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vs浙商，谁比谁更优秀？

粤商和浙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两大区域商人群体，也是改革开放后颇具活力的两大商帮，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创造出了无数的辉煌。

2019年所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排名前十的富豪当中，粤商占了4个，而浙商则占了3个！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排名前十的富豪人物之中，有70%都是来自粤商、浙商。

粤商、浙商在全国的成绩如此亮眼，那在这两者之间，哪个会更加优秀？

01 追根溯源 细数两大商帮的同与异

实际上，粤商、浙商的诞生都有共同之处，自古就有经商的基因和天赋。

远在秦汉岭南文化萌发时，粤人就已经出现了较浓厚的“重商”文化。早在西汉时期，广州已是南方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地；宋时，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明时设立了“十三行”；清时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之地。

而浙江在唐代就已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和温州均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两宋以来，浙江更成为了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明代以后，浙江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强烈的求富意识和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逐步形成。

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及在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铸就了不一样的两地文化。

浙商主要由温商、台（州）商、宁波帮、义乌商人、杭嘉湖商人等构成，从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浙商就已经开始参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了。那个时候的代表人物是胡雪岩。而在民国时期的时候，江浙财阀不仅在工业上长袖善舞，还逐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可以说，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从小时候开始就融入到骨子里的。哪怕是去菜市场卖菜的年轻人，他们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浙江经济非常流畅地继承了历史上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这种浙商文化体现市场经济原发性和国民性的“个众”特性，浙商的“个众”主体具有对市场获利机会的敏锐性和竞争性，以及个性与共性、刚性与柔性统一的“方圆”特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人就开始了自己的全民经商，并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独特现象。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有不少有些企业家都是从浙江走出来的，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马云、陈天桥等。

粤商主要由客家、潮汕和广府商人组成，粤商成功的文化基因及商业精神源泉在于岭南文化商、新、实、活、变等特征。粤商重利不务虚而敏于行，摒弃了“耻言利”的传统意识，强烈的功利主义使其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看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办事节奏快、效率高。同时，广东人在观念、意识和行为等方面先知先觉，如最早从事第二职业、将跳槽和“炒鱿鱼”视为平常。正是粤商“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使曾经的“蛮荒”之地成为如今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广东人打通了产品的海外销售网络，鸦片战争时期，广东去往澳洲的航线也打通了，使得广东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了，为中国商品全球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的情况下，粤商发挥“借鸡生蛋”的变通精神，借助于优惠的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充分利用外资、技术和人才，率先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确定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形成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从而成为全球瞩目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02 知己知彼 粤商应该向浙商学什么？

粤商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交往、对于近代民族资本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贡献，其形成的浓厚文化和经商氛围，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发展。当国家经济建设进入新时代，广东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经济的调整与转型，在这过程中，广东企业渐渐暴露出自身的一些短板，例如对品牌意识薄弱、对国内市场理解不足、对互联网认知不够等等。而在这些方面，浙江的发展比广东更为优秀。

现在说起浙商，大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很多人会有疑问：温州、义乌都是交通不便之地，也不是重要的生产基地，资源匮乏，为什么能培育出中国最活跃的私营经济和专业市场呢？

一言以蔽之，被闭塞和贫穷的环境逼出来的，无路可走，从小生意做起。其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草根”精神，成就了浙商。

1984年义乌新马路小商品市场

虽然浙江没有大工业，但是浙江把小生意做到了极致。浙江的“小生意”以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聚集在一起，生产同一种或同一类产品，形成一个个产业集聚区（或者说块状经济），集聚区内分工精密，通过专业市场密切联系，既有适应市场的灵活性，又有聚集起来的规模效应，从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以台州摩托车行业为例，台州有上千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每个企业规模都不大，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甚至只生产一种螺丝钉，零部件专业化生产水平相当高；而千家万户通过专业化的市场联合起来，整个台州市就俨然成了一个特大型的摩托车生产集团。

集群经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聚集等方面。浙商在生产定位方面的高度分工，每个企业定位于最适合自己的价值链环节，各个企业之间的充分合作构造成完整的价值链。现在，浙江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小商品世界。所以虽然只是“草根”，但由于其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如今已蓬勃发展成“参天大树”。

图源：吴晓波频道

同时，还有浙江人的创新精神，义乌创造了很多个第一：中国所有县市中第一个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的，发出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这就是人的创新精神带来了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形成了利益的洼地。浙商就这样开拓创新了无数城乡市场，从而出现了“无浙不成市”的“浙江现象”。

在新时代，以传统产业为支柱的浙江产业，已经开始了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发展态势。1999年，浙江省GDP只有5400多亿，而2017年时已经高达51700多亿，增长了近9倍。这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林立、一条条地铁高架蔓延、一个个通信基站铺设，都源于浙江人一次次的勇于创新。

2019年12月，备受关注的《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重磅发布，正在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杭州位居全国第一。2020年，浙江将实施数字产业“百千万”计划，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2万亿元。靠着“民营当家、政府辅助、自主产权、应用为主”的十六字方针，浙江再次立足于IT时代的舞台。而千年古镇和互联网跨越前年的邂逅，却也丝毫没有违和感。数字科技已经宛如一条条穿梭的小河，一座座横跨的石桥，成为浙江必不可缺的要素。

如今，浙江除了知名小商品集散地，还汇聚了世界知名的科技企业。看准城镇化和安防需求的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已成为国际安防双子星；为金融系统做开发支持的恒生电子、同花顺，已成为金融科技的代表。宁波人丁磊也把网易研究中心落地在了杭州，并定义这里是创新的孵化基地。

浙江扛起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使命，勇立数字经济发展潮头，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加速器。

03 立足“三浙” 深入学习实现新发展

“浙江是电商最发达的区域，传统企业如何更好地适应新经济环境，加快转型升级，浙江的民营企业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希望与浙江企业交流、学习先进经验。”有广东企业家如是说到。

国家提出了要壮大数字经济，这在未来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广大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大有机遇、大有可为。对广东企业来说，向浙江学习充满了合作机遇，尤其是浙商在新经济领域创新变革的成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立足广东未来发展趋势和广东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求，结合浙江、浙大、浙商“三浙”优势，依托浙江大学百年名校高端教育培训资源与浙江省数字经济领域资源，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特在全球新零售创新发源地——杭州，开办广东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浙江大学）研修班，组织粤商赴浙江大学学习数字经济关键“密码”。

研修班根据粤商的特点和需求，充分结合浙江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秀经验、以及浙江大学名校特色与优势，精心设计了课程体系，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主线，以此来提升企业家的战略思维高度，打造管理能力深度。

除了课堂学习，还将带领学员走进浙商标杆企业进行生动的现场教学，帮助大家将学习到的理论更好地运用到推动自身企业发展的实操中。此外，特别加入“私董会”环节，引导学员将“私董会”的学习模式带回企业，帮助企业解决更多经营实际问题。

广东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浙江大学）研修班，旨在帮助粤商理解产业形势，把握当前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最新趋势，培养数字经济、新零售领域领军企业家，推动广东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