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大学》“齐家治国”章解读（二）

◎孔德立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孟子说：“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儒家讲的“己”，是自己，与“己”相对的“人”，指的是他人。“求诸己”是儒学的重要方法论。“求诸己”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敢于担责。出了问题，有了矛盾，先要从自己这里寻找原因，而不是推卸责任，怪罪他人，或者埋怨客观条件。这个方法论极为重要。“求诸己”的方法关系到处理人己关系的出发点，也是齐家的资格，治国的前提。

"

“齐家治国”章解读（二）

0 1

典范的意义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fèn）事，一人定国。

朱注：“一人，谓君也。机，发动所由也。偾，覆败也。此言教成于国之效。”王船山曰：“一人贪戾，则近而受之者家，远而受之者国，其必至而不差，一也。”

《朱子语类》问：“仁让言家，贪戾言人，《或问》以为，‘善必积而后成，恶虽小而可惧’，发明此意，深足以警人当为善而去恶矣。然所引《书》云：‘德罔小，不德罔大。’则疑下一句正合文本，而上一句不或反乎？”曰：“‘尔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则庶乎‘万邦惟庆’。正与《大学》相合。”

君主齐家，先从家庭关系上，理顺大宗与小宗的关系，理顺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关系，先做到仁爱家人，兴孝悌慈爱之风，那么，整个国的孝悌慈爱，其他姓氏之家都会因此受到鼓舞，而形成国之好仁的风尚。如果国君在宗族里做到礼让而不争，那么，一国之中的礼让之风即起。反之，如果国君贪戾，那么，一国之中的贪戾争斗之风起，社会就乱了。先言家，再说国。看起来，先小后大，但是，所言说的主题是国君，是居于上位的民之父母。国君的行为引领同宗族的大夫、士，上行下效，君子之德如风，百姓之德如草，草上之风，必偃。国君出了问题，家族就出了问题，国也就出了问题。国家治乱的机关就在这里啊！

居于上位的君子，发号施令，行驶治理国家的事务。一旦有一言不当，决策失误，就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此之所谓一言偾事。但是如果君子先做到修身齐家，做事按照程序与规定来，他的话，就可以安定国家，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与主心骨。

仁是德，让是礼。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仁君明德，礼让为国是亲民之举，而不是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就是君主贪戾。《大学》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程子曰：“亲，当作新”，“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使民有所新，改过自新的意思。王阳明认为，亲民就应该如古本《大学》作亲民，不应改为“新民”。明德是本，亲民是用。亲民就是仁民，仁民而爱物，最终实现万物一体之仁。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朱注：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朱子语类》：“‘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是说寻常人，若自家有诸己，又何必求诸人；无诸己，又何必非诸人。如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攻其恶，毋攻人之恶’。至于《大学》之说，是有天下国家者，势不可以不责他。然又须自家有诸己，然后可以求人之善，无诸己，然后可以非人之恶。”“范公‘恕己之心恕人’这一句自好。只是圣人说恕，不曾如是倒说了。不若横渠说：‘以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则是见他人不善，我亦当无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善。推此计度之心，此乃恕也。于己，不当下‘恕’字。”“‘治国’章乃责人之恕，‘平天下’章乃爱人之恕。‘齐家’一章，但说人之偏处。”“仁甫问：‘治国在其齐家。’曰：‘这个道理，却急迫不得。待到他日数足处，自然通透。这个物事，只是看得热，自然有条理。上面说‘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此下便说其所以教者如此，这三者便是教之目。后面却是说须是躬行，方会化得人。此一段只此两截如此。” “因讲‘礼让为国’，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自家礼让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兴起。自家好争利，却责民间礼让，如何得他应！东坡策制‘敦教化’（欲民之知信，莫若务实其言；欲民之知义，莫若务去其贪）中一段，说得也好，虽说得粗，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处说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会制民之产，民自去卖田，又取他牙税钱。古者群饮者杀。今置官诱民饮酒，惟恐其不来，如何得民兴于善。”

大家都熟悉《孟子·梁惠王上》开篇的一段话。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孟子不做正面回答，反而质问梁惠王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孟子的意思是，你作为国君如果带头言利、好利，那么，下面的大夫、士庶人就会纷纷效仿，争相逐利，这样，就会引发上下逐利而国家混乱。君民同好恶，而且，民在君好恶的程度上要加剧。《孟子·滕文公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礼记·缁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说，为政者有什么喜好，民众一定比国君更喜欢。国君讨厌什么，民众一定比国君更讨厌。

尧舜，天下圣王，以仁引领天下，百姓好仁；桀纣，天下暴君，以贪戾残暴引领天下，百姓好贪戾残暴。如果君发布的命令与其喜好相反，言行不一，那么，百姓就不顺从。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此意。

为什么君民可以同好恶？这种典范政治的内在原因是什么？答案正是齐家的道理。君之于国是国君，之于大夫就是家长。家长在家里，不但是权威，也是教养之本。孩子从小听父母的话，那么，民众也就听国君的话。但是，前提是国君要先修己，要求民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孟子说：“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儒家讲的“己”，是自己，与“己”相对的“人”，指的是他人。“求诸己”是儒学的重要方法论。“求诸己”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敢于担责。出了问题，有了矛盾，先要从自己这里寻找原因，而不是推卸责任，怪罪他人，或者埋怨客观条件。这个方法论极为重要。“求诸己”的方法关系到处理人己关系的出发点。也是齐家的资格，治国的前提。

0 2

造端乎夫妇

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tè），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这部分连引三首《诗》，反复阐发齐家之于治国的重要性。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出自《周南·桃夭》。“宜兄宜弟。”出自《小雅·蓼萧篇》。“其仪不忒（tè），正是四国。”出自《曹风·鸤鸠》。

《大学》所引《桃夭》诗句的全诗是：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句描写到：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这位姑娘要出嫁，喜气洋洋归夫家。桃花怒放千万朵，果实累累大又多。这位姑娘要出嫁，早生贵子后嗣旺。桃花怒放千万朵，绿叶茂盛永不落。这位姑娘要出嫁，齐心协手家和睦。

全诗从姑娘出嫁，写到夫妇共同齐心协力建设好家庭。显示了作者对于夫妇关系的重视。其实，孔子并不反对真正的男女情感，《诗经》第一首诗就是情诗《关雎》。《国风》中还有其他描写男女感情与夫妇之道的诗句。比如《郑风》的《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诗句描写年轻女子在思念他的心上人的内心情感，特别是著名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为后世广为传颂。但是，这种正常的男女之情在后来受到压抑，甚至被曲解，甚至王阳明这样的圣人也怀疑包括《子衿》在内的《郑风》是后人窜入《诗经》的。《传习录》记载：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 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致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

王阳明的这个说法不是偶然现象。朱熹的《诗集传》说“郑风淫”，把《诗经》中的《郑风》列为淫诗。但是《论语》里，孔子说的是“郑声淫”。有学者认为，孔子感到郑之“乐”与郑之“风”不相匹配，并不是说“郑风”有问题。其实道理不复杂，只要我们看看孔子与早期儒家是否压制人的情感？如何看待夫妇关系就知晓这个道理了。

对照《中庸》，对此处引诗看的更明白。《中庸》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君子之道，发端于夫妇之道。悟不得夫妇之道，也就不晓得君子之道。齐家不只是做到孝悌慈，还要悟得“子之于归，宜其家人”的道理。实际上，夫妇关系处于五伦的中间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是人类社会繁衍的必要条件。不重视夫妇之道，也就不重视家庭关系。有错误观点认为，儒家轻视妇女，并引《论语》为证，“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孔子这句话是针对特定的真人实事而言，钱穆先生说，《论语》里的话都是针对实人实事而言的。这句话也不例外。孔子说的女子与小人是指他的家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上的人。否则，你就很难理解后面的话。因为只有自己家里的人，才可以有如此的感受。太近与太远都不好，所以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尺度。对于爱人与孩子也是如此。但这个距离与适合的度又是很难把握的。所以，悟得夫妇之道与维护好夫妇之道绝非易事。

夫妇之道之难，在于夫妇关系不同于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的特殊性。第一，很亲密，又不是血缘关系。第二，有分工，又不是上下级关系。《大学》讲齐家，上文只谈孝悌慈，而不谈夫妇之道，此处引《诗》专门谈夫妇之道，可能是考虑到了夫妇之道的特殊性。

我们再看《中庸》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

君子要想走的远，就要从近处出发，由近及远。要想登的高，就要从低处出发，由低到高。君子是要治国做事的，做事的前提是要齐好家，处理好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只有家庭关系和睦了，才能奏出和谐的齐家交响曲。

《孟子·梁惠王上》“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孟子这段话也是从齐家到治国的渐进之路。引诗“刑于寡妻”的“刑”，通假字，通“型”。就是自己要做妻子的表率，然后再引领兄弟，才可以延伸至家族与邦国。国君要善于推恩，推恩就是推己及人，仁爱的延伸。

由于在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关系中，一般来说，夫妇关系取决于男方的因素大。但是我们看古籍，古代也未必如后人想象的那样。好色是人之本性，但是人之教养与责任，不能但凭好色之念，还要好德。而且要从为政者做起，做到引领与表率作用。《后汉书·宋弘传》记载：

弘当宴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宋弘官至太中大夫，封宣平侯。劝谏光武帝处理好“好德”与“好色”的关系。光武帝立即采纳。光武帝的姐姐死了丈夫，欲改嫁，看中了宋弘。光武帝给姐姐说媒，以普通人容易犯的“贵易交，富易妻”来试探宋弘，但是被宋弘挡回去了。宋弘说“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可见，夫妇关系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男的高高在上，不尊重女性。又可见，有修为的君子，即使有点非分之想的，也能被拉回来。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是《曹风·鸤鸠》中的一句。全诗如下：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鸤鸠，就是布谷鸟，学名杜鹃，性孤独，繁殖期善鸣叫。这首诗以布谷鸟比君子的仪表与做法都是值得称道的。既有礼仪之体，又有礼仪之用。君子的威仪本身就是教化的手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不重则不威。父子兄弟纷纷效仿，民才可以效仿，用今天的话说，自家人都看不起的，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可。《周易·家人·彖传》：“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正而后国正，家齐而后国治。所以，《大学》本章结语：“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0 3

齐家治国的当代意义

综上所论，《大学》论齐家是治国的前提。春秋时代，家不是今天意义的小家，而是大的家族、宗族。国也不是今天的国，而是天下的诸侯国。周代的天下相当于今天的国的边界。西周到春秋时期，从“家”到“国”到“天下”，其家庭伦理自然延伸到国与天下之政，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体都是一家人，没有障碍。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可以自然转移到父母官与子民的关系。

在贵族封建制瓦解之后，进入郡县制时代，齐家与治国之间的主体就不再是封建时代的宗法关系了。所谓的家天下，也只是几百年的时间，总体来说，郡县制时代的绝大部分的“家”与“国”的主体已经不是同宗了，从“齐家”到“治国”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伦理延伸，而是政治关系。当然，皇帝也会封一些亲戚担任王侯，但是这些王侯与宗法制度的下的诸侯国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又因，中国的宗法作为国家的政治结构制度瓦解了，但是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的家族力量一直存在。所以，长期的传统社会，既有小家，又有大的家族、宗族。这样，就呈现出来两种主要的力量，一种是国家要选贤与能，充实到为政者队伍中，任命各级官吏。这个体制要求官员要流动，只有流动，才可以保证中央集权。我们看历史上，如果什么时候不流动，一个官职被某一个家族所承包，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不流动了，居于下位的人再怎么努力，再有修为，也得不到机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要出问题。东汉时代的世卿世禄，实际上导致走向三国时代的内在政治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宗法贵族体制到郡县制时代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郡县制时代还有另外一种破坏选贤与能的力量，影响中央集权的力量。这就是各个历史的大族，三国时代的袁绍家族，晋代的琅琊王氏家族，我们读历史，越是分裂时期，大族的力量就越大，越是统一的时代，大族的力量就弱一些。因为，这种家族的力量，一定会有世袭传承的思维。

近代以来，各个家族在历史大潮中逐渐瓦解，古代的家训家规带有强制性的齐家的约束力量，在今天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这是要好好研究的课题。因为，今天的“家”主要指的是小家，至于家族的名称还存在，但是之前意义的族长还有话语权吗？

那么，今天来看《大学》的“齐家治国”还有意义吗？我认为还有意义。意义何在？怎么凸显出来。这就是《大学》篇讲的修身为本。

孔子及其弟子所处的历史转换期，正是从封建之家向郡县之家过渡的时期。社会秩序的维系除了血缘的亲情，就是为政者的德行以及社会制度。实际上，孔子的伟大的仁学思想，就已经突破了“己”，突破“小家”，而走向了“人”与“大家”。孔子之前，谁出身好，谁就是贵族，是君子。孔子之后，谁有修为，有教养，谁就是贵族、君子。一个人的成功，无论出身，无论贫富，只要努力修身，都会有希望。

做到了修身，才可以齐家，进而治国。总而言之，孔子修身思想的精髓是悟得仁学真谛，就是把对自己家人的好，推广到对他人好。这就是恕道。孔子与孟子认为，这是为政的前提，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对百姓好。只要做到这个，也只有做到这个，社会才能上下各得其所。

现在，我来回应一下今天的开讲语，“大家”的概念。有时候用“大家”指代在某个领域具有引领作用、做出卓越贡献的典范人物，比如，我们孟子研究院以陈来先生为首的诸位先生，就是公认的“大家”、哲学界与儒学界的“大家”。可见，今天我们使用的“大家”一词有两个内涵，既包括引领“大家”（众人）的“大家”（典范人物），又包括被“大家”（众人）引领的“大家”（典范人物）。这两个“大家”所蕴含的意义实际上可以指代今天的齐家的内涵，也包含了从齐家向治国的转变意义。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今天的齐家，如果只是做到齐三口之家，或者五口之家的人，如何可以实现治国的价值。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突破小家庭的含义，一定有一个从家庭内部伦理走向大众伦理的突破。 所以 ， 今天 我们读《大学》 的 意义 还在 ， 而且显得 越来 越 重要。

◎本文原载于《大学解读》（齐家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