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风物志丨行走在碧泉和隐山之间

湘潭在线6月15日讯（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成青）隐山是在唐代崛起的佛教名山，碧泉是在宋代兴起的理学名区。行走在碧泉与隐山之间，不止欣赏其中的山水静趣，更会领略到其中的文化奥旨。 900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在走着这条路。

珂理桥——连接碧泉与隐山的石拱桥

从隐山东北乌石峰西麓南来的一条小溪，与隐山山下发源的隐水，在黄荆坪东的小山下相会，继续向东南方向流去。著名的隐山八桥中有七座横跨于隐水上，唯一一座不在隐水上的便是位于这条小溪上的珂理桥。

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嘉贞，时人美称其所居为鸣珂里。珂为美玉，环佩和鸣，这是多么优雅的处所。或许隐山的珂理桥就名于宋代，人们借此以美喻落籍于此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不过当时应是叫做珂里桥，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清康熙刊湘潭县志这样的记载：“珂里桥：县西南一百里隐山之下，以宋胡文定公父子常游此而名。”后人或许不解其意，渐渐地将珂里桥写成珂理桥了。不过，何须细究，珂理够优美了。

珂理桥是当年胡安国父子来往于隐山和碧泉步行或肩舆必经之道。在排头乡从事文化工作数十年之久的谢赞坚介绍，这里曾是车马喧嚣之地，胡氏父子常在此桥上小憩，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

胡安国父子居住、著书、讲学在碧泉，他们为什么要经常来往隐山？是寻幽揽胜？是求神拜佛？抑或是别有隐情？

坊间曾经流传有胡安国偕张栻游隐山的诗，题中还有“命宏儿牵手”之字。其实胡安国去世时张栻不过是尚在四川的两三岁婴儿，待到张栻成年后第一次来碧泉拜胡宏为师，几个月后胡宏便过世了。因此胡安国这般游隐山完全是伪造之作。如果是求神拜佛，则更加荒诞无稽，殊不知理学之湖湘学派，其学理就是辟佛崇儒，更不可能屈尊反就。胡寅在《先公行状》中记载，其父“壮年尝观释氏书，亦接禅客谈话，后遂屏绝。”

不认同佛家之旨，并不证明儒家不与佛家来往。胡安国父子刚刚在碧泉住下，第一个正式拜见的客人就是当地一位高僧。胡安国在碧泉生活前后八个年头里，他与隐山的高僧曾有着过从的交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安国来居碧泉第二年的十月一日，他的夫人王氏突然去世。王氏死于碧泉，为何葬于隐山？是佛寺捐地还是胡家购地，今天已无法追踪，但讲求堪舆之说的儒家传统，这里的山水形胜肯定起了作用。胡氏来到碧泉，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在这里定居。先人死了，只是暂厝，还在等待时机迁葬还闽。等到六年后胡安国也离开人世时，无论是时势还是人力，再回祖地已不可能，于是胡安国的遗体便也被运来隐山，与夫人合葬。临终前他交代儿子胡宏，要营造家祠，这时他已定下了将家族定居并拓展于此的决心。若干年后，当胡宏也离世时，他同样葬到了隐山。

尤其使我们惊异的是，胡氏族谱甚至记载，胡安国“葬隐山寺上，午向。辛酉，改葬珂里桥上，木星开阳，亥向。前有元辰水池。”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胡安国墓于宋绍兴八年戊午（1138）初葬隐山寺上，而在宋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改葬珂里桥之上，这一记载可靠吗？

胡安国的墓地是依夫人之墓吗？这个墓地是胡安国生前自己的选择吗？这些都已无关紧要，因为珂理桥既是胡安国生前来往碧泉隐山的必经孔道，那么此后更是整个胡氏家族礼敬先人不能割舍的徘徊之处。

珂理桥静观世事变迁，如今桥头的古重阳木依然浓荫如盖，桥面的青石板却早已被汽车碾压的沙石与沥青替代。一代先哲的求索之路，是一条通向希望的信仰之路，是淬炼湖湘精神和文化的修行之路，而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后世的血脉。

文化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

清康熙间湘潭知县赵光耀在《隐山胡文定公墓记》中记载：“山下有寺，宋天圣间，僧虎溪居之，灵迹屡著，后堕劫灰。时文定公自碧泉来游此，见寺宇颓圮，因而重修之，给田百馀亩以供僧。由是往来其际，与寺僧法赞相唱和，咏南泉，题珂里，颜其寺曰‘慈云’，表其山曰‘隐山’，山以隐名自文定公始也。”

隐山的本名为龙山、龙王山、龙穴山，原来改名为隐山还是出自胡安国。龙山和尚是一个名世的大隐者，胡安国来到龙山之区，自然会触景生情。他虽仍处于世中，但却因朝内的党争而不得不远离中枢，这不同样是世间的隐者吗？将龙山改为隐山，切合了“泥牛入海”的公案，又浇出了自己心中的块垒。

胡安国父子与隐山寺庙的僧人唱和，是可能的事，但其本人是否给寺庙捐助了田亩则尚可存疑。胡安国一生屡遭战乱，四处迁家，住宅屡毁屡建，估计余钱剩米也不会多。去世前所得朝廷的特赐，也是全数付给了远在崇安的犹子胡宪，由他张罗在老家置产以供祀祖。胡寅当时给他人的信中说：“人生不可以无寝庙也，即欲结茅数间，族众不可以吸风露也，又欲买田二顷。然侨寓力薄，无由可成。”

宋明理学本身就是在唐宋以来佛教兴盛、危及儒家正统地位的情势下产生的。一批痛感危机的儒家代表性学者奋起批判佛说，阐发新的儒家理念，以求振兴文教，挽救世风，复兴主体文化与清明治象。胡安国父子莫不如此，胡寅更有著作《崇正集》，直批佛家之诐，而崇儒家之正。胡安国临终前，“遂不复语。泊然委顺，敛以深衣，不用浮屠氏，皆治命也。”遗命如此，当难有在隐山寺庙纳捐之举。

但是，到了唐宋时期的佛教，已经不属于外来的异类，它早已中国化了。佛教与普通百姓密切相融的传教方式乃至某些如泥牛入海的闪光思想也会为儒家所借鉴与吸收。碧泉胡氏父子正是与隐山佛僧的切磋交流中建立与升华了互相的友谊。

湘潭文史专家何歌劲说，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胡寅撰《湘潭县龙王山慈云寺新建佛殿记》。这是一篇奇文，奇就奇在作者以及文中的内容。隐山大禅寺原有一阁，现又在阁前再建一殿。大和尚法赞偏偏把这个新殿记的撰写拜请了胡氏。不是文斗不会请他，没有相当交谊不会请他。可是在被请者一方却是烫手的山芋，因为在这时儒佛还颇不相容。盛情难却，胡安国亲自动手写了前面的一百四十个字，就把任务转给了自己的长子胡寅。胡寅就事论事，从本寺阁殿菩萨位置的错乱与纠正发挥，放言儒佛可以共通的尊卑道理。这真是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还将对立化解于交融之中。

“在佛学盛起，儒学岌岌可危的时候，两种文化的交流让佛学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儒学改革。一批敏感的知识分子要起来捍卫儒家学说的地位，要发展儒学内容，他们开始借鉴佛教的一些方式。”“佛教在中国传播以来，也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中吸取了很多精髓，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支。”“既不放弃自己立场又能接受他人之长，这种对立和包容，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有很大现实意义。”何歌劲说。

对先贤的礼拜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是《左传》里的话，长达两三千年的古代社会里贯彻了这条准则。

湘潭碧泉出了这几位难得的大学者、思想家，他们又葬在了隐山，于是在隐山来祭祀贤者，便又成了各代盛世当地官员的必修课。胡安国去世时，高宗诏令“可拨赐银帛三百匹两，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孤。”到了宋嘉定十五年，大儒者西山先生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出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他一到长沙，便写下《潭州劝学文》，推崇宋代儒家诸贤，又写下《先贤祠祝文》，将胡安国、胡宏、张栻，与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同祀。真德秀还直接来到隐山胡安国、胡宏墓前致祭。

胡安国墓在明宣德年间曾被盗发。景泰五年训导陈志熙具呈长沙府，通判张銮协同湘潭知县任亨，命县丞施新、生员蔡义、儒生李谨，按规制重修墓葬，题写墓碑“宋胡文定公之墓”。清康熙十二年川湖总督蔡毓荣遣知县赵光耀来到胡安国墓前致诔词立碑石，树“宋儒胡文定公之墓”神道碑。乾隆十三年奉诏旨命遣官春秋致祭，此后湘潭知县白璟饬令胡族增置田产，以作为每年修缮与祭祀之资，世守勿替。

隐山当地人对先贤历来也极为崇拜，先后建立起几座先贤祠堂。其中三贤祠位于隐山东麓，是南宋理宗年间（1225—1264）当地先民所建。元明以后祠废，到了清雍正十二年，敕修先贤古祠，始得重建。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皇帝加意先贤，在此三贤祠到底是祭祀周敦颐、胡安国、张栻，还是祭祀胡安国、胡寅、胡宏，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争议。后来由湘潭县教谕吴岳详加考证，定案在隐山专祀胡氏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