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低回醒木声：吉林城内的一些说评书往事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说书，是深为广大中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一种口头语言表演形式。它起源很早，根据民族、地域及历史演进的差异，又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叫法和表现形式。在东北的吉林市，早在清代，评书随关内文化远道而来，借吉林满族乌勒本（满族说部）及先于评书一步的大鼓书培养而成的娱乐习惯，几经兼收并蓄，最终在近代的吉林城，终登上了诸般曲艺形式的顶峰。

女大鼓艺人，取自《吉林旧影》

鼓响，醒木亮相的前奏

史载，清代吉林城最早的居民是由宁古塔城迁来满族八旗兵丁及其眷属。这些早期居民不谙汉语，加之建城不久之后，清代统治者即颁布责令旗人“出城屯居”的制度，让旗人固有的说唱乌勒本得以长期流行。乌勒本（ulabun）是满语，吉林民间俗称“八旗书”，是一种由满族先民创作并传承下来的说唱艺术。乌勒本的取材十分广泛，内容多为对自然、神祗、英雄人物的颂扬，如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知名萨满事迹《尼山萨满》、颂扬家史的《萨大人传》、英雄传奇《红罗女》、《白花公主传》等。

乌勒本说、唱交织——说，讲究真（真实）、细（细腻）、险（曲折）、趣（幽默）；唱，则以兽皮抓鼓和小扎板伴奏。通过活泼的表演形式夹叙夹议，寓教于乐，一直深受旗人喜爱。自晚清开始，随着东北封禁制度的解除，吉林城与关内的交流日益频繁，城中汉族人口比例不断攀升，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大鼓书、评书等娱乐方式不断传入并广为流行。反观仪式感过强、题材较窄、氏族内传承的乌勒本，则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加之许多乌勒本故事汉译后，失掉了原本满语固有的语境韵味，因而逐步被边缘化。不过，由乌勒本毕竟在吉林城流行多年，由其培养起来的听书习惯始终在吉林民间得以留存，并潜移默化着用自己的审美习惯，选择、改造着新的艺术形式和表演技巧。

清代中期时，用汉语表演的大鼓书就开始出现在东北大地。几经演化，本在乡间兴盛的大鼓书逐渐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占领城市”的态势，通过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良，进据着一些东北城镇：伴奏乐器由云板、大鼓，丰富为丝弦配合的；演唱者由清一色的男演员，转变为“女大鼓”居多；演出形式也由“撂地儿”，升级为“唱堂会”和“子”。为了适应城市居民的娱乐习惯，大鼓书演唱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的一些即兴小调逐渐被大段、长篇故事取代。

占馆

民国以后，奉天大鼓书随把持吉林政界的奉系军阀正式进入吉林城，经与吉林本地的欣赏习惯碰撞交融后，以吉林城为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流派——东北大鼓东城调。或是缘于吉林民风脱胎于八旗军寨，或是缘于带有宣教性质的乌勒本对吉林人欣赏习惯影响太深，东城调大鼓书以《三国演义》最为热门。一些百姓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被艺人们文绉绉地改编为七字左右、通俗易懂、合辙押韵的唱词，应和大鼓的铿锵、三弦的悠扬和节板的肃然，婉转低回着演唱出来，强烈地愉悦着或者震撼着吉林听众的内心。

吉林东城调的许多曲目惯常从三弦中把或底把起，不走高腔，擅用长腔，故而意境颇为古朴苍莽。如三国戏《马跃檀溪》开场一句：

蔡瑁定计害英豪，刘玄德，襄阳赴会走一遭。

开腔深邃踌躇，在计字后拖腔萦回盘转，烘托圈套毒计的复杂性；在豪字后拖腔转为高亢洒脱，突出了刘备敢于赴宴的慷慨豪迈。仅这一句唱，就为整段故事设定了基调、做好了铺垫。正是在这种“小节骨眼儿”上的灵活变化，让东城调具有了特殊的艺术魅力，引得吉林城的士农工商、官吏百姓一浪又一浪地趋之若鹜。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恰是乌勒本和东城调以撼人心魄的鼓乐声，收拢了吉林百姓的欣赏口味，为评书随后亮相吉林城鸣响了前奏。

茶棚说书，取自《吉林旧影》

评书，从撂地到占馆子

在评书表演初来吉林城时，吉林城百姓的娱乐审美情趣还是偏重于”热闹“二字。由于连拉弦伴奏的都没有，全凭纯口语表演的评书甚至被一些人当作是跑江湖的“野玩意儿”，甚至民间对说书二字的定义也常偏重于大鼓书。说评书好一好是在集市、庙会设置茶棚，撂地演出。

茶棚以遮阳帷幕搂边儿盖顶，内设一桌，摆几张条凳，说书人坐、立于桌后，将手巾、扇子顺放桌上，醒木一拍，一句“醒木一方口一张，道尽古今说端详。间有悲欢红尘事，也是真假南柯乡”之类的定场词“开书”。每讲完一段，就停下来，由照座的（通常为台上说书人的徒弟）捧着笸箩向听众打钱（收钱），然后再进行下一段表演。还有一些评书艺人，连茶棚都没有能力搭建，只能站在一个空场儿，画地为锅儿，给大家说书讲古，赚取多少由天意的度命钱儿。随着评书演出技艺日臻成熟，以及在关内城市受欢迎程度不断攀升，一些水平较高的评书艺人也开始进入正式演出场所——占馆子。

在民国时节，吉林城的正规演出场所分为两类，一类是斯美茶园、丹桂茶园那样的大戏园子，主要为京剧、评剧等戏剧演出的舞台；另一类是遍布城内外的大小茶社，茶社实际上有小剧团演出场所的含义……说评书、说相声、唱东北大鼓、唱落子“二人转”等（《吉林市地情丛书-十六辑》）。据吉林民俗学前辈潘起先生描述，近代吉林从来没有老舍所描写的那样茶馆，也没有南方的老虎灶，更没有南方上茶馆去打麻将或摆龙门阵等习俗。吉林也有茶馆，是属于娱乐性场所，都是配合说书或唱大鼓书招徕茶客（也俗称茶友）的。

解放前，吉林城东市场有文华轩茶社、松江茶社，牛马行有沙德山开办的茶社，德胜门有梁家茶社，岔路乡有戚书斋茶社，锦城坊有华宾轩茶社，福兴里（红灯区）有牛家茶社、福生茶社，头道码头有汪家茶社等等，都是史册有载的所在。茶客们到茶社，一边喝茶、嗑瓜子、吃糖块，一边欣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舞台表演。

自晚清开始直至九一八事变，称霸吉林城的茶社始终为大鼓书，其它曲艺类别所占比重不高。茶社的主办人（民国后叫经理）为了叫座（生意红火），不仅会从外地招徕知名艺人前来“走穴”演出，也会瞅准机会，极力捧红一些本地演员“占馆子”。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家园沦陷等原因，吉林城百姓的欣赏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分界，评书逐渐超越了动响器的大鼓书，成为茶社中最受欢迎的曲艺表演形式。茶社也随之有了说书场或说书馆的别称，不过，为了与当时吉林城内那些名为某某书坊、书寓的高档妓院有别，城内百姓一般不会像北京那样把“说”字省略掉，去直接称呼书场或书馆。

电视剧《说书人》中的说书场面

评书，勾魂摄魄的独角戏

说评书又叫“使短家伙”，自清代开始，即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曲艺门类。由于常年漂泊各地卖艺，因而也属于江湖“八门”中的“团”门（八门分类详见拙作《吉林纪事：解放前，算卦是一种特殊的生意》）。在解放前，以撂地起步在民间凭艺求活并非易事，作为吃饭的营生，得有几样真本事，才能挣出饭钱。

评书是一种特殊的独角戏。一个人登台，没有伴奏，没有助演，道具通常也只有醒木、折扇——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波涛不怕。在表演过程中，简单道具随情节进展而被信手拈来，成为为强化故事感染力的各类器物。虽然没有戏剧那种人多势众，却可由着评书艺人天马行空，毫无顾忌着自由发挥。以扇子为例，就常被评书艺人随手当作枪棒、毛笔，正所谓扇子古时有，指点分文武，假笔可代书，兵刃借它舞。

评书要求表演者博闻强记。无论是讲述名臣将相的袍带书，还是讲述侠客义士的短打书，甚至是讲述神魔异怪的神怪书，为了持续吸引听众，大凡具有生命力的评书作品，惯为长篇大书——没有过硬的记忆力是无法完成表演的。另外，评书评书，评在书前。说评书不是机械地背故事，演出过程中，艺人要以一种听众认可的价值观，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对一些故事情节进行深刻点评，以期激发听众共鸣，增强整个演出的感染力。而这个“评”字上所见功力，往往是一名艺人是否能够形成自身艺术特色的关键所在。

评书既然称之为表演，自然有一定语言表达技巧。评书表演看似娓娓道来，实际上叙事却颇讲求笔法，常见有暗笔、伏笔、补笔、掩笔、惊人笔、倒插笔等多种笔法。比如被叫做扣子或关子的掩笔，常能体现艺人的表演功力。艺人们常说“唱戏的要想叫座，得有好轴儿；说书的要想叫座，得有好”。所谓就是制造引人入胜的悬念，信息借语言必须传递得恰到好处——引逗着听众急于知道结果却不得，抓心挠肝着挨到水落石出后，情不自禁着周身畅快之余，尚意犹未尽。

扣儿

扣子

为了灵活应用各种笔法，表演评书的艺人还要熟练使用一系列语言表达技巧，借助声音的抑扬顿挫，语调的轻重缓急，营造气氛，传递情绪，强化听众的代入感。正所谓评书听赞儿，相声听贯儿（贯口），评书表演诸般技巧尤以用“赞儿”为最：

浓烟滚滚，烈焰蒸腾。风伯助威，火神纵横。

火起处，呼喇喇金蛇狂舞；烟发时，黑沉沉遮天蔽空。

抬头看，火龙飞起三千尺，低头瞧，烈焰狂奔天地红。

听声音，呼呼呼如千龙闹海，观阵势，走闪电似万马奔腾。

火蛇缠绕，铜墙铁壁纷纷倒，火龙吐舌，碧瓦雕檐顿时倾。

四面八方齐呐喊，长安城里万民惊。

一大段合辙押韵、铿锵有力的赞以清晰的吐字，连珠炮般地投向听众的耳鼓，令人血脉喷张，直呼痛快！在吉林城，许多评书艺人还经常根据具体人和物的特点夹杂一些方言土语，使赞儿更接地气，比如老艺人金世文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使用过的一段赞儿：

虚晃一枪不用忙，二郎担山赶太阳。

枪尖去时云惊起，枪光闪处雪茫茫。

左扎凤凰单展翅，右扎野马奔裆心。

蟒翻身，龙戏水，

上挡下砸，里崩外划

左撩右拿，直造得戚哧咔嚓……

由于许多评书艺人兼为评书作者，在表演过程中运用朴素的心理分析，揣摩观众现场反应，不断完善作品的内容，精进表演技艺。使得绝大多数评书表演都具有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引得无数听众废寝忘食、如醉如痴。正如郭德纲以“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为什么你会花钱听我说话”来评述相声艺术一样，同为语言艺术的评书看似简单，内涵却无比深奥、耐人寻味。

王大壮表演评书

传承，吉林城内说书人

解放前，吉林城各说书场的艺人和关内一样，也时兴“转场”规矩。所谓转场是每一个评书演员在一个书馆只说两个月，名为“一转儿”（《江湖丛谈》）。两个月60天，即便是一部大书，也基本可以表演完毕。作为东北的一方都会，北京、天津的许多说书名家都曾到过吉林演出，其中尤以奉天籍（沈阳）说书艺人居多。一些沈阳籍的说书艺人甚至定居在吉林市直到解放后。

解放后的吉林市，在东市场圈楼外（后建为兰州副食）、河南街东北电影院旁边，都有说书场长期存在。东市场圈楼外的说书场有两个，都位于圈楼外小市场的东北角：一处是明地，支个布棚子，下摆一些长条凳，落座听书，每一段须老人民币几佰元（人民币改革后为几分钱）。说书艺人女少男多，从早到晚好几个说书人轮流登台，一人讲一两个小时，喜欢听谁的演出可按点儿进入。另外一个是室内说书场，都是茶座，听众边喝茶、嗑瓜子，边观看表演。演出内容为评书、大鼓书。当年比较有名的艺人金世文（擅说《小五义》、《三侠剑》）即在室内书场献艺。

1958年9月28日，吉林市皮影队、书曲队、地方戏队组成了吉林市曲艺团，大多数在吉林市长期定点演出的艺人被组织起来。1960年曲艺团下属曲艺队被吉林市广播电台收编为吉林市广播说唱团（《昌邑区志》），借助收音机（戏匣子）在城市的普及，广播说唱团中的评书演员们，除在专业场所演出外，也开始在电台进行评书广播。当时，评书广播主要在中午十二点开播，此时正逢午休，整座城市大部分市民都会侧耳倾听电波传来的“精彩世界”。甚至马路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也会同期播放，喇叭下面也经常聚集大量听众安静收听。只不过传统帝王侠义故事越来越少，从六十年代始，评书的内容转以革命小说为多。

在六十年代初期，吉林市并非听不到传统评书。1960年前后抚顺人白依德随做军医的女儿来到了吉林市，闲来无事，便在火车站站前公园撂地说评书和快板。白先生当年已年届六旬，右眼有一个玻璃花儿，但讲书时，为刻画人物，常配以动作，可谓声情并茂。由于肠胃不好，白先生经常在说到高潮时放屁，引得观众哄笑。而老先生却不为所扰，依旧认真表演，小插曲反倒成为他的一个演出特色。在撂地期间，白先生收了一个小徒弟帮忙“画锅儿”（用白色粉画个圈，观众都站在圈外欣赏）、捧锣收钱。小徒弟名叫孙忠志，在白先生的培养下，他的评书表演颇具水准，满族说部、《三侠剑》等节目在后来的文化部比赛中都取得过不俗奖项。

2019年凇城曲艺社的一张评书节目单

改革开放后，吉林市本土评书等曲艺表演，经过一段短暂繁荣后，因种种原因，逐渐销声匿迹。群众对评书表演的娱乐需求，基本为国内名家借广播、电视等媒介所占有。但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评书表演并未在吉林市彻底消失，一些爱好者仍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评书表演的热爱。

如著名中医恒绍先生（擅讲《三国演义》）、市委宣传部的安紫波先生、以及中专教师王大壮（擅讲《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曲艺界年轻的多面手马涛都醉心评书艺术，以各种方式传承着评书这门古老的艺术。其中马涛、王大壮两位年轻人还在李召山先生等曲艺界前辈的支持下，成立了凇城曲艺社，恢复了戏园演出。通过在逆时针、梦剧场等处堪称艰苦的奋斗，凇城曲艺社已然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且粉丝队伍正逐步扩大。

于是，展望说评书这门古老艺术在吉林城的传承发展时，就情不自禁想起王大壮的一段熟练明扣：

周瑜不回还则罢了，周瑜一回，可引出了，黄盖献苦肉，阚泽下诈降，庞士元巧献连环计，诸葛孔明借东风，那周公瑾才要火烧赤壁，是大破曹兵八十三万，热闹回目是尽在——下回！

是啊，醒木回声不绝，下回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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