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代的侠客风骨：为何诗人多崇尚游侠精神？李白真杀过人吗？

朝代的兴替，大多是在金戈铁马中实现的，这就造成了每个朝代的前期，游侠风气的兴起。但在一个政权稳固之后，游侠们似乎从朝廷借重的英雄，变成了需要防备的对象。

韩非子就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东汉史学家班固与韩非子一样，对游侠充满敌意，认为他们破坏国家法治罪不容诛。

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却对游侠一见倾心，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总结了游侠精神的几个侧面。第一是急人所难，第二是任情越法。第三是一诺千金，第四是具有牺牲精神。但中国毕竟是个儒家思想占据主流的社会，任何一种思想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改造。当桀骜不驯的游侠精神与文质彬彬的儒家精神结合在一起，游侠的身上加入了义的特质，就变成了全社会所崇尚的侠义精神。

本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玄风洗礼之后，中国社会的游侠精神有所没落，但在唐朝，游侠之风却再次兴起，成为一个时代鲜明的精神烙印。

唐朝人太喜欢游侠了，原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的游侠，在唐朝人的审美中，成了英雄，也成为唐朝人风云激荡的审美风格的重要因素。这也许和唐朝开国者带有胡人的血统有关，与他们长期的作战经历有关。开国皇帝李渊征战时，帐下有一大批武功高强的侠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都是“博徒大侠”；而李世民更是偷偷豢养了一批死士为己所用。

即使是在唐朝建立之后，唐朝的游侠之风仍然弥漫。那些开国元勋们在朝堂上吟诗作赋以文人自居，但仍以做过游侠为傲。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的著名文人姚崇，年强时候竟然是一个“古惑仔”。他自豪地说，三十岁之前他就是个以“呼鹰逐兔”为乐的游侠，根本没有读过书。后来发奋读书，竟然做了宰相。很显然，姚崇自豪的不是自己读了书，而是年少时候叱咤风云的游侠生活。

开国元勋谋士徐茂功则念念不忘自己青春爆棚的游侠生活，他自夸说，“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游侠精神的向往。

上层政治人物对游侠精神的向往，很快传导到唐代社会之中，尤其是那些带着“功名只应马上取，直是英雄一丈夫”理念的诗人们。诗人们早已经抛弃了魏晋的玄风和红粉的暧昧，游荡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是侠客精神。他们由衷赞美侠客，在他们笔下，侠客是“白马啸西风”的雄浑与苍凉；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情壮志，是于出入街道市井红尘之中饮酒驰马的五陵少年，是于大漠边陲无边的烽烟之中驰骋杀敌的英雄好汉。

在唐诗中，这种游侠形象比比皆是。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形象地描述了游侠：“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连性格寒冷悲切的贾岛，都曾经向往剑客的生活。“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可见游侠的精神与做派，早已经渗入了唐朝人的心灵。

唐朝的游侠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是城市猎人型。那些游走于城市巷陌之间的少年们，大都是高门贵族之后，他们是放浪于红尘之中的年轻人，是李白笔下，“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那飘飘欲仙的五陵少年。

呼朋唤友大口饮酒是城市游侠的重要特征。王维的《少年行》中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银鞍白马有胡姬压酒，何等快意的人生。当然，荷尔蒙爆棚的年轻人，在喝酒打架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到姑娘众多的娱乐一条街平康里，挥霍青春。

第二种是身怀武功的艺术家。诗人杜甫曾经写过舞剑器的公孙大娘，这一类从事表演的艺术家，浪迹江湖身负武功，我们可以称之为艺侠。第三种是奋战于边关大漠卫国杀敌的边陲之侠。他们辞别妻子儿女走向边关，用文韬武略征服敌人获得军功，这正是有唐一代的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途径。杨炯的《紫骝马》，生动地描述了边陲之侠的形象。“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在唐朝崇尚游侠的审美精神的浸润之下，唐朝似乎处处都是游侠诗人。李白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李白的身上，集中了游侠的所有精神特质。首先李白家有钱，可以仗义疏财一掷千金，有孟尝之侠风。他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不到一年花了三十几万而眼睛不眨的人，绝对有侠客之风。第二，李白武功高强，像在大街上杀人这种事情，简直眼都不眨。李白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这是游侠精神的内核——你纵然很牛，但我比你还牛！

李白不止一次地说他杀过人，他曾经“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曾经“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还曾经“杀人如翦草，剧孟同游遨”，甚至潇洒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身上有一种睥睨万物的豪气。

睥睨万物，代表着自魏晋以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这种精神强调人格的独立性，绝不会因为你的权势大于我，我就会匍匐在权力的脚下。

唐朝科举考试流行“行卷”之风，就是拿着自己的简历和诗文，去拜访那些文坛领袖位高权重者，以求得到他们的提携与推荐。按理说这是有求于人，必须毕恭毕敬甚至卑躬屈膝，但在游侠精神的影响下，李白等诗人去拜访权贵，看上去不像是拜访，却像是去吵架的。

李白曾经给安州裴长史写了一封长长的求职信，希望裴长史能提拔自己，但李白看起来不是找工作的，而是威胁人家的。李白说：“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遂之长途，白既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大意是说，要提拔我挺好，不提拔我，老子就走了，像我这样的才子，还愁别人看不上，你等着吧！于是，李白在裴长史那儿一直也没等到好消息！

李白性格热烈狂傲，有侠客做派倒也正常，你能想象把诗歌写的淡到无味的田园诗人孟浩然，也有侠骨之风吗？本来朝廷高官韩朝宗与孟浩然约好赴京城，向皇帝推荐孟浩然做官的，但那天孟浩然正好来了客人，孟浩然与朋友推杯换盏，不知不觉到了出发的时间了，仆人提醒他该出发了，哪想到孟浩然竟然说不要理会韩朝宗，与朋友喝酒要紧，这不也体现了孟浩然骨子里，有平视王侯快意恩仇的侠客风格吗？

除了李白之外，还有几位诗人，绝对算是诗人中的古惑仔，古惑仔中的诗人，他们身上的游侠精神，也是大唐盛世崇尚武功崇尚快意恩仇精神的具体体现。

初唐时代的天才儿童骆宾王，他的《于易水送人》就是他游侠性格的最好注脚。“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闻一多先生说他“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和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有了这样的游侠精神，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能假如反对武则天的队伍，写下著名的檄文，并在兵败之后不知所踪，或许早已经是回到江湖的游侠的世界了吧。

出身游侠世家的陈子昂，更是一副侠肝义胆。早年与游侠界的扛把子郭元振交游，“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原来年轻时候和别人打架伤人的陈子昂，弃武从文之后，竟然成了初唐的文坛领袖，开盛唐一代诗风。

边塞诗的大佬高适，年轻时“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原来他竟然是职业赌徒，后来竟然成为掌握重兵的节度使。而著名诗人韦应物，诗歌写的相当清新佛系，但他早年也是混道的，而且是做到了唐玄宗的侍卫，可见武功高强，据说经常到街上打人，但韦应物最终开始读书，不仅成了苏州太守有韦苏州的美名，还是唐朝山水诗人中的佼佼者。

唐朝文人的崇尚武功崇尚游侠的精神，是唐朝开放博大审美精神的一部分，它让盛唐的诗歌，充满了阳光刚健的气质，这种豪壮和自信，这种个性的张扬与不屈，组成了让人神往的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