更多秘密，要解决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三星堆是中国古史学界绕不开的一个重量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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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研究笔记（二）》，《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24日。

[3] 《山海经传》，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

[4]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597页。

[5] 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6] 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第484页。

[7] 《通典》卷174《古雍州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4562页。

[8] 朱熹：《朱子全书》第19册《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2-204页。

[9] （清）张海鹏辑：《学津讨原》第12册，广陵书社2008年，第669页。

[10]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第314-316页。

[11] 金荣权：《〈山海经〉作者应为巴蜀人》，《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2]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6-184页。

[13] 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14] 潭洛非，段渝：《论黄帝与巴蜀》，《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5] 蔡元培：《蔡元培民族学论著》，中华书局1962年，第2-3页。

[16]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