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风流：战乱年代的一片文学绿洲，文人集体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邺城这个地方比较特别。

它西靠巍巍太行，东临辽阔的河北大平原，既有屏障，又物产丰饶，南北都有河流经过，水陆交通便利，因此战略位置很重要，历史上曾有六代在这里建都。但奇怪的是，每次建都的时间都不长，北齐是最长的了，有二十八年，最短的冉魏还不到三年。这里实际的建都时间，加起来才八十多年。

东汉末年，邺城曾是冀州牧袁绍的驻地，后来曹操把它占领后，看中了这里，就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中心，在这里住了十七年。这十多年在文学史上很出名，也很重要，因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邺下文学集团，他们的创作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集体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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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这个人，特别重视人才，这是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突出特点。如果我们去看他的《短歌行》，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曹操本人是杰出的诗人，文士也是他非常重视的一类人才。很快，在他身边就汇集了一大批能文之士，这其中就包括王粲、陈琳、徐干、应、阮瑀、杨修等人，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作家群，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作协。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挥军南下。在襄阳汉水边，陈琳、徐干、刘桢、应等人开了一次笔会，大家都以《神女赋》为题进行创作。

先秦时候的辞赋家宋玉曾写过一篇《神女赋》，写的是楚襄王梦遇神女的故事，充满浪漫色彩。

从流存下来的残篇来看，这次创作的《神女赋》，显然深受宋玉的影响，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写作思路，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

在汉代，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以来，对儒家思想的强调就到了一个极致。在男女关系上，讲究的是“发乎情，止乎理”，本来蛮浪漫的事，被冷冰冰的礼法一约束，马上变得索然无味，大煞风景。所以汉代的诗人都不怎么写爱情，怕被人说是臭流氓，不正经。

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这次创作的《神女赋》就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可以说，这样的作品，已经整整一个时代没出现过了。这意味着一个禁区被打破，文学中爱情的种子重新开始萌芽。

对于邺下文学集团来说，它们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是一个文学小气候结出的第一批果实。

赤壁一战，十万楼船扫地空，横使周郎成大名。但铩羽而归的曹操丝毫不改他豪迈磊落的本色，从襄阳回到谯郡，他摆下酒宴大会群宾。觥筹交错之间，酒酣耳热之时，曹丕、阮、徐干、王粲等人逞才使气，相互唱和，挥笔写下《述征赋》、《纪征赋》、《序征赋》、《初征赋》等赋文。

邺下文士的这种集体随军出征，还有几次。这种经历，激发了这些文士们的创作热情和灵感，成为一种独特的军中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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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年（215），曹丕随曹操出征汉中。到达孟津的时候，曹丕想起在朝歌做官的好友吴质，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两地虽然相隔不远，但曹丕军务在身，无法前往相见，于是特意叫去邺城的差使绕道送去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这就是脍炙人口的魏晋抒情散文名作——《与朝歌令吴质书》。

信中写道：“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这是追忆四年前他们在南皮的那次难忘的宴游。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邺下文人集团最高光的时刻的开始。

那一年的正月，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这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官职，属于行政首脑，地位仅在丞相曹操之下。这个官职有一项权力，就是可以自行设置职位。曹丕就设了一个叫“文学”的部门，把徐干、应、苏林、刘廙、夏侯尚等文士都安排进来。

与此同时，被封为平原侯的曹植身边同样也聚集起一批文士，据《三国志》记载，应、刘桢等人都曾成为曹植的“庶子”，这是与“文学”差不多的一种侍从之职。

曹操还要王粲、陈琳、阮瑀等人与曹丕、曹植兄弟交往，与他们成为朋友。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这些文人能带来很好的文化熏陶。

位于漳水下游、渤海之滨的南皮，距邺城约五百里地，曹操曾在那里打过猎。转眼又到了仲夏五月，天气和暖，南风吹麦，正是射雉之时，乐猎之际，酷爱打猎的曹丕又想起父亲的壮举，不禁技痒难捺，便与曹植带领邺下一批文士直奔南皮而去。

这次南皮之游，当时“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全都随行，加上曹丕和曹植，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人物基本都在，可谓阵容齐整，应该有不少诗文问世。唯一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后来都湮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了。

南皮之游成为一个诗歌创作高潮的开始。在随后的一两年中，曹丕、曹植同邺下文士们多次在以西园为中心的邺宫周围举行宴饮游览盛会，他们互相以诗赋唱和，写出大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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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二年，这样的生活已成为一种常态。这些活动，一方面表现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是大家一起快乐地切磋技艺、比试高下。

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些活动，它们跟一般的权贵、公子哥儿们纸醉金迷的奢侈放纵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这么说，这一群人吃喝玩乐着，一不小心就推动了文学史的发展。

这种发展，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在五言诗这种体裁上。在此之前，诗的正体是四言诗，这是从《诗经》以来形成的传统。而在邺下文人集团创作的诗歌中，五言诗成了主要的体裁。如果看总数，邺下文人创作的诗歌中五言诗占了一半多。刘勰说建安文学出现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这个功劳主要应该记在邺下文人的头上。

除了五言诗，邺下文人还以广泛的兴趣、充沛的精力和横溢的才情创作了大量四言、六言、七言、杂言诗以及辞赋和散文。他们似乎什么都想试一试，这些尝试，有的成功了，比如五言诗后来就成为一种主流诗体；有的并不怎么成功，但也有价值，至少它告诉后来的人，此路不通。

从题材来看，这些作品涉及的方面是非常广的，有战争、赠别、游览、宴会、咏物、咏史、女性、爱情、游仙、山水，等等。这大大拓宽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扩大了文学的视野。原来大家觉得文学写作的领域是很窄的，好多东西都不适合写成文章，现在发现其实什么都可以写。写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后世有些正统的批评家对这些作品看不大顺眼，有些微词，觉得怎么把吃喝玩乐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也写进去呢，立意不够高远呀。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这正是邺下文学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方面，即它的去政治化和文学的自觉。

了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先秦两汉主流的文艺观是“诗言志”，就是写文章要表现高大上的主题。尤其是两汉，把这个推向极致，结果就是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写文章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是为了教育人；读文章是为了受教育，懂得某种道理。

邺下文学打破了这种观念，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文学在本质上并不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文学有它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说，文学是一种优美的东西，是用来把玩、欣赏的，可以给人带来审美的快感。

有了这样的观念转变，文学就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第一，既然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的存在，那就应该尽量把它做得漂亮一些，艺术化一些。所以邺下文人都很注意语言的锤炼、技巧的打磨、音韵的和谐。这才是回到了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第二、既然文学是一种审美的东西，那么显然那些活生生的、特色鲜明的人的情感和个性更有审美性。开口就是大道理，戴着假面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可能会让人敬畏，但很难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快乐。

结论就是，文学应该取掉面具，抒发真实的情感。如果把邺下文学和两汉乃至先秦主流的文学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邺下文学普遍融入了作者个人化的喜怒哀乐。人的形象更鲜明了，人的内心世界打开了，而不仅仅是“代圣贤立言”。这样，文学就由“诗言志”转向了“诗缘情”。

在文学史上，这绝对是影响文学走向的大事件。

曲终人散

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用到一个词：乐极生悲。这个词果然不幸而言中了邺下文人集团的结局。

建安二十二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这一年发生了严重的疫病，王粲、陈琳、应、刘桢等主要成员相继离世。

二是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发生太子之争。曹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出了一个”司马门”事件，从此退出了竞争。这两个核心人物失和，整个集团的气氛就开始变得奇怪起来，大家的心态也就不同了。

就这样，从集体创作《神女赋》那一次算起，经过七年左右井喷式的发展，到这一年就像突然按下了暂停键。从此之后，那种集体的诗赋唱和活动和作品就消失了。也可以说，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邺下文人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些令人唏嘘，但是，能有那样黄金般的几年，对文学史来说，已经足够幸运了，我们还能奢望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