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夏商周时期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萌芽

　　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的原始部落之间就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比如黄帝、炎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这种原始战争又被称之为“氏族战争”，这种战争爆发的目的通常是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比如高山、河流、平原等自然资源，它是人类战争的初级阶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步入了以夏商周为代表的奴隶制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富余以及奴隶阶级的产生，这一时期的战争已经和氏族战争有了本质的区别，以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从海上和陆地上劫掠奴隶、家畜和金银财宝的压迫战争，是一种保持国家存在的必要手段。”

　　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夏商周时期，战争爆发十分频繁，中央王权与地方氏族(诸侯)之间的矛盾冲突时隐时现。在夏商时期，中国传统奴隶制国家的军队制度依然带有深厚的部落联盟气息，若想镇压个别叛乱的部落，国王就需要得到大多数部落首领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当时的中国国家制度与军事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

　　直到“盘庚迁殷”之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随着都城的稳固，商朝的王权趋向于稳定，而王室贵族成为了中心地区的统治阶级，部族军事制度的影响力在王室中心统治区域日趋衰微;而另一方面，西周灭商之后，农业成为了周朝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之上建立起来的军事后勤制度要比商朝完善很多(商朝人毕竟以商业为主要发展方向)，特别是后勤官职的设立以及后勤管理部门的初步运作，为后来历朝历代的军事后勤制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夏商周时期后勤官职的设立与发展

　　据《左传》记载，少康在尚未担任夏朝的国君之前，曾经在有仍部落担任“牧正”一职，该职务负责部落牲畜的放牧与养殖;而作为战车发明的始祖之一，奚仲也曾经“为夏车正”。不过由于出土文物的匮乏以及夏商时期历史资料的短缺，我们仍然不能断定早在夏朝就出现了保障军队后勤的专门官职，这些史料只能反映出当时夏朝早期国家军事制度的一个缩影：夏朝依然是一个依赖部落联盟的国家，这些部落各司其责，为了实现国家的军事目的而负责各方面战争物资的筹备工作，比如说有仍氏负责放牧、奚仲的部落负责制造战车等等。

　　不过这种部落的分工并不能说是一种军事后勤制度的体现，因为此时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奚仲的部落或许可以为其他的部落制作一定数量的战车，但是其他部落却必须要用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进行交换，比如武器、弓箭等等。另一方面，一个部落的部族发展方向势必需要兼顾许多方向，负责造车的部族不可能不发展畜牧产业，而本部族的大部分后勤保障工作也绝不可能依赖其他部族来完成。

　　直到商朝后期，甲骨文的记载之中出现了专门管理马匹的“多马羌臣”，可能是羌族之中专门负责管理牧马的高级官员;而管理其余畜牧的官职也有所出现，比如“牛臣”、“多犬”等等模糊的记录，似乎标志着商朝后期已经有负责管理畜牧业的官职出现。不过事实上，这一时期后勤官职的战斗职能与后勤职能还未能完全分离，比如说“多马羌臣”不仅仅要负责管理马匹，在战争来临时还要带领手下的牧马人参加战斗，但是商朝后期所设立的这些畜牧官职却代表着奴隶制王朝对军队后勤重视程度的增加。

　　周武王灭商之后，西周的金文为后代的史学家们留下了很多关于西周后勤官职的详细线索，除了很多以“司”开头的详细划分，比如说负责军队武器制造的司弓矢、司戎，亦或者是负责军队装备管理的司工、司鼓钟等等，在这些大的分类之下还有着更加详细的职责划分。举例来说，“司工”下辖“司立(有宝盖头)”，有可能是负责建造房屋的建筑工;“司刍”很有可能是负责掌管牛马饲料的官职，而“司寇”是负责掌管物资安全的库丁，这些都能够反映出西周军事后勤工作的细节化。

二、夏商周时期军队后勤粮草的保障方式

　　在夏朝和商朝前期，由于政治动乱和水患等因素的影响，军队物资的获取方式只能以掠夺为主要方式，通常是即征即用，能够保存下来的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比较落后，部落居民们依然习惯以游牧狩猎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因此部落缴纳的物资大部分以畜牧肉类居多，谷物占比很少，这些食物的保质期限通常很短，因此大规模进行军用粮草的囤聚基本不可能实现。

　　从商朝后期开始，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统治者们亟需大量粮草来解决军队需求的不足，此时的屯垦制度、班贡制度与仓廪制度开始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了国家军队征集军用粮草的三种主要方式。

(一)、屯垦制度的出现与商周农业经济的繁荣

　　从商朝中期开始，农业生产在商朝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变得愈发重要，从商代中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酒具可以得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多余的粮食用来酿酒，应该是当时农业大丰收的征兆。西周建立之后，农业更是一跃成为影响西周经济的重要行业，“井田制”的出现使得西周农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原人民逐步以谷物作为主要的粮食来源。

　　与此同时，从商朝后期开始，战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商王武丁时期在对东南和西北的蛮荒之地的穷兵黩武，以及商纣王在征讨夷族时期所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它们和原始的部落战争相比根本不是一个规模级别的，每次征战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后勤补给。在军队粮草需求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尽管掠夺敌军以及占领区的物资依然是获取粮草的便捷方式，但是要想以掠夺来的粮草维持军队的基本行动很显然是一件愈发困难的事情。因此，屯垦制度的出现几乎是军事后勤制度发展的必然，因为在古代交通运输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中原地区的核心产粮区域向边境地区输送粮草势必会付出极大的运输代价。

　　因此在商朝后期，商王往往会将新征服的部族派往新的疆域开垦荒田，比如负责牧羊的羌族，他们常常受到商王的调遣前往西部开荒，这种以部族为开垦荒田方式的农田开垦很显然有着深刻的军事意义：一方面，商王将征服之后的蛮族派往商朝的边境地区进行屯垦，可以让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充当商朝的屏障;另一方面，部落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不仅能够自给自足，甚至还能结余下来一部分军粮以备不时之需。

　　西周建立之后，基本延续了商朝时期的屯垦制度，在“井田制”最为鲜明的“国田”与“野田”的分割之中，“野田”也被周王室划分成为一个个屯垦区域，所谓的“野民”已经不再以一个个少数民族部落的形态出现，而是类似于一种和土地绑定的农田奴隶，他们开垦荒地之后所获得的收成，一部分被征做国家的军粮，而另一部分则成为了当地宗族地主的私人财产。

(二)班贡制度的确立

　　在夏朝和商朝前期，当时国王的权力尚不稳固，地方诸侯部落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变化很快，因此部落对中央王权所缴纳的贡品不可能形成一个固定的数额，一旦这些部落选择背叛国王，那么他们就会停止对王室的进贡。商汤灭夏之前，伊尹曾经劝说商汤曾经两次中断了对夏桀的班贡，以此来试探他是否还能号令“九夷”之兵，可见当时夏朝中央王室班贡收入的不稳定性。

　　到了商朝后期，各方诸侯对商王的班贡的数量开始逐渐增加，据《诗经》记载：“(四方)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可见当时外邦对商朝强大的屈服与仰慕。通常来说，外邦进贡给商王的礼品是牛羊、马匹或者猪狗等动物，并且在商朝甲骨文的卜辞之中还有着商王一次收取数百头牛的记录，可见当时商朝的“班贡”所收受的礼物总额是很大的。这些贡品除了一小部分归王室享用之外，商王主要将这些礼物用于军队补给，从当时商王经常询问某族人民是否朝贡的情况来看，当时部族对于商王的朝贡也并不是强制性的，因此班贡依然不能成为军事粮草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西周时期，按照等级进行班贡的制度才被以法律制度固定下来，在这其中分封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班贡的数量是根据封土面积来计算的，大的封国所要负担的班贡就会更多，而小的诸侯国所要负担的班贡数量就要少一些。

　　除了直接分封的诸侯们之外，周王室还要求那些依附于周王室的封国和蛮族部落为中央王室缴纳班贡。在周王室的巡视常例之中，周天子经常派人前往江南地区的蛮夷地区进行巡视，对这些被征服的蛮夷索取班贡，他们和周天子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并且对周天子的忠诚度也不高，因此相对于诸侯来说，他们的纳贡程度并不稳定，故而周天子经常在江南一带用兵，对江南蛮族采取“剿抚并用”的措施，使得从他们那里缴获或者收取的粮草足以维持军队后勤需求。

(三)仓廪制度的发展

　　早在商朝建立之初，精明的商人们就已经有囤积粮食的习惯了，在商代早期甲骨文的记载之中有“”(音同最)字，很有可能指的是当地存储粮食所使用的意思。商代中期以后，甲骨文的卜辞之中经常出现某官“省(lin三声)”的情况，这就是商代后期官员们对军粮仓廪的例行巡视工作，一般来说是在每年的冬季，可见这些仓库是用于存储秋收粮食的粮仓。

　　商代甲骨文之中还有很多表示仓库形状的象形文字，比如“禀”、“委”、“仓”三字尽管在当时都表示为仓库，但是由字形可见，这些用于存储军粮的仓库有些设置在地下，也有些突出于地面之上。由于仓廪存粮关系着商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因此商王除了派遣巡视员对粮草进行例行巡视之外，还特别留心仓廪之中经常遇到的火灾问题，可见仓廪制度在商代早已成为军队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个方面。

　　西周建立之后，更是大力发展仓廪制度，著名的《兮甲盘铭》之中曾经提到过成周附近的“四方贮(古字形为上宁下貝)”，而《颂壶铭》也提到了“成周贮廿家”，所谓的“四方贮”指的就是国家在成周四面所修筑的巨型粮仓，而“贮廿家”指的很有可能是当时诸侯们自行发动民力所建造的粮仓。由于在当时的成周附近有着西周八个“师”(古代军队单位编制)的军队，因此这些粮仓修建的主要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服务于这些王师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