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粤浙苏“新乡贤”：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力军

近年来，关于“新乡贤”的讨论蔚然成风。“新乡贤文化”已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但诸多关于新乡贤的报道和论述过多偏向“文学叙事”，却忽视了一点，创新乡贤文化与创新社会治理是一体两面。

“乡贤”一词最早源自东汉，泛指品才兼具，能为地方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贤达。如今，乡贤文化的再造率先起步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等。在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基础上，我们试图归纳和提炼新乡贤的一些类型。

广东：宗族催生的“乡贤咨询委员会”

岭南地区历来有浓厚的宗族文化底蕴，敦亲睦族理念深入人心。广州、顺德、云浮、揭西、佛冈、蕉岭等地，无论在乡村治理的意愿、能力或有效性上，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宗族文化印记。这些地区的社区族群内聚力较强，互助意识也较强。

区别于传统乡贤，新乡贤的服务对象有一定变化。比如，一些地区的“宗族理事会”转型为“村民理事会”，宗族权威由原先“服务姓氏”转变为服务公众。2018年，广东省评出 首批10位“南粤新乡贤”，其中5位来自宗族文化底蕴深厚的潮汕地区，他们都参与过捐资助学、济贫扶弱、带领群众致富，服务对象更为广泛，而非一家一姓。

近几年粤东地区大力推进“乡贤咨询委员会”建设，融合了村老人理事会、祖祠理事会、村福利会等力量。在一些村落“世仇和解”的过程中，新乡贤发挥了重要作用。

揭阳普宁市，果陇和北山两村相距约6公里，不过10分钟左右车程，但其间“世仇”却长达两百多年。没有史料记载，没人说得清世仇的来源，据村里老人推测可能来自旧社会时争夺田产、水源。祖上甚至规定，两村互不通婚。在两村乡贤推动下，两村福利会、乡贤咨询委员会和村委会 三方合力，化解世仇。

粤东村落间的“世仇”往往有着复杂成因，“省尾国角”（潮州话，泛指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十乡九寨”的聚居传统，多种因素都可能造成村落世仇。历史遗留问题无法一蹴而就，乡贤咨询会也难以完全厘清。

“族权”曾一度被视作一种封建宗法思想，尽管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宗族与基层民主可以互补，传统的宗族力量可以纳入基层治理范畴，转型为服务型的民间社会组织。

如今，乡贤咨询委员会已成为粤东地区基层治理的一部分。截至2017年，普宁市的568个村社已实现了乡贤咨询委员会全覆盖。新乡贤认捐资金，涉及助教助学、环境卫生整治、公共设施建设等，也在探索返乡投资项目。

浙江：农村基层治理的“编外队伍”

浙江市场氛围浓厚，民间经济和民间文化富有活力，新乡贤亦是如此，其中以浙东绍兴上虞和浙北湖州德清最为典型。

2001年，上虞成立了“上虞乡贤研究会”，这是国内最早以“乡贤”为名创设的区域性民间文化学术社团。研究会成立以来，进行了“乡贤刘履”碑抢救保护、家谱编制、名人故居修缮等工作，编撰《上虞乡贤文化》和《忆曹娥》等书籍，并力促乡贤文化元素融入今日上虞城市建设，包括曹娥江十八里景观带、大舜庙、英台故里等景观设置。

德清县则以“乡贤参事会”知名，最早起步于东衡村。参事会经历了机构转型，从早先“农村土地综治推进委员会”（2011年）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建设推进委员会”（2013年），再发展为“乡贤参事会”（2014年）。

2011年，东衡村的石矿关停，影响了整个村集体的收入来源。新一届的村两委，工作人员只有6人，人手严重短缺。在广泛征求村民和小组长意见建议基础上，经党员大会通过，东衡村成立了新农村建设参事会，由村两委会成员、老干部、党员、组长代表等19名乡贤组成，为村内事务出谋划策、沟通民情、监督村务。

其后，东衡村开展“和美家园”建设，乡贤参事会结合东衡自身特色，提出打造“孟頫故里·书画圣地·文化东衡”，在中心村征地、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工作中示范带头。参事会还积极参与了该村《农户土地统一流转入股实施方案》、《三年发展规划》等方案的制定，推动了新农村建设中心村集聚、农村土地综合治理等工作的落实。

乡贤参事会有效填补了人手不足的基层治理队伍，并让更多人参与家乡建设。

江苏：农村电商中的新乡贤

江苏的新乡贤建设有两大亮点，一是劳模明星集聚的“赣榆经验”，探索了一套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的新模式，另一个则是“沙集现象”，由返乡能人引领的电商创业模式。

2006年，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几个沙集人返乡创业，开办淘宝店。经过十多年发展，这里成就了“中国淘宝第一村”和“中国电商第一镇”，电商成为当地人最主要的财富源，重塑了当地产业模式和生活方式。

对“沙集现象”跟踪研究10年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 汪向东研究员曾表示，“电子商务为中国乡村的古老‘肌体’注入了新的基因，提供了新的市场观、资源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当然，更大的变化来自于人，如今，沙集的年轻人已经把回家开网店当作重要的就业选择。目前，总人口6万人的沙集镇，有2.58万人从业电商，还吸引了 1.17万外地人才。

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位置

理想状况下，新乡贤应是新观念、新知识、新讯息和新技能的传播者。

谁能成为新乡贤，评判标准如何，需要兼顾历史和现实向度。为开拓基层治理资源，新乡贤应更为多样化，籍贯为主，出生地、成长地、工作地等地域概念也可作为参考标准。但凡有意愿、有能力为乡村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人都有机会成为新乡贤。职业类型上，退休官员、退伍军人、教师医生、技术人员、返乡大学生、在外或返乡经商人员、海外归侨，或是本土本乡有一技之长的的村民等，不一而足。

新乡贤的遴选标准和程序上，建议采取以村两委同意与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为基准，减少“为民做主”，增加“由民做主”的频次和机会。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可以做什么？相比“好人好事”类叙事，我们需要更关注其产生的土壤和过程，因地因时制宜，与其“遍地开花”，一窝蜂式建设新乡贤，不如找寻典型予以深化培育，发展壮大。

在新乡贤建设过程中，围绕人才“能否回得去”、“能否留得住”、“如何留”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突出问题，媒体和学界有诸多讨论。但不论是人才政策扶持，抑或是人才使用机制，关联讨论往往过于关注现实利益的考量。

比如，有观点认为， 需要创新农村宅基地使用机制，为早年离开故土的成功人士创造生活和工作条件。但不能本末倒置，农村宅基地的体制创新应该服务于更广泛的基层群众。

类似主张还有归还返乡乡贤“村籍”或象征性给予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份额等。但依笔者之见，这类见解未能认识到乡贤文化的深层文化内核。 《民生周刊》对此曾有着很好的洞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贤之所以能够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去教化乡民和重塑乡风，是因为乡贤带有宗族制度所赋予的身份象征，能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责。

深入发掘新乡贤文化内涵，需要更多关注其在乡村振兴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注重阶段性、类别化归纳总结。其中，功能性、便利性、情感性、社会性和教育性等内容均值得在实践中予以探索。多方位认知乡贤文化在历史新时期的潜在功能发挥。

（作者李敢系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叶美兰系南京邮电大学教授、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广东揭西县文旅局李迅驰提供了部分广东案例素材，于兹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