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类学教授潘天舒：“美国式心理疾患”输出全球，有时它们未必存在

摘要：人类心理、意识和精神研究原本就具有文化多元性、历史和区域差异性，它们不应该被标准化和专业化的话语抹平

新冠病毒侵袭的身体可以计数，受疫情冲击的心灵难以计数。

不久前，联合国发出提醒：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引发一场重大的心理健康危机”。世卫组织心理健康与药物使用部主任德沃拉·克斯特尔说，围绕这场疫情的隔离、恐惧、不确定性和经济动荡都会导致心理困扰，“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受到这场危机的严重影响，急需引起重视。”

在不断变动的情境下，我们该如何自处，越过“焦虑”这座山？

上观新闻：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可以如何分析焦虑这一社会情绪？

潘天舒（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几年前，我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的邢婷婷老师共同合作了论文《焦虑的个体与非制度性意义体系》。其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星座、塔罗、八字、面相等占卜术作为迷信文化的残余，本应被年轻人抛弃，但如今却在部分城市年轻人中颇为盛行，这是为什么？

他们未必真的全信。一个直接动机是现实的困惑。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中国逐渐崛起，全社会都在经历一场由经济转型和流动分层所驱动的巨变：

日趋多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一方面给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让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存在性焦虑”。

我们在研究时注意到：有人说，研究生毕业时，回老家还是留在上海，他为选择而焦虑；

有一位女孩说，自己30岁出头还是单身，周围这个人说“你当心这辈子嫁不出去”，那个人说“没必要委屈自己屈就男人”，她也因此而焦虑。

“多元化”意味着什么？一方面，社会提供的选择机会多了；另一方面，针锋相对的声音也多了。每一个个体夹杂其中，无所适从，由此产生个体的焦虑。

上观新闻：除此之外，我们还容易陷入哪些令人焦虑的情境？

潘天舒：比如，时间焦虑。人们在观念上认同“又快又好”“以快为先”，“慢”就是“跟不上趟”。

访谈中，有人说自己是个慢性子，“这个时代一直强调快，但我就是快不起来”。眼看着别人都风生水起，自己开始感到自卑。

青年人从小就被灌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追比赶超”成为一种思维模式；进入社会之后，“凡事要趁早”，快速高效的理念不断鞭策青年一代，当获得较为缓慢，心里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成为长期焦虑的来源。

又比如，生存秩序的原子化。企业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包揽一切的单位，“原子化的个体”失去组织依赖，也会产生焦虑。这也能解读为何当代青年人往往会通过其他途径“找到组织”，比如网上各种小组、粉丝圈等。

再加上高度的流动性令人难以建立归属感。长年外出学习生活的人可能不再完全认同家乡，但家乡的痕迹又使他们不能彻底融入新的环境。

凡此种种，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个体性的焦虑情绪。它们并非全是病理性的，而是更加渴求得到文化和生活上的回应。如果有人认真倾听或鼓励，在某个场景下便能感受到理解和共鸣。

上观新闻：对待焦虑等情绪，有时候未必需要从“病理性治疗”入手？

潘天舒：是的。焦虑有不同表达方式，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在社会医疗化的语境中就有可能被当成“医学事件”进行专业诊断和分析。

在人类学者看来，生命周期中个体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必然会伴随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反应。人从出生、成人、嫁娶到死亡所经历的一系列身份转换，被称为“过渡仪式”，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中。

此次疫情让这种生命“过渡仪式”的感受更加鲜明，包括身份转换、不确定性、不安全感、找不到归属和依赖等等。但归根结底，这种焦虑可能还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是每一个身处“现代性”的人都会遭遇到的，是生命的常态。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焦虑在不同文化里有不同表现。上世纪初，著名人类学者米德在《萨摩亚成人》中指出，当时处在社会剧变中的美国青少年的焦虑和代际冲突，在文化环境迥异的萨摩亚岛，几乎不存在。

上观新闻：您曾经提过伊森·沃特斯的书《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其中有一个观点：有些心理疾病，可能是被全球化条件下西方精神病学理论的强势输出所“制造”和建构的。

潘天舒：从医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确实如此。

这本书主要围绕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展开。《手册》是发达国家精神医学专家以处在第一世界的精神疾病患者为诊疗对象，研究编写而成，首版于1952年，此后成为业内“圣经”畅销全球，成了全球精神疾患的分类和诊断标准。

然而，它同时也把“美国式的心理疾患”传到异国他乡。而这些精神疾病原本未必存在。

比如，2004年席卷斯里兰卡的飓风刚过，西方专业人士判断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案例在这一地区将有爆炸性增长。NGO组织蜂拥而至，在斯里兰卡设立了心理咨询站点。

在西方，参加过战争的老兵经常受到PTSD病症的折磨。然而斯里兰卡当地人的文化信仰、灾后抑郁情绪的认知与西方人有显著差异。在西方行之有效的PTSD诊疗法无法超越文化界限。当地人更需要重建家园的建筑材料，而不是随处可见的心理咨询师。

事实上，人类心理、意识和精神研究原本就具有文化多元性、历史和区域差异性，它们不应该被标准化和专业化的话语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