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成就”孙中山的狠角色？

历史研习社作者：霍小山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国民党的正史上，陈炯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逆党、奸贼。欲知详情，请参看《陈炯明叛国史》：

这本书的主角是这么“叛国”的，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命令驻广州的粤军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并以大炮进行轰击。孙中山事先得到消息，匆忙逃到永丰舰上。虽然孙中山侥幸逃脱，但是孙夫人宋庆龄却因为逃难而流产，并最终失去了生育能力。

陈炯明与孙中山本来是有着深厚革命友谊的同志，结果现在彻底闹掰了。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电影解说人刘彦祖的一句话，社会复杂人心险恶，你稍不留神就犯错。

1925年，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军发起东征，终于打垮陈炯明，报了血海深仇。陈炯明逃亡香港，从此退出中国政治的舞台。

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没有陈炯明，就不会有后来的国共合作，也不会有黄埔军校，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虽然促成这一切并非是陈炯明的主观愿望。陈炯明真是既害了孙中山，又“成就”了孙中山晚年的事业。

▲影视剧《第一大总统》中陈炯明形象

一、同舟共济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四年。

孙中山作为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时却只能袖手旁观。没办法，手里没有枪杆子，说什么都不好使。

前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曾响应孙中山起兵反袁，兵败后亡命香港，后转至新加坡。护国战争爆发后，陈炯明回到广东组织军队，重回革命战线。然而，广西军阀陆荣廷却乘乱控制了广东，致使陈炯明未能夺回广州。

孙中山和陈炯明，此时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相同的境遇促使二人又走到了一起。孙中山对陈炯明非常倚重，恨不得称兄道弟。

1917年7月，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孙中山还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那里争取到二十个营的警卫军，并把这支军队改编为两个军，任命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征福建。1918年8月31日，陈炯明率军进驻福建漳州，并随后建立起闽南护法区。

▲护法时期陈炯明与孙中山合影（前排左四为陈炯明，左五为孙中山）

然而，正当陈炯明出征福建之时，孙中山却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现在，陈炯明手里的军队成为孙中山唯一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

1920年，应孙中山的要求，陈炯明以“广东由广东人来治理”为口号，从福建率兵反攻广东，并大获全胜。年底，在陈炯明的邀请下，孙中山重返广州，召集旧国会议员，恢复了广州军政府。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召开参议院、众议院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对陈炯明赞不绝口——竞兄（陈炯明字竞存）此番回粤，实举全身力气，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

陈炯明也很谦虚，没说“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之类的话。他不但请孙中山来广州主持大局，还邀请孙中山的心腹胡汉民一同来广州安定局面。

此时两人的关系就像是刘备与诸葛亮，好得可以同穿一条裤子。

但是，两人在政治理念上却开始出现分歧。

二、反目成仇

从1918至1920年，孙中山完成《建国方略》，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这些计划中包括在中国铺设16万公里的铁路，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级的海港，在长江上游修建三峡大坝，“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要实现这个宏伟计划，就必须结束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式中央政府。因此，孙中山在建立广州军政府后，就迫不及待地筹划北伐。

然而，陈炯明却没有孙中山这样的壮志雄心。他在流亡国外时，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地方自治运动，实现“联省自治”。不过，民国时期最早提出联省自治的并不是陈炯明，而是梁启超。

陈炯明在福建漳州时，就提出“打破束缚而为自由，打破阶级而为平等，打破竞争而为互助”，他还在漳州的某个公园大门上张贴“博爱、自由、平等、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因为主张联省自治，所以他对孙中山提出的北伐出师没有兴趣，因为主张无政府主义，所以他对孙中山提出的集权式中央政府毫不感冒。他曾经率军进入广西，但是他拒绝担任广西省督军。他认为外省人不应该担任本省的督军，本省的事情应该交给本省人来做。于是，他计划协助中国同盟会元老，同时也是广西人的马君武仿照广东省的“地方自治”模式管理广西，包括恢复省议会，建设市政府等等。

▲1921年8月陈炯明在广东推行民选县长，图为部分当选者合影

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待在广东一省，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例如他为了在广东推行教育改革、文化改革，就请来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来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很多小朋友都困惑，为什么陈独秀会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因就是他当时在广州。

孙中山对陈炯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恳求他出师北伐，但是陈炯明却油盐不进。陈炯明还曾明枪暗箭的说，“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曾不知‘分治’与‘集权’，本为对称之名词，于‘统一’何与？北美合众国成例俱在，岂容指鹿为马！民国以来，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

正在两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时，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等人又从中挑拨离间、煽风点火。胡汉民甚至还造谣陈炯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破坏北伐，彻底激怒了孙中山。火冒三丈的孙中山下令夺去陈炯明内务总长、广东省省长、广东军总司令的职位，甚至打算废除广东军总司令部。至此，双方已经势同水火。

陈炯明被罢黜之后，回到惠州老家隐居。然而，粤军跟随陈炯明已久，不愿意听从孙中山的调遣。据美国使馆档案文件记录，石井兵工厂厂长陈永善曾告诉美国副领事侯士顿，说孙中山有一段恐吓粤军的谈话：“六十余营的粤军不谅解我的北伐，政府缺钱，日日索饷……似乎非达兵变之目的不止……这种横蛮的军队……我现在决定处置的方法，下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尽扯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孙中山确实有这个实力，当时，他麾下的护法舰队共有10艘军舰驻扎在广州。其中，主力舰之一的“海圻”号排水量4300吨，装备2门203毫米主炮，10门119毫米副炮，12门47毫米副炮。孙中山所讲的八英寸口径炮，指的就是“海圻”号。

可能就是这番话成为粤军发动政变的导火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罗伦斯，利用美国驻华使馆的情报档案得出结论，当时政变的主谋，是粤军的几个主要将领，因为当时陈炯明远在惠州老家。那么，陈炯明事前是否知道粤军的密谋？档案中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

不管陈炯明是否是政变的主谋，政变的发起者都是他的部下，他肯定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与海军官兵合影

三、布尔什维克将军

虽然陈炯明毁掉了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第二次广东政府，但是他在此之前的一项举措，却“成就”了孙中山后来的事业。

陈炯明在驻军福建期间，因为旗帜鲜明地支持新文化运动，得到列宁的赞许。列宁曾经写亲笔信给他，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合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陈炯明表示愿意与苏俄合作，他在给列宁的回信中说，“民众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希望“新中国与新俄国将如同挚友一般携手并进”，并宣称“我更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带给人们的是福音，我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布尔什维主义。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让列宁心花怒放。

1920年5月8日，陈炯明又在《致旅俄中国工人弟兄书》中说道：“吾等如能重回祖国传播俄国革命种子，则国人必起而共同奋斗，建立一崭新之社会主义中国。如此，则东亚将发生剧变，全球顿时改观。”欢迎旅俄华侨回国来宣传布尔什维主义，这也让苏俄领导人非常兴奋。

当时，不仅苏联政府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交往的进步人士，英美两国的领事也称他为“布尔什维克将军”。有位美国传教士甚至认为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要知道1921年时中国共产党也才刚刚成立。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人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海员工会派纠察队驻守内地前往香港各个陆路交通要道，以及广东境内一些与香港有来往的港口，禁止粮食、副食品等物资运往香港。港英为解决物资短缺的困境，便要求广东省长陈炯明出面干预，迫使海员回港复工。广东政府的介入，使海员罢工渗入了政治因素，由地方经济事件，上升为中英外交角力的场地。

▲陈炯明题字

陈炯明将海员工会提出的四项谈判基础，转交给英领使电告港督司徒拔，然而司徒拔回电表示反对。陈炯明决定挺身支援与英国对抗的劳工们，于是，广东省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作罢工维持经费，并协助安排海员住宿所需。时值隆冬，广东省政府还给每位海员发棉衣，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海员工会的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也设在广州，内分总务、财务、食粮管理、纠察、宣传、慰问、运输、招待等各部门办理各项事宜，办事处设有十几座宿舍安置海员，又在珠江河租用多艘水上酒家“紫洞艇”（俗称花艇），作为海员的饭堂。

而此时的孙中山正在桂林忙于筹划北伐，因为害怕港英报复，阻碍军用物资运上广州，便多次向媒体与港英声明，他只支持工人改善生活。但是，这次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目的不仅仅只是要改善待遇，更是要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地位，为中华民族争取国家尊严。

由于港英当局与海员工会无法达成妥协，便决定进行野蛮镇压。3月4日，当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回广州，行至沙田地区时，英国军警悍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来因重伤又死去2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沙田惨案引起全港市民更大愤怒与恐慌，电力、铸造、制模、舵手、汽艇船员、锅炉修理等工会联署，限令港英政府48小时内解满足工人要求，否则便发动总罢工，彻底瘫痪香港经济。

事已至此，港英当局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只好宣布同意海员工会的所有加薪要求，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并抚恤沙田惨案死者家属各1000元。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在这场罢工中，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政府，为罢工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并且无惧港英的武力镇压，继续指挥罢工。有广州作为罢工基地，增强了劳工们罢工的信心。海员工会运用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对付港英，也是因为得到了广东方面的默许。

当时，共产国际在广州的代表马林，在实地考察了罢工事件之后，向共产国际报告说，“罢工劳工参加了此党的民族性民主主义式的示威游行，资金也由国民党赞助······国民党与罢工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广州、香港、汕头的1200名海员，其后也加入了国民党。”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则断定，“陈炯明本人已经和正在把中国进步的学生与工人组织起来”。

马林以及共产国际就此认为，国民党已经与劳工运动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因此共产国际应该积极支持国民党。但实际上，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并不是所谓的国民党政府。不过，很少有人能分得清二者的区别，比如英国港督司徒拔也认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性质的组织控制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2年7月中旬，马林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他访问中国的报告，认为中国国共两党应该合作。马林在报告中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国民党同工人和工人运动的联系，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孙中山对罢工一类的行动持否定态度。而马林会做出这种过高的估计，其实是因为他将陈炯明支持工人运动的行为，等同于国民党整体的行为。

马林的报告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并开始着手推动国共合作。1923年1月，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共产国际正式展开对孙中山的支援，包括促成国共合作，帮助改组国民党，协助创立黄埔军校等等。尤其是黄埔军校的建立，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军事政治人才，为此后蒋介石北伐中原，定鼎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位于广东惠州的陈炯明墓

陈炯明与孙中山，从同舟共济，最后发展到反目成仇，不得不说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悲剧。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偏偏要采用暴力，一定要将对方置于死地。但是，两人都无愧为伟大的爱国者。多年之后，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曾企图拉拢陈炯明为其所用，但是陈炯明却对日本使者说：“日本输出邪恶制度害我中华以至今日，还不快滚，勿复多言！”陈炯明后来逃到香港，日本人看他生活拮据，就送来8万元的支票。面对日本人的利诱，陈炯明不屑一顾，提笔在支票上打了个大叉，果断退还。

兄弟可以阋于墙，但必须外御其辱。

参考资料：

1、横山宏章《素颜的孙文》，八旗文化出版，2016年

2、孙中山《建国方略》，三联书店，2017年

3、梁宝龙《争尊严：香港海员大罢工史》,香港社会保障学会、香港工运史研究小组联合出版，2018 年

4、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