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长沙人的阅读往事：如何搞到一本好书？

阅读一词含义很广，是生活中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也是人精神需求的媒介，即使是不识字者也可读山、读水、读人世百态，如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阅读”二字，阅是目治、心治；读是口治、耳治。眼看和口诵，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特点。眼看，重在思考和理解；口诵，重在感受和体味；二者互有影响，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要阅与读兼顾，心、眼、口、耳并用，这是语文学科特殊的学习方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人的精神需求是离不开阅读的，才有今天的“世界阅读日”与“全民阅读月”的倡导。

当下，人们的阅读方式正处在变革之中，传统的纸阅正在被风行的数字阅所替代。然而，纸阅时的感知却是冰冷的数字阅无法替代，也是叶先生所说“感受和体味”。

传统的阅读曾留下很多故事，从匡衡的《凿壁偷光》，孙敬的《悬梁刺股》，到近代的《华罗庚猜书》、《闻一多醉书》轶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进入数字时代来，习惯于刷屏，打卡在声、光中享受阅读快意的人对传统阅读有点渐行渐远。当纸阅在视线中淡化时，把老一辈长沙人的阅读往事讲出来，也许是老长沙人的精神寄托和城市记忆，也是这座古城中人的阅读生活记实。

多门道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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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文学创作的丰收季节，一系列的中外小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那时的学生生活很简单，而课外活动最大的享受莫过于看书。想看书，乃至想看自己喜爱的书，真还得费上一些功夫去寻书。

学生时的我大体有如下几种办法：上新华书店蹲位看书、到学校图书室借书、和有书的同学以书换书或者去租书铺租书。当然还有买书，那是寻书中最快意的事，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却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办到的。

由此，如何搞到一本好书都得因人而异，蛇有蛇道，龟有龟路。

新华书店关门早，而白天要上课则只能在午间休息时去溜达一下，得来去如飞，而且店内架上的书不得有半点损坏。学生的手大多不干净，弄脏了书会逃不过女营业员那厉害的眼睛，这不是我的首选，所以去书店的目的只是对新上架的书进行条目似地搜索，侦探一方，盘算一下值不值得花力气去弄来一阅。

曾经的五一路新华书店

学校的图书室书少人多，破损缺页是常事，好不容易借上一本往往看到要紧之处则页去书空让人叫骂不止，真还不韵味。

家中有藏书的人大都惜书如命，轻易不肯对外借出，拿出来交换也得自己有书的本钱。我那老外公的确从祖上留下了一点东西，大多是字画器皿等，全在文革“破四旧”中销毁，而一些线装书如《麻衣相士》《梅花易数》《推背图》对我来说有如天书，既看不懂也无半点兴趣，当然失去了交换资本。

余下的途径只有租书看了，租一本看上一天也就两分钱，但这个价能吃一碗白米稀饭外加一小碟油萝卜，足可当成上学时的半餐早饭，如果每日花两分钱用在租书上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做到的。

这样，不花钱想看书，在寻书方法上得想办法，于是我有了用劳动去换得看书的点子，那就是给租书店打工。

打小工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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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长沙最繁华之地——上坡子街，街上有一家上海人经营的“南京图书店”。老板姓聂，店有约20来平米的铺面，其营业间正对路面的是一排风门，门上棋盘型的玻璃片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图书封面，对过路的人极有吸引力。

店内四周全是直到屋顶的书架，满满的书全无封面，清一色的深黄色牛皮纸包面，上有聂氏图章和工整的聂氏楷书书写的书名和编号。铺面中间有一排排高约一尺的长条凳，能坐上十多个小孩子看小人书。

在店铺的上方有一棉布制的人工摆扇，用竹片夹住棉布的上端，通过绳子拉动让棉布作摆幅运动来产生风。于是我便成了那给阅览者打扇的小工，每晚打两小时扇可租用书一天，且在拉扇时也可看书，在当时的确是一件难得的好差事。

从进初中到文革开始，我在该书店断断续续看了好几年书，不花一分钱在书的世界中逍遥了一回。

聂老板生有五个女儿，且生下来时头发黄的居多，一个比一个漂亮，满街的人都用“五朵金花”来替代他家的称呼。他们是下江人（那时泛指：南京、上海），生活习惯和做派同长沙人不一样，说话声小，极爱卫生，讲究打扮，经营生意“算盘”高人一等。

由此，街上的非议也多，大都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那种市议，一说是聂的女儿是二毛子杂种（混血儿长得漂亮），二说聂老板是伪军官，当过某军阀的文书（文化人当时是臭老九）受政府管制，总之是让他很难融入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沙市民生活中。

但我却很喜欢他，他对小男孩特别好（可能是没有儿子）。说到书他肚子里有货，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明白人，他常能给我指点先阅、必阅的书，像我们这样常来的学生崽可以不收押金两毛钱，所欠的日租金也可按月结算（其实是他的经营之道），同他打工时可把借得快的书（现在叫畅销书）先给自己留下，先睹为快。

但我还是抱怨聂老板有意把书撤开成几本，用牛皮纸装订得十分规矩，看似厚厚的，其实全是无字的纸，往往租上一本看不到几小时就完了，还得花钱去租撤开的第二本，所以背地里常骂聂老板是“周扒皮”。但骂归骂 ，散学无家庭劳动时我必是书店的常客，也耽误了一些家庭劳作，为此，父亲还找上门同聂老板大闹一了场，两个大人吵到几乎动了手，搞到坡子街派出所进行调解，惊动了满街的熟人。

六七十年代的书店（网络图，仅供参考，非文中所述书店）

文革一开始，聂老板的南京图书店就只能关门大吉了。失去了看书地方的我好用听评书来弥补。那时的评书人，评弹说唱向用长沙话，老的历史话本也渐入新风，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同“舒三和”一样齐名的民间评书高手（现在热捧的本地笑星大都打上是舒三和的第几代传人来说明自己正宗），他们之中有欧阳德林、廖逵、黄桂秋等。

街巷的书棚挂牌评书，场场人满为患。话本如《三国》《封神榜》《包公案》《施公案》《杨家将》《岳飞传》《济公传》《三侠五义》等，后开始改为《烈火金刚》《林海雪源》《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特别是《烈火金刚》是章回小说的体裁，对评书人来说是最好话本，说的精彩，听的传神，又的确对了老一辈听书人的口味，在当时曾造成过轰动效应。但听书也未风行几个月，随着“破四旧”而灰飞烟灭。

记得当时中和街上的谢记茶馆老板偷着开棚讲书，晚上场是《济公传》，正讲到“济公巧捉华云龙”的时候，联防队员突然破门而入，捉住了所有听书的人。处理结果是讲书人黄桂秋与茶馆谢老板全关进了联防队，而一众听书人全部用车拉到劳动广场跑圈子。按长沙人的讲法是“个个整得笔直的”，从此后讲书听书的全部消失了。

茶馆评书（网络图，仅供参考）

遇奇缘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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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革运动初期的新鲜刺激感能掩盖学生崽对知识和书的渴求，但一旦步入文革后期的逍遥派行列，精神上的空虚使人对书的渴望变得异常强烈，阅读与藏书都变成极为隐蔽的事情。

我哥哥当时在湖南大学电器仪表专业学习，文革武斗使河西的大学生来了一次胜利大逃亡。他的一位河南同学只身回家时不方便携带即把一整箱教科书寄存在我家 ，那只小木箱就搁在我家老屋的楼上。

按家规家中的孩子是不能翻看别人寄存物件的，所以一放几月，无人接近。恰巧，一天天降大雨，怕屋漏淋湿损坏别人的东西，妈便叫我去翻捡。

我把它打开了，就那一次偶尔的机会，让我步入了高校那神圣的殿堂，所学过的基础知识登上了另一个新的高度。箱的上面是樊映川著的《高等数学》和《习题集》，里面还有《工科英语》《 高等物理学》《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等大学教科书，因停课闹革命尚未开设的专业课本如《电器制造学》《机器零件》《机械原理》《线性代数》等书全是崭新的，打开时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墨香。有意思的是教科书的下面全是《电世界》杂志，从建国创刊以来一本不缺，整整齐齐。

（网络图，仅供参考）

这次偶然，对我来说是得了一箱宝贝，要知道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实在低得可怜，数学仅学完“三角”，听哥哥与同学谈“解析几何”解题的乐趣时如烟似雾，英语语法中连时态都未学完，单词掌握数不足两千，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们进了牛棚，耍学习得一切靠自己。

自学是吃力的，好在高等数学和高等物理都有解题过程的书，多做几遍也就无师自通了，英语就难倒了我，没有老师（哥哥是学俄语），基础没打好，至今口语和听力还是一塌糊涂。

就这么一箱子书，而且是别人寄存的，虽违家训，据为己有很不道德，但它让我获益匪浅。几年后，我考工大、考干、考职称都是轻而易举地面对，还能名列前茅，别人都认为我聪明，有神来之笔，其实是那自学时打了底子。文革刚结束就靠从《电世界》那几十本杂志中学到的知识自制电视机成功，率先享受了一方不是寻常百姓家所能看到的电视画面。

逢动乱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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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最疯狂的1967年秋，长沙南郊金盆岭上的“水利电力学校”（现长沙理工大学金盆岭校区）内留守的学生，在洗澡间沐浴时发生了一起炸弹伤人事件。据说有人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澡堂，炸伤了守澡堂的工人，而正在沐浴的男女学生们则在爆炸声中，惊吓得忘记了自己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从硝烟弥漫中跑了出来。

我所就读的中专学校就在该校的附近，消息很快传来，因人们对武斗中的死伤现象早已麻木，而对男女学生赤身裸体满世界奔跑的新闻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当时的社会男女性事风气未开，谈性色变，但正处青春期的我们在荷尔蒙的驱动下对这一事却倍加关心。

当时有不少同学在设法打听该事件中是否有自己的同学在场，在爆炸和硝烟中是否看到了想看的东西，至于别人是否乱说一通却全不在乎，反正能满足那年青而又冲动的心。

在他们的煽动下，第二天我即同他们前往该校看现场，结果是想要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全没有，只能扫兴而归，但我却无意中又得到了一次相当大的收获。

由于南郊武斗的惨烈，学校校舍大都空置，加上先一天的手榴弹扔进了洗澡堂，所到之处全是人去楼空。

扫兴而归的同学因各人有事并相继散去，我一个人继续在校区溜达看大字报上的评论。

原校区内运动场一角（1977年老照片）

此时，当我路过一面积较大的平房时，发现临路背阴处有两扇大的木窗洞开，沿着窗台到地面的天沟里散落着几本书，我无意识地捡起一本翻看，立马吸住了我的眼光。

那是一本用天蓝色硬纸简易装璜的书，由湖南省参事室编著。我曾有大院子弟的同学，大凡他们从家中偷看了这类书，在闲谈时给我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感，神秘得不得了，莫说看到书 ，就是听他们胡吹一通也是一种待遇（有点像现时高干们阅读的大内参）。

今天就这么走运，让我不期而遇？我有点紧张，还有点不自信，环看四周，静静地没一个人也没有一丝声息，只有随风飘来的几声不知名的鸟鸣和似有若无的细细秋雨。我急急打开书的目录，映入眼帘的是“民国宝庆县（现邵阳市）黄金案始末”“文夕大火纪实”……等。要知道，这些发生在上世纪初湖南的军政历史事件，均由经历过的时政要员书写，作为史料保存，对外绝不公开。

恰巧就这么不经意地散落在跟前，是有人在抄家时搞不明白随随便便地抛弃，还是从这洞开的窗中取书时的丢失，我感到有些困惑。

窗台离地面只有一米多高，被秋风吹开的布窗帘处黑糊糊的，看不明白。但我果断地判定这栋平房不是宿舍，因四周没有人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即用手扒开了窗帘，一排排的老式书柜立即露面在窗帘之后，毫无疑问，这平房就是该校的藏书处。

进不进去呢？我拾起两本未被细雨打湿的蓝皮书徘徊在窗前。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世上难有入宝山而空返者，面对藏书室那巨大的诱惑，我再也没有迟疑不决，从窗台上打开的窗口跳了进去，直入室内。

因其它窗从内用木条全封死了，我把不明原因打开的两扇窗的窗帘拉开，瞬间室内光线充足，背对背排列的老式书柜摆放得十分整齐，灰尘很厚，绝对有很长时间无人过问此处，但书柜玻璃门上全用某红卫兵组织的封条交叉封严，透过玻璃可见各种类型的图书。

靠开窗的几架书柜门玻璃已碎，散落一地，其上的封条已不知去向，肯定有该校知情而又胆大者捷足先登了，用破四旧的方式拿走了他所需要的书。

我走近仔细看，发现柜内所存书不是文史类，也证明窗外的蓝皮书不是从这里破柜而出的，那几本文史书存放在藏书室的何处，慌忙之中我也弄不明白。柜门的玻璃已碎，柜门自然无用，所以柜内的书则可由我来按需取之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全是我想看的小说，那时学生看小说有讲究。如“三花”指《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要看全了才能讲，而《林海雪源》一书阅后还要看曲波所写的《乔龙飙》和《区委书记》，才能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姚雪垠所著《李自成》仅发行了前几本（后几本是文革中在江青的授意下完成，因把高夫人写成高、大、全而受批判），能看到的人就不多。至于凡尔纳的科幻系列，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大仲马、托尔斯泰等老外的书要看就更不容易。这些书我大都差上那么一至两本就看全了，现在都摆在眼前的书柜内，伸手可得，如梦幻一般。

那时的心特纠结，机不可失，不拿白不拿，但拿吧，又不能贪多，书多了太重，拿不动。

我就这样像一个阅读者一样沿着成排的书柜来回察看着，内心不停地盘算着，如乡下的老农不停地打着心中的小九九。

四周如死一般的安静，整个校园，整个世界似乎都忘记了这个藏书室的存在，当然也忘记了我这位不速之客。

至今，我真还不相信我那时的胆有那么大吗？可能是年轻气盛吧。最终，理智战胜了自我，决定对未开启封条的柜内书不动它，在已开封的柜中选，除两本蓝皮的湖南省参事室编的书外，选取了一本但丁的《神曲》，一本《十日谈》，一本《80天环游地球》和仅有的两本《李自成》，我满载而归了。

拿（偷）了书后的几天里，我不敢声张，小偷般地恐慌着，有时又躲藏在家的小阁楼上边看边偷着乐，庆幸自己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书，有了同别人交换的本钱。然而，偷来的东西总是放不长的，这些书在后来的几年中也相继由好友借看不知所踪。

意外见手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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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74年春，我由车间的班长提升为排长（现称工段长，那时是军事化管理）。那年的倒春寒使天冷得厉害，四处透风的车间让人无法进行生产。于是，以班组为单位在废弃的油桶内燃烧木条取暖，烤热一身后再工作成了不定之规，因此取暖的木条便成了大家的抢手货。

那些取暖的木条来自废弃不用的包装材料，大都由班里统一保管，哪个班收得多，哪个班烤火取暖的时间就会相对长一些。

一天，一位班长向我反映，他们班好不容易动员大家在全厂范围收集来的废木条被人偷了不少，要求查工具柜，找出偷木条的人。

我所在的冷焊车间具有做工具柜的极好条件，几乎每个班都有一至两个公用的大铁柜，这些柜名为存放一个班公用的大型工具，实为藏匿做私活的用品，如有做台灯的机玻璃板，可做打毛衣钩针的不锈钢焊条，做蜂窝煤模的无缝钢管和做刀具的合金钢锯条。

这样，查工具柜是亮各班的家底，不是小事 ，极有可能引起冲突，我考虑一下说：“木条谁也没打记号，就是查出哪个班多一点也不能说明是偷的，你们班长都不参加，我一个人来查，硬是有多的班拿出来作贡献，反正吃不得，好大的卵事，就这么搞！”那时的工人特纯，服从意识强，也没有多说并各自去开柜等我来查。

查来查去，木条倒没有查出谁的拒存的多（估计是外车间的人顺手牵羊了），我则在最难管的安装班铁柜中发现了一手抄本书。

当时，该班班长一边开柜，一边不停的骂着：“妈妈的，拉屎不出怪地，冒得板子烧，冻死了叶卵，咯柜的锁是假的，藏不住东西，我们班谁都清白，要看你去看，我懒得管。”骂完转身就做事去了。

我打开柜，一股汗味扑面而来，用过的破旧布手套有一大堆（板金工的布手套一月才两双，破了要回收补好再用），我怕他们搞明堂骗我，把板子藏匿在破手套中，便将上面约尺余厚的全翻了下来，忽地从又脏又臭的手套堆中掉下一大本稿纸打在我的脚上。那是用上世纪六十年代通用写信纸装订而成的书，可能看的人多，纸面已发毛，但装订的小麻线很结实，书页也没有松动。书封面上有用墨笔书写的《归来》二字，无作者亦无单位，约200多页全部用手工抄写，字迹生硬，没有美感，但很容易认，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的手抄本书。

《归来》手抄本

我对书的识别有一种本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连忙猫腰把它夹在工作服内，拍拍手关上了柜门后向那班长说：“太难闻了，柜内要多清扫一下，你们班那个人丢了书要他来找我”。说完转身离开了生产现场。

下班回到宿舍，仔细翻看，则难以止目，很快被书中的人物所吸引。

几天后我便知道那是一本上层批示必收的禁书，因是禁书，所以书的主人也没有来找我要书，看完后我也不敢久留，主动交给了工作组。

周休回家与同学聊天，他们中有大院子弟，吹起牛来天花乱坠，我也从中获取了有关手抄本的一些信息。

《归来》一书的作者叫张扬，长沙知青，大我们好几岁，因其母曾在高层领导手下工作过，书中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描写有一定的背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素材，该手抄本还有一个名称为《第二次握手》。同学们说张扬因写书而获罪，不知道关在何处可能会处极刑（打倒四人帮后，才知同学们当时的消息很准确，他的确因该书判成死刑未执行，留下一命，打倒四人帮后，该书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不久又改编成电影，风动一时）。

《归来》手抄本书流传现象在网络世界的今天，新一代人是无法理解的。20多万字的书因禁连最原始的手工油印机都不用，纯手工抄写，地下传看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只有经书、家训、密方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在文革中对广大逍遥派而言却很正常。

往后，我通过一些渠道还看了《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手抄本书，只有《少女之心》闻其名而未识其真面目，想来也不会超过当前网络上用身体写作的那些人的作品，只是在那个年代中所产生的一朵逍遥浪花。

《一只绣花鞋》手抄本书

手抄本书《一只绣花鞋》对我的影响较大。在文革中的“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中，工人们所居住的没有电风扇，没有烤火炉的单身宿舍，在冬夏两季之夜是漫长的，也是难过的，所以加班对工人们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享受。可打发无聊的时间还可吃到两角钱一份含几片肉的加班餐。然而在没有加班加点的日子里，工人们只能夏夜席地在屋顶平台上，冬夜围坐在棉被中，听人讲故事。

我是工段长，当然的召集人，也是故事的主讲人。把书棚里听来的东西再倒给同事们不是很费力的事。看了手抄本后，这只“绣花鞋”解了我的难，我使了点小聪明，因手抄本是不能大张旗鼓地讲，我只讲故事的主线，编进了我自己对福尔摩斯探案中一些情节的理解，多设几次悬念，多来几回书接下传，听得他们同槟榔宝一样醉了。工人们上班干起活来都分心，时不时地跑来问我某人的结果如何，按他们讲是把我当爷看，好茶、好烟（大前门烟）我先用，有人帮买饭，有人帮洗碗，那还真过的是逍遥自在，神仙般的日子。

古城长沙人的阅读历史厚重，传统阅读方式已根植于老一辈人的心中。我相信在数字时代的高歌猛进中，传统的阅读精神同样可在新事物中永存。

作者 | 黄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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