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圣人”和西方的“圣人”有何差别？看中西评判标准的差异

西方有“圣人”吗？

有，但是和中国的“圣人”不同，他们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来自于评判标准的不同。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纵观世界历史恐怕只有中国人最喜欢“封圣”，所以大家会发现会有这样那样的圣，譬如武圣、史圣、诗圣、书圣、画圣、医圣、药圣、酒圣、茶圣等等诸如此类，他们都代表了某一领域达成最高成就的人。

而中国的圣人群体极其庞大，基本上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都顶着一个“圣人”的光环，如老子、周文王、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这些人都被尊为圣人。但提到西方有什么圣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但实际上是很多的，但都是宗教圣人），你可能会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如果以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他们确实可以封圣，但是注意了他们实际上被称为“希腊三贤”。

而贤与圣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在宗教意义上。

一、中国圣人的评判标准

中国文化中的“圣人”最开始并没有被赋予宗教意义，是在佛教和道教兴起后，圣人也逐渐带有宗教属性。但在之前它并不是这样的，起初的圣人是指品德和智慧达到一种至善和圆满的人，《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论述智伯瑶的灭亡时就有论述说：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作为至圣的孔子是如何看待圣人的呢？别说，在《论语》中还是有几条孔子关于圣人的论述。那么孔子眼中的“圣人”是怎么样的呢？《论语·雍也篇》中有他的说法：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子贡问他如果一个人广泛的给予民众以好处且帮助他们，算得上仁德吗？孔子很激动，说哪里仅仅是仁德，已经是圣德了，尧舜大概都很难做到。实际上不难从孔子的逻辑中看出端倪，圣人必须具备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有博爱的胸襟和仁慈，能够尽其所能的帮助民众，不分老弱贫富，不分身份地位之别。

所以，孔子后来又说：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圣人的境界很难达成，所以孔子觉得能够见到君子就算不错了，至于善人他也很久没有见到，这是因为人很难持之以恒的去高标准的要求自己。而圣人在他们的眼中象征着至德至才的人，这样的人是十分罕见的。

所以朱熹在注解这段话的时候对“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注解说：

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

意思是说圣人（指尧舜）难道不想要济众治九州，其实不过是力量不足而已。这里朱熹也反向论证了什么不是圣人，那就是“苟以吾治已足”，就是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其它的人事物都不关心，所以这类人谈不上是圣人。

不过孟子却认为“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说明他十分推崇尧舜的圣人地位。

朱熹的解释和司马光的“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是一个意思，“济众”表示的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才能。具体的“济众”可以表现为孟子理想中的仁政场景为“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上了年纪的人有暖和的衣服穿，有食物可以保持温饱，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小康了。

也就是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考量的是品德，还有能力。所以在孔子看来，尧舜可能品德够了，但是并没有实现理想中的社会图景。由此可见，中国的圣人其标准非常之高，要求也很高，光有至善的品德还不行，还要有“平天下”的才能。

王莽篡权前期极尽笼络天下人，不仅给朝中大臣封官进爵，还给许多普通施以恩惠，他的党羽于是纷纷称赞他，把他比作古代的圣人周公，最后为他博得一个“安汉公”的美誉。从王莽封圣这一政治事件可以看出，“济众”是评判圣人的重要依据，具体又分为才能和品德两大类。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圣人的评判标准主要集中在才能和品德方面，所谓品德即像范仲淹说的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觉悟和追求，在才能方面则要有“教之以相生养之道”或“挽狂澜于既倒”的才能，这种才能既是现实的政治手段，也包含思想文化。

依照中国的这种评判标准，实际上像“希腊三贤”是远远可以进入圣人之列的，但是由于西方的批判标准不同，所以他们并未被称之为圣人。另一方面，由于后世对圣人的评判标准越来越低，其实也是中国会出现这么多“圣”的缘故。这其中既有学术界的推崇，也是由于政治上君主的册封。

二、西方圣人的评判标准

如果说中国的圣人更多的是指世俗意义，那么西方的圣人则更多是指宗教层面。

所以西方世界并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圣人，翻遍西方历史你也不会看到有哪个人像孔子这样被封圣，因此西方所有的圣人都和基督教有关系，换言之他们能够封圣，是因为基督教册封的缘故。譬如著名的圣女贞德，由于她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有一段神奇的神迹遭遇，加上她对天主教的虔诚以及最终殉道，于是在1920年的时候她被册封为天主教圣人。

一般来说，西方世界并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封圣，只有宗教意义上的封圣，在中国只要在学术界和政治上加以推崇和册封，那么就能完成对一个人的封圣。但是在西方只有信仰天主教或东正教的人才有机会被封圣，这是由于西方那种政教紧密相连的历史导致的结果。

不同于中国的圣人标准，西方的圣人标准是指对上帝的虔诚以及由于为宗教事业做出牺牲（殉道），在定义上他们（圣人）是指在凡间被上帝选中的一类人，所以教会就把这类人册封为圣人，以此表彰他们做出的贡献仰或肯定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因此，西方的宗教圣人更多是指一个榜样，以便凝聚信徒。

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西方的这种宗教封圣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起初设立这些圣人是为了纪念殉道者，但那时候人们可以选择去纪念他或者纪念，这个没有强制规定。直到公元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上，向圣像敬礼致敬才确立下来，以前基督教设立圣人很简单。

直到十二世纪以后，圣人的册封才需要经过教宗考察，并将其遗物列入圣品中才能正式成为被认可的圣人。十六世纪的特伦多会议上又要求信徒们必要时刻要通过圣人转求上帝，同时也需要对圣人的遗物（圣品）或者圣像敬礼，但是禁止向圣人祷告或祈祷。

所以这造成基督教各教区、各教会册封圣人显得有些混乱，有些圣人只是区域性的圣人，在整个宗教世界中并不会得到普遍敬礼或承认，有些教区也不承认对方的圣人。一般而言，只有《圣经》中的圣人或圣徒才会得到所有信徒的承认，或者像贞德这种影响力特别大的圣人。

因此天主教有着特殊的“教会年历”，或者叫“天主教圣人历”，这个历法是指把每一天都和一个殉道或者自然去世的圣人、圣徒、圣师联系起来，在这一天里，信徒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纪念活动。像贞德的圣人历就排在5月30日这一天。

正因为西方历史上这种特殊的册封圣人的需求，所以造成在中国也有不少天主教圣人，譬如1821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市的曹桂英，由于她在当地积极的进行传教活动，咸丰六年(1856年)的时候被当地县令抓捕，县令逼迫她叛教还俗，但她至死不从，最终被县令判站囚笼而死。

由于她的殉道事迹以及对上帝的虔诚，1900年5月27日教宗良十三世宣布她为真福，到了2000年10月1日的时候，著名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将她册封为圣人，而若望·保禄二世自己本人则在2011年5月1日被册封为真福，2014年4月27日正式被册封为圣人。

一般来说，只要被册封为圣人，在他们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圣字。综上所述，这就是中国圣人和西方圣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