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旧讳、外戚讳和特殊之讳，探寻避讳在宋朝发展至巅峰的成因

古代王朝奉行以礼治国，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主张以礼作为治国理政的中心思想。古代的礼不同于现代的社交礼仪，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等级秩序和典章制度，所谓“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贵贱有等，亲疏有分”。尊卑有别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避讳，指的是臣民不得在文字和语言上书写和称呼当代帝王和尊长的名字。

避讳大致分为国讳和私讳两种类型，国讳也称公讳、圣讳，是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也包括孔子、孟子的名讳，举国之人皆需规避。私讳也称家讳，是指同一宗族的祖先名讳，族人和外人需要规避。任何事物都会经历开始、发展、完善、终结的过程，避讳也不例外，它起源于周朝，至秦汉得以大成，唐宋最为盛行，一直延续到清末才宣告终结，历时长达两千余年。

宋代的避讳是历代王朝中最为严苛的，所规避的类别和范围也是空前绝后。例如：宋高宗姓赵名构，需要规避“构”的嫌名（同音字）竟达55字之多，堪称历史之最。

为何宋代对避讳如此重视，乃至于成为避讳的巅峰时期呢？

避讳的发展历程

避讳起源于周朝，据《尚书·金滕》记载，周武王患病，周公设坛向上天祈祷，在祷词中，周公用“某”代替武王名讳，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避讳的史料文献。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周朝的礼治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当时的避讳之风只在上层贵族之间流行，民间并未得到推广和执行，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秦朝时期，避讳之风开始推广到民间百姓，秦始皇名叫赢政（正），因而臣民对“正”字需要规避，改为“端”，史料中亦有“秦讳正，谓之端”的记载。灭楚之后，秦始皇为规避父亲子楚的名讳，下令将“楚”改为“荆”，这便是“荆楚大地”最初的由来。

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史记正义》

西汉时期，避讳逐渐形成规范，儒家经典《礼记》用大量篇幅介绍避讳的相关规定，成为历代奉行的重要典籍之一。《礼记·曲礼上》记载：“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意思是说不避讳同音字，二个字的名字只需避讳其中一个。然而，此后的历代王朝却并未执行这条准则，反而在避嫌名和偏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是第一个规避嫌名的君王，赤乌五年（242年），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由于“和”与“禾”同音，于是下诏改禾兴为嘉兴（今浙江嘉兴市）。

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颁发诏书，“世及民不连续者，并不须避”，这是依据“二名不偏讳”发出的诏令。然而，朝廷却把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民间把佛教中的“观世音”略称为“观音”，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实行了偏讳。

除当朝皇帝的名讳不可冒犯外，对已故七世帝王的庙讳，臣民也需要规避。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为规避庙讳“虎”字，虎牢关改武牢关，苏州虎丘改武丘，古代兵符虎符改兽符，甚至把《后汉书》中的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为狗”。唐朝律法对误犯庙讳者制订了详细的处罚措施，据《唐律疏律》记载：“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

由此可见，唐代已经将避讳纳入刑律，踏上法制化的轨道，对民间的影响也日趋加深。

避讳的巅峰时期

宋朝是古代避讳的巅峰时期，不仅国讳、庙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家讳，特讳更是琳琅满目，不可胜数。宋朝帝王规避嫌名的字数是历代帝王中最多的，宋高宗的“构”字规避嫌名多达55字，几乎把所有的同音字一网打尽。宋钦宗的“桓”字亦需规避嫌名49字，其余帝王多在十几、二十字左右。

宋朝不仅对当朝皇帝的名讳需要规避，就是皇帝以前用过的旧名也需避讳，这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宋真宗时期，规定不得用太宗旧名“光义”二字相连及其同音字。宋仁宗时期，诏告天下不得用真宗藩邸旧名，官员杨侃为规避真宗旧名赵元侃而改名杨大雅。宋英宗时期，禁止连用皇帝旧讳被写入文书令中，颁行天下。

后妃名讳也是宋朝避讳的部分，宋真宗驾崩后，皇太后刘娥临朝称制，令天下官名和州县名与刘娥之父刘通相同者改名，地名通州改为崇州，官职通判改为同判，官署通进司改为承进司。宋神宗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诏告天下规避其父高尊甫之名讳。

禮儀院請避皇太后父祖諱，詔唯避父彭城郡王諱。仍改通進司為承進司。——《续资治通鉴长编》

除此之外，宋朝还有别具一格的特殊避讳。宋真宗时期，皇帝突发奇想地把财神赵玄朗奉为赵家始祖，称为圣祖，“玄朗”二字亦变成庙讳，不仅士人百姓不得冒犯，甚至连庙宇中供奉的各路神仙有冒犯者也需要避讳。宋徽宗痴迷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诏令天下不得以老子的名（耳）、字（伯阳、聃）为名字。政和八年（1118年），又颁布诏令，不得用“君、王、圣、天、龙、皇、主、玉”为名字。宋朝避讳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法制化和礼俗化。

据《宋刑统》记载“诸上书若奏事而误，杖六十，口误减二等。上尚书省而误，笞四十，余文书误，笞三十。及误有害者，各加二等，若误可行非上书奏事者，勿论”。表面上看起来宋朝在律法上对避讳的处罚不如唐朝严苛，但实际上唐朝对于误犯避讳者的刑罚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而宋朝却对此极为重视，在执行上比唐朝更为严苛。

宋朝不仅将避讳纳入刑律，而且将避讳内容写入令、式之中，采用定期颁布的形式，以规范国人的言行举止。所谓令是指禁令，是法律不允许人们去做的事情；式是指规范，是法律要求人们去做的事情。从纳入刑律，到令、式的定期颁布，宋朝的避讳管理已然形成一种制度，完全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宋朝避讳礼俗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于自讳其名。据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所载，一位名叫田登的太守非常忌讳别人提及自己的名字，下令辖境内的士人百姓必须规避“登”及其同音字。如若误犯忌讳，便找各种理由施以严惩，不少吏卒都因不小心犯忌而被鞭笞，于是州府百姓都把灯称为火。

随着元宵节的临近，按往常惯例，城里会点三天焰火和花灯以示庆祝，州府衙门会提前贴出告示，让百姓前来观灯。这项原本并不复杂的任务，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十分为难。如果在告示中用上“灯”字，恰好犯了田太守的忌讳；不用的话，意思又表达不清楚。经过反复思量，害怕触霉头的官员只好把“灯”改为“火”，变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告示贴出后，当地百姓个个义愤填膺，他们早已对田登的专制蛮横深感不满，现在看了官府贴出的告示后，愈发忿忿不平，纷纷说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学庵笔记·卷五》

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因为误犯官员名讳而闹出的笑话。话说宋徽宗宣和年间，常州知州徐申非常忌讳别人直呼其名。当地一位县令三次递状子到州衙，申请派人捉拿盗窃贡品的窃贼，徐知州却无半点反映。知县一怒之下跑到州衙，质问屡次申请却未获施行的原由。

徐申斥责他身为县令理应知晓上司名讳，却为何要出言侮辱。知县这才明白原来是犯了知州的忌讳，于是大声说道：“这是正当的申请，倘若州衙不处理，我就向监司申请，向户部申请，向御史台申请，向中书省申请，申来申去，除非我身死才会罢休”。徐知州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却对这位县令无可奈何，因为朝廷颁布的《仪制令》有明文规定“诸命官不得令人避家讳”，也就是说官员自讳其名的行为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以权谋私。

由此可见，宋代的避讳之风已形成了社会风气深入到了民间，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对士子官吏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

导致宋朝避讳之风盛行的因素

宋代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言“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及于赵宋之世”。避讳历来被视为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抑制思想交流的手段，宋代却用事实证明，通过合理的控制并加以引导，避讳反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繁荣文化，可以说是颇多益处。

导致宋朝的避讳之风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重文抑武的国策，助长了避讳之风的盛行

宋朝充分吸取唐朝亡于藩镇的经验教训，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黄袍加身”的方式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因而对于骄兵藩镇、割据自立极为忌惮，立国不久便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将领的兵权。宋朝皇帝通过多种方式，倡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确立了影响后世近千年的文官执政体制。

文官所接受的教育是源于孔孟的儒家学说思想，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而避讳作为礼治的一种方式，易于被文官所接受。宋朝通过将避讳纳入法制化轨道，既展现出推崇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又使文官产生敬畏之心，从而忠诚于君王，效力于朝廷，造福于万民。由文官作为表率，引导民间百姓效法施行，大大促进了避讳制度的发展，成为朝野上下争相效仿的一种礼仪，通过社会风气的演变逐步深入到民间。

二、通过避讳来彰显正统，巩固政权统治

宋朝的天下来路不正，为了彰显其统治合理性，宋朝皇帝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比前代帝王更为谦逊的态度，不称皇帝，改称官家便是其中之一。避讳作为古代礼治的一部分，将其发扬光大也是彰显宋朝统治合理性的一种方式。

宋朝统治者认为，五代十国的礼仪多为草草创立，不能做为本朝礼制的典范，于是宋太祖派人参照唐朝的《开元礼》结合实际情形加以改进，创立《开宝通礼》二百卷。此后，真宗、仁宗、神宗、徽宗都曾对礼仪制度进行增补和修订。避讳随着礼制的修订而逐渐严苛，避皇帝旧讳、圣祖名讳始于真宗，避外戚之讳始于仁宗，避老子名讳和禁用八字始于徽宗。可见，宋朝的避讳之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不断演化而来。

宋朝一方面对避讳范围进一步扩大，使皇权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至，以巩固其政权统治；另一方面又对犯讳者示以宽大，如对科举犯讳考生同等录取的方式，以笼络士子之心。

三、历经千载发展，背倚繁荣文化的必然结果

源于周朝的避讳，历经秦汉时期的系统归纳，两晋时期的深入演化，隋唐时期的开拓创新，到宋朝已传承和发展了千载之久，已经形成了极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基础。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对避讳的范围和类别进一步扩大，并且纳入刑律，以令、式定期颁布的方式形成一种制度，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宋代避讳之风虽然盛行，但在处罚方面是比较人道的，士子百姓通常挨顿板子，朝廷官吏摘掉乌纱帽。不像明清时期，有不少文人因未曾避讳被下入大狱，甚至被处死。避讳之风盛行的两宋，恰恰是古代文化最为繁荣的巅峰，两者得以协调发展，跟宋朝统治者的合理控制和因势利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体而言，避讳作为古代礼治的组成部分，在宋朝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巅峰，既跟宋朝统治者重文抑武的国策有关，又与巩固政权统治的手段相契合，还跟历史发展的规律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通过了解历代避讳的形式和范围，有助于我们甄别和考据历代文献资料，对还原历史真相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