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偷书被打的背后，是宗法制度下私刑的滥用与士绅阶层的专断

孔乙己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人物，他落魄的形象是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一生的遭遇令无数人唏嘘感慨。但大部分读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孔乙己、看客以及咸亨酒店的老板和伙计身上，鲜少有人关注一个细节：“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以抄书为生的孔乙己时常地“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读书人的事到底是“偷”还是“窃”，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但是从这一细节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何家的人打孔乙己，其本质是民间的私刑。

按照现代人的逻辑，无论孔乙己是“偷书”还是“窃书”，都不应该由何家人自己去处理，更不应该“吊着打”，但事实确实是如此。更为诡异的是，咸亨酒店里的短衣帮并未对何家私自用刑表示诧异或者不满，反而争相调侃起孔乙己来，在他们的心里何家人私自处理盗窃事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由此现象我们不仅可以得出“何家人动用私刑是司空见惯的”这一结论，还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晚清民间私刑尤其是乡间私刑是相当猖獗的，而且这一观念是深入人心的。

按照胡适博士的理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就此来求证一下晚清民间私刑的猖獗情况。民间私刑古来有之，尤其以明清时期为甚，并且呈现出了向“强制与严厉”方向的发展趋势。明清以前的私刑是限制在家族内部的，它的基本形式是以“宗族家规”呈现的，并且以劝诫为主，以《颜氏家训》为首的诸多“家训”、“族规”、“家规”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明初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沿袭的也是这个路子，但已经出现了强制性的雏形：“拘纳私财归公堂及出族”等处罚条例赫然其中。

明末清初是一个转折点，《永兴张氏合族禁条》等族规开启了“规范性、条理性、系统性和强制性”的先河，以罚款为手段的处罚条例用在了家族治理成员日常行为的不检点上。而清朝中后期以及晚清，《映雪堂孙氏家法补略》等制度则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族规，其中出现了“鞭打”、“打板子”甚至是“合族打死”等严厉的条例，并且根据不同的行为来划定处罚程度，比如“偷盗一等二十板”、“赌博二等三十板”。到了孔乙己的时代，民间私刑已然成为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实，咸亨酒店内的“短衣帮”以及老板伙计自然不会以为诧异。

宗法制度视角下的民间私刑与宗族家规的合理性

《孔乙己》中的私刑现象不是个例，它反映的是晚清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有着相当深刻的文化、政治以及历史原因。民间私刑在晚清的畅通无阻不仅是宗法制度视角下的宗族家规的延续，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人治”的一种必然。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断定它是封建社会的毒瘤，在一以贯之的宗法制度视角下，民间私刑与宗族家规有着它的合理性，同时它也是古代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到底的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无论是秦汉唐宋元明清哪一个朝代，都是以这一制度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理念在中国扎根了上千年，无论封建社会的朝代如何更迭，这一点都是基石中的基石，是不容任何人抹杀或者忽视的。宗法制度深入人心使得个人与家族捆绑在了一起，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宗族视角。在宗族视角下，家规家法以及民间私刑必定拥有广阔的土壤，因为它们在宗族视角下是完全合理的。

“禅让制”的终结代表着“家天下”的开启，而以“礼法”为重要手段的周朝将宗法制度完善了起来并且推向了高潮。自此以后的华夏大地上，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融入了每一个人的血液。秦汉自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逐步走向顶峰的时代，门第与出身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尤其是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的兴盛，对后世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宗法制度与门阀制度互为表里，家族观念与家族法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

“家训”这一形式应运而生，并且在顶层的贵族家族中流行了起来，唐宋时期“家训”达到了顶峰。《颜氏家训》可谓是开启了家训系统化的先河，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民间风气。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大量的寒门子弟由这一通道进入士大夫阶层，家训也因此在民间流行开来。宗祠、族谱与家训成为了中国古人一生都绕不开的事物，族谱记录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家训是一个人活着时候的行为守则，而宗祠则是一个人死后的最终归宿。

不具有强制性质以劝诫为目的的“家训”在明清时期逐步演化成了具有强制性的“家法”，而后不断扩大范围成为了清朝中后期民间颇为猖獗的“私刑”，民间私刑说到底其实就是“家法”的外化。披着宗法制度外衣的“家训家规家法”演变成为了可以处置人员生死的“私刑”，这是宗法制度视角下的一种必然。《宁乡熊氏祠规》可谓是民间私刑的集大成者，其刑罚内容颇为复杂，羞辱刑、财产刑、资格刑、身体刑以及生命刑都列在其中。

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强化，封建家族的家长权力也不断强化，以乡村士绅基层以及封建大家庭族长为首的势力以私刑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在宗法制度视角下，“家法”乃至是私刑的完善化、体系化以及流行化有着它自身的合理性，尤其是乡间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很难冲破宗族观念的束缚。从“家国同构”的起点到“世家门阀”再到“家训族规”而后演变为“家法私刑”，是封建架构与宗族观念双重影响下的必然。

封建时代双线并行的法制观念与政治手段

“家国同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国与家，家与国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从天子到庶民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以皇帝为核心的家族便是这座金字塔顶端的核心，同时这一家族也是天下所有家族的大家长。在这种架构之下，“国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家法”，这就为民间尤其是乡村的“家法”的存在提供了天然的合理性。家族刑罚与国家刑罚虽然是两个概念，但是在宗法视角下他们的本质有着相同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法制实际上以“双线并行”的，这种情况在明清两朝尤其盛行。其背后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的理念赋予了民间家法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现实下政治制度的必然。乡村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单位，乡绅宗族虽然是整个金字塔的底端，但顶端的皇权宗族很难将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乡村，其原因与古代的行政体系划分有着重要的关系。

金字塔顶端的皇权宗族统辖的是士大夫宗族，不同等级的士大夫宗族层层统率，但自古以来最为基础的行政单位是县一级，所谓“乡里”一级的行政单位其本质仍旧是民间单位。无论是秦汉以来的郡县制还是元朝开创的行省制度，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的行政体系划分，乡绅宗族实际上与士大夫宗族以及皇权宗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单位。国家刑罚的底层是县一级的士大夫宗族，而乡里等单位则游离在其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

封建王朝的触手难以触及到乡绅宗族这一神经末梢，因此“双线并行”的刑罚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尤其是明清两朝皇权的高度集中，使得乡绅一级被纳入了额外的行政体系之内，为此“家法”“族规”等民间刑罚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推崇。乡绅一级的宗族制定了大量的刑罚，这些刑罚虽然并非是由官方出台的，但是它体现了官方的意志，并且成为了明清两朝国家刑罚制度之外的重要补充。

以“家法”为依托的民间私刑有着官方的支持，同时也维护着乡绅一级宗族自身的利益。社会不时出现的动荡使得乡绅宗族要以“家法”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以此避免外部对宗族全体的冲击。除此之外，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约束宗族内部成员，可以防止宗族内部成员与国家意志之间产生对抗，以《宁乡熊氏祠规》为例，它一方面列出了“禁止为盗”此类的约束，另一方面还特别禁止了“结盟拜会、习教”这样的事件，以避免子孙参加“反清复明”之类的活动。

民间刑罚与国家刑罚并行是明清两朝尤为突出的现象，尤其是清朝中后期，民间私刑以及相当流行。其背后不仅有着国家层面的政治考量，还与“家国同构”视角下的法制观念有关。乡绅一级的宗族作为整个封建王朝的神经末梢，是皇权难以细致管理的最基础单位，以“家法”为依托的民间私刑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统治者的难题，促进了皇权的集中。而乡绅一级的大家长也乐于以“家法”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且在官方的支持下更为有效地管理宗族内部的成员。

从“家训”到“家法”再到私刑，民间士绅逐步走向了专断

从“家训”到“家法”再到“民间私刑”，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对宗法制度金字塔顶端皇权的维护，它在历史上有着积极的一面。在乡绅一级家长制定的“家法”下，国家刑罚与民间刑罚两条线路实现了完美的对接，这在客观上维护了当时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宗族内部的发展与宗族成员的繁衍。但这是建立在宗法制度语境下的制度，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士绅阶层通过“家法”以及“私刑”这些事物，并且在宗法制度下披上了合理的外衣，逐步走上了专断专制的道路。

无论是是宗法制度还是宗族法规，都是以维护大小宗族为核心目的的，其实施过程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个人的利益。封建社会的基础单位是宗族而不是个人，无论是国家刑罚还是以家法为依托的民间私刑，其最终维护的都是金字塔顶端的皇权。每一个人不过是维护宗族利益的工具，而所有的小宗族也不过是维护大宗族的工具，这样层层递进到皇权宗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是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双线并行”刑罚制度，使得士绅宗族大家长的权力扩大，尤其是私刑的不断完善和严格，士绅阶层在乡里一级的行政单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有着小农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宗法制度视角下的封建刑罚制度与之相匹配，民间私刑也伴随着皇权的高度集中而走向兴盛。但是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前进，民间私刑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给金字塔底层的人民带来了压抑和桎梏，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

更为重要的是在宗法制度视角与语境下，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制度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使得压迫是自上而下的，“向更弱者挥刀”成为了社会的现实，乡绅宗族的家长们成为了乡绅一级的金字塔顶端，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处在他们之下的底层只能被压迫。由此也就形成了非常诡异而又讽刺的现象，被压迫的人本身也是压迫者，除了最底层与最顶层外，每个人都很无辜但是又相当可恨。

结语

从孔乙己偷书被“吊着打”这一虚构事件，我们可以窥探出乡里绅士宗族对制定的“家法”已经演变成为了民间私刑，而民间私刑的大肆泛滥预示着相当严峻的社会现实。宗法制度视角下的宗族观念以及族人管理办法逐步由“家法”延伸到了家族以外的群体，乡绅的势力在不断扩大。建立在基础行政架构和家国同构法治理念之上的“双线并行”刑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与社会的稳定，但缺乏约束的民间私刑严重地损害了底层人民的利益。

“家法”与“私刑”的完善使得乡绅宗族的大家长们成为了压迫者，而生活在“家法”桎梏之下的底层人民无力反抗这些吃人的乡绅。尤其是封建时代贯彻到底的“宗法制度”给予了民间刑罚以合理性，在宗法视角下的人们很难冲破这层牢笼。更为可悲的是，咸亨酒店内的“短衣帮”以及老板伙计本身也是乡绅宗族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幸，而是讽刺挖苦落魄于他们的孔乙己，真是“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