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左翼思想传统及其在当代的逐渐没落

文/辰路（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69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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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有一群高鼻梁、黄皮肤的法国学生穿着红卫兵服装、高举毛泽东的画像，成群结伴地游走在巴黎街头。他们大声喊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乍看像极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让人好奇的是，西方的巴黎怎么会出现红小将们呢？

1968年5月2日，巴黎西郊的楠泰尔大学内，500名大学生聚集在学校的中心区域，拉起了“抗议越战”的旗帜。在1968年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后，许多人意识到美国是在扶持一个根本不得民心的南越政权，抗议美国越战的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席卷开来。在愤怒情绪的裹挟下，巴黎有部分学生在3月22日时向在巴黎的一些美国企业投掷炸弹物，随后遭到警察拘捕。5月2日的楠泰尔大学的学生集会，它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抗议政府拘捕学生的做法。

然而，校长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要求警察直接介入，更多的学生遭到了拘捕与审讯。这一事件迅速在法国发酵，几乎所有的法国学生加入到占领大学、反抗当局的运动中，他们打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大学”的口号。5月9日开始，学生们在巴黎大街上学习他们的革命前辈，开始建造街垒。巴黎警方在10号晚上的暴力清场活动，引发了全社会的不满。5月13日，巴黎举行了二战之后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工会组织的工人加入到声援学生的行列，上百万人喊着“学生、教师、工人团结起来”，“永别，戴高乐！”等口号。

像五月风暴这类左翼领导的示威活动在当时法国社会十分常见，这些抗议活动大多由国内的左翼势力主导的。左翼在法国历史上曾占据绝对优势。上世纪50、60年代，法国涌现了萨特、福柯、波伏娃、梅洛庞蒂等一批杰出的左翼知识分子。法国共产党也是西欧影响力较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巅峰时期拥有80万党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移民问题上显得极其保守，右翼势力在法国占据了较大的政治优势。那么，法国的左翼力量是如何在历史上出现的？它又缘何一步一步走向没落的呢？

一、大革命后法国形成的左翼传统

法国是西欧历史上较早建立君主专制体制的国家。法国地区地形平坦、气候适宜，发达的农业为中央提供了充足的税收来源。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路易十一等国王致力于消除地方领主的政治影响，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因此，法国政治长期缺乏中间性的环节，大权集于一身的国王与社会各界保持着一种直接性的政治关系。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法国政治的特点也导致它的任何政治变革都可能带有极端不稳定的一面。这也为法国历史中愈演愈烈的政治事变埋下了伏笔。

1789年7月14日，法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大革命事件。市民们攻占了巴士底狱，逼迫路易十六承认制宪会议的合法性。法国大革命持续了整整81年时间，其间经历了无数个政权的更迭，直到1870年才建立较为稳定的共和政体。通过大革命，法国完成了从传统君主专制政体到现代共和政体的转变。

大革命期间，法国不断涌现激进的政治理念与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一位名叫尼古拉·巴什的巴黎镇长在墙上涂上“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以示自己支持革命的自由派立场。随后，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在一次国会演讲中提到了这句话。“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国家格言被列入后来的历次法国宪法之中。

法国的三色旗中，蓝色代表自由，白色代表平等，红色代表博爱。

转型为现代国家后的法国，呈现出较为激进政治面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法国大革命源于人民政治参与欲望和政府高压统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代革命的爆发并非是由于贫困，恰恰是由于社会发展唤醒了人民的权利意识。大革命期间巴黎市民频繁参与政治抗争的习惯，客观上塑造了现代法国国民较为直接与激进的性格。

大革命也形成了法国历史上最初的左、右翼派别。法国的保皇党人通常坐在国会的右侧，而主张市民利益的政治自由派通常坐在国会的左侧。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发展起来之后，指代左、右翼的内容出现了变化。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概念后，我们通常会将资本主义自由派归为右翼，把主张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归为左翼。非常有趣的是，在马克思思想传播到法国之前，法国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号称社会主义支持者的知识分子。

法国在接连颁布《人权宣言》、《拿破仑民法典》后，经济上的私人所有权得以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也迈入了较快的发展阶段。尤其在巴黎、里昂等地区，手工业与手工工场的发展较为迅速。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雇佣工人的贫穷问题也在工业较为发达地区暴露，法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批评资本主义的声音。

恩格斯将当时出现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称作“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都希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对立，建立起一个无阶级差别的理想社会。傅立叶提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法郎吉”。法郎吉在希腊语中的原义是严整的步兵队伍。傅里叶设想，每个法郎吉有1620人，面积1平方英里。人人在其中可以凭借兴趣工作，扣除公共费用之后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做到人人平等。圣西门提出建立“实业制度”，强调实业制度的领导者只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管理人员，并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平等的理念出发，试图以绝对的平等作为社会的基础，进而实现全体人的自由。

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并非是当时法国最激进的左翼力量，他们至少还设想了一种集体管理的类政府形式。而另一位法国思想家蒲鲁东走得更远，他提倡“无政府主义”。蒲鲁东认为政治干预都是罪恶的，否定一切政府与权威，反对工人阶级采取政治斗争的形式。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小手工业者在社会生产中的占比非常大。蒲鲁东响应了他们的呼声，提出了建立“互助主义”的改革方案，小手工业者之间签署契约、互相合作，彼此等价交换自己的产品。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他在1840年提出“财产即为偷窃”的观点，随后声名鹊起。在法国地区，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力很大。

法国自发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蒲鲁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左翼派别，这导致马克思的思想在法国起先并没有引起重视。1846年，蒲鲁东纂写了《贫困的哲学》，他在法国巡回演讲，在工人群体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此时在法国流亡的马克思听到了蒲鲁东的演讲，他虽然质疑了蒲鲁东的部分观点，但还是邀请他担任国际社会主义通讯社在巴黎的领导人。但是蒲鲁东拒绝了马克思的邀请，他不认同马克思思想中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内容。

蒲鲁东和马克思之间有一个核心的区别：蒲鲁东理解的工人指的是小手工业的生产者，而马克思指的是现代机械化工业生产中不断被排挤与被剥削的产业工人。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越来越采取集中化、机械化的生产模式，这导致蒲鲁东意义上的工人概念逐渐落伍。伴随着现代产业工人的大规模出现，以及马克思思想在欧洲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法国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才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

即便如此，法国马克思主义支持者中仍然留存了大量原先蒲鲁东的信徒。这也导致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经常在法国遭到歪曲或教条化的理解。1882年，恩格斯向友人转述了马克思的一句气话。马克思观察到法国社会中有部分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招摇撞骗”，他生气地对他的法国女婿拉法格说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法国人说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塑造了法国较为激进的政治面貌。法国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已经自发地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派别。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最初传播过程中遭到了本土思想的阻碍。不过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越来越接受马克思的思想判断。法国历史上形成的较为深厚的左翼传统，也为它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局面打下了基础。

二、战后初期左翼的繁荣局面

1940年6月，德国在闪击战中击溃法国。法国总理贝当向希特勒投降，并签署停战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南部小城维希成为了法国傀儡政府的所在地。与此同时，戴高乐撤退至英国，组建了“自由法国”的流亡政府，拒绝向希特勒投降。尽管维希法国初期确实维持了一定的和平，尽可能降低了纳粹德国带来的直接战争影响。但是，停战协议上规定法国必须向德国缴纳高额的占领费，这也迫使法国本土地区的抵抗运动逐渐兴起。

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的参与者是工人和农民等中下层阶级，其主要的领导者正是法国共产党。其实，法国共产党在二战初期并不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苏联和德国在1939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法共在此时站在亲苏的立场上，拒绝批评纳粹德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径，这也让当时的法国政府对法共十分不满。

法国共产党，是西欧较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曾一度是法国国会第一大党。今天的法共是法国第六大党，党员约7-8万，多为工人、雇员、教员、手工业者等。

1941年，纳粹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展开了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法共也得以摆脱早先“有苦说不出”的处境，开始积极组织法国本土的抵抗力量。法共组织了将近30万人的游击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有将近7.5万党员在抵抗运动中牺牲。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逐步向巴黎方向推进。8月，法共领导的抵抗力量在巴黎举行起义，投入到与德军的巷战之中。里应外合之下，守城的德军指挥官冯·肖尔蒂茨并没有执行希特勒发出的“彻底毁坏巴黎”的命令，决定向自由法国政府投降。8月25日，戴高乐意气风发地回到巴黎市政厅大厦，正式宣布巴黎解放。

戴高乐虽然作为个人领袖赢得了法国人民的衷心拥戴，但是法共领导的军事力量是对他政治地位的极大威胁。在二战结束后，法共手下的内地军有近50万人，法国各地还存在听从法共领导的、数量众多的游击队与民兵组织。针对于此，戴高乐推行将内地军编入正规军的计划，并且强硬宣布解除所有民兵组织。

在戴高乐与法共剑拔弩张的时候，时任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访问苏联归来。斯大林制止了法共暴力夺权的想法，不希望过早陷入到与西方国家的对立中。多列士接受了斯大林的指令，宣布单方面放弃武装力量，并号召全党参与到法国的和平建设中。这一决定在短期内确实获得了成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于1946年举行第一届国会选举。法国共产党此时党员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80万，并在这次选举中获得182个国会席次，一跃成为法国最大党。在政治上，法国共产党达到了影响力的巅峰。

然而，盟国之间表面上的团结很快就进入到对抗状态。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紧锣密鼓地进行权力布局。美国为了争取西欧各国的支持，于1947年7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在之后4年时间里，美国向欧洲提供了各类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无偿赠与。此时的法国政府决心加入马歇尔计划，这令亲苏的法共极为不满。法共公开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并大肆批评政府的亲美立场。

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法国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的。但是，在社会舆论与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共产主义的支持声音占据了一边倒的优势。法国著名思想史学家傅勒曾经用不夸张的口吻说道，在他的青年时代里，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共产主义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战后对维希法国政府的肃清大大降低了社会中右翼势力的影响力。

战后，戴高乐主持了对维希政府卖国罪行的审判。在经历漫长的审讯后，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被处以死刑，另外还有108位部长和官员遭到逮捕。尽管戴高乐后来制止了对维希政府的报复行为，但是法国的右翼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恢复过来。战后法国总体是左翼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次，抵抗运动的成功大大缓解了法国知识分子对暴力手段的恐惧心理。

之前维希法国的右翼知识分子曾辩护称，投降并不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而是坚信自由可以通过服从、不反抗的方式逐渐恢复。然而，对投降的安慰性解释无法掩盖法国在二战中的软弱与卑微。法共领导的积极的抵抗运动，虽然也酝酿了一系列暴力事件，但它真正推动了法国地区自由的恢复。因此，战后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广泛认同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自由的观点。

再次，苏联在二战中的杰出贡献也使得法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普遍改观。

苏联原本在法国知识分子团体中的印象极其糟糕。30年代，苏联在斯大林集权体制的推动下，曾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肃反运动。斯大林为了个人独裁，将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异己分子大量枪杀。自1934年开始，苏联有将近130万人遭到判刑，68.2万人遭到枪杀。同时，苏联在战争初期也与纳粹德国达成秘密协定，不仅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还共同瓜分了波兰等地。

图为苏联红军解放柏林。斯大林常常以欧洲解放者自居，苏联在欧洲的正面战争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实际上是欧洲战场中盟军的主力。苏联为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解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也得到了苏联在物质和技术人员上的大力扶持。因此，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明显改观，甚至有不少学者为苏联之前的清洗行为辩护。他们认为，如果革命的暴力是可以通向人道主义的未来的话，那么它就是正当的，不应简单因为它违背了道德原则而否定它。

最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掌握了大众媒体上的话语权，汇聚成巨大的社会声浪。

尽管法共在政治上有所失利，并在1947年被排除出政府，但是伴随着50年代以来法国受教育群体人数的增加以及文化类媒体的繁荣，左翼知识分子找到了绕过掌权者、通过媒体直接与人民对话的方式。在萨特、梅洛庞蒂、波伏娃、福柯等等明星教授的影响下，新成长起来的一代法国青年几乎天天受到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对社会主义具有天然好感。

可以说，法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的抵抗运动深深赢得了法国人民的支持，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建立起较大的优势。同时，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掌握了社会话语的主导权。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宣扬共产主义，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国左翼思想蔚为壮观。整个法国社会在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出现了整体左倾、甚至是极端左倾的趋势。法国虽然在政治上从属于美国领导的西方体系，但在社会思想上却有更多人赞成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三、苏联霸权与法国左翼信仰的崩塌

法国左翼力量在50年代初期极其强大。法国社会几乎到达了“天下无人不通共”的地步。在那一时期，左翼思想界的核心议题是：批判剥削人和异化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萨特、梅洛庞蒂等主导的存在主义思潮，企图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人道主义”的哲学内核；德波等人发表《景观社会》，批评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侵害；福柯提出了“全面监禁”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是将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型监狱，每个人都难逃权力之下的强迫规训。这样的学术成果可谓是不胜枚举，法国巴黎也以此赢得了“欧洲左派之都”的美名。然而，一系列的思想危机与社会危机改变了这一现象。

1952年，美国李奇微将军访问法国。李奇微将军以在朝鲜战争中拯救“联合国军”闻名于世。法国社会内部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分歧比较大，法国政府也仅仅派出了1000多名士兵加入“联合国军”。法共更是十分不满美军的行径，在李奇微将军访问的当日组织了群众示威抗议，法国政府随即逮捕了法共领导人杜克洛。

在杜克洛被捕后，著名知识分子萨特感到十分愤怒，他日以继夜地撰写《共产党人与和平》这本书。这本书中萨特发表了非常极端的观点，他把美国视作世界暴力的来源，而把苏联视作未来和平的使者。他将这部作品的部分章节发表在了《现代》杂志上。《现代》是当时法国社会中较有影响力的温和左翼杂志，其主编是另一位左派的代表人物梅洛庞蒂。但是，萨特在发表杂志的过程中并没有与梅洛庞蒂商量。梅洛庞蒂认为萨特的观点过于偏激，而且不满他在未经允许下的情况下擅自发表。因此，梅洛庞蒂在之后另外撰写杂志通告，向读者道歉。

让-保罗·萨特，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左翼、存在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看到通告后的萨特感到十分气愤，指责梅洛庞蒂的软弱立场，两人随即发生了巨大的争吵。萨特指责梅洛庞蒂的思想中缺乏社会关怀，没有对现实政治介入的勇气。而梅洛庞蒂在回应中声称自己只是不认同萨特的极端政治观点。在这次争吵过后，萨特与法共的关系更加亲密，甚至一度成为法共的官方文学代表；而梅洛庞蒂则远离了共产主义立场，他在《辩证法的历险》中提出了一种“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思想，寻找另类左派的可能性。

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争吵是法国左翼内部力量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萨特代表着左翼激进力量的延续，他们与法共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甚至直接加入法共；而梅洛庞蒂代表着温和左翼力量的退场，他们对斯大林式的苏联霸权存有疑心，最终越来越远离共产主义的立场，而寻求一种新的左翼立场。

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远离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匈牙利十月事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世界大战之后，匈牙利在苏联的控制下建立起社会主义模式。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即劳动人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照搬苏联模式，甚至也搞起了个人崇拜与集权政治。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匈牙利国内要求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响。匈牙利改革派希望能够走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摆脱苏联的控制而谋求真正的民族独立。改革派代表人物纳吉在推行“新方针”22个月后，就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到目的地时人群已多达二十万人。然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的强硬派请求苏联派遣军队进入，强行镇压示威人群。在匈牙利事件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包括了大量学生，另外还有1.3万人受伤。事件后，苏联对东欧各国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

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法国亲共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信仰彻底崩塌了。他们原本指望着苏式社会主义实现真正的自由与人道的制度，但现实沉重地告知他们，苏式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极权主义与暴力统治的代名词。四年前还在为苏联辩护的萨特也看不下去了，他不顾自己多年与共产党的友谊，对苏联镇压匈牙利发表了公开的谴责：“我完全彻底地谴责苏联的入侵，我不能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友谊。”同时他对法共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法共支持苏联军队干预行动的态度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伴随着苏联一系列暴力与恐怖事件的发生，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逐渐远离了亲共立场。他们意识到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已经异化为特权阶级统治的官僚体系，它丧失了原先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彻底沦落为一种集权与暴力的工具。法国知识分子层面出现了大规模的转向，捍卫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多。即便是那些依然留在左翼阵营中的知识分子，也在努力探求一种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亲苏、亲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萨特、梅洛庞蒂、波伏娃等知识分子虽然逐渐远离亲共立场，但是在他们教导下的法国青年学生却依然崇尚社会主义理想，而这些学生们在1968年5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萨特、福柯等左翼知识分子也选择加入声援学生的群体中。但是，五月风暴并不意味着法国亲共或者亲苏势力的回归。在整个事件中，法共以非常消极的态度对待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甚至也没有想过将其作为夺取政权的契机。同时，萨特、福柯认为五月风暴恰恰进行了一场“非苏联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验。五月风暴并非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革命，而是法国民众自发自主的结果。萨特在这一时期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也必须是民主的。因此，他非常欣赏五月风暴中人民直接参与的精神，认为社会主义应当通过“直接民主”来保障。

五月风暴是1968年5月—6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它很大程度上只是民众的冲动行为，它更多反应的是法国民众对当前糟糕生活的不满，其中过度理想化的口号也反映了其内在并不包括一个清晰的政治改革计划。它更像是浪漫主义式的情绪发泄，而不是马克思预言式的阶级对抗。因此，五月风暴来得也快，去得也快。左翼的反抗行为不仅激发了法国右翼力量的大团结，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不少左翼的内部人士指责法共的消极态度，要求法共为五月风暴的失利负责。1968年6月下旬，法国国会举行了重新选举，法共的席次由73席溃败为34席。相反，戴高乐的自由派还收获了绝大多数的席次。

五月风暴的结束，成为了法国左翼衰退的重要标志，自由派的主张开始占据绝对的上风。在经历了苏联暴力事件与五月风暴的混乱之后，法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对自由的真正威胁并不来自于资本主义的体制，恰恰是来自于极权主义体制。70年代后，法国知识界出现了“反极权主义”运动，他们提醒国人：苏式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在《“革命权”：思想渊源和近代的社会实践》中我们介绍了，雅各宾派如何利用“人民代表”而一步步走向独裁与恐怖统治。

极权主义的国家侵入公民社会，渗入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使个人及不同社会团体的特殊性、生活方式、信仰和观点的多样性趋于消失。换句话说，苏式极权主义的危害要远大于存在剥削与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另一个铁证。与56年的匈牙利类似，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现了民族化、自由化的倾向。苏联以军事演习的借口，在24小时内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极权主义的所作所为加快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背离速度。

因此，当历史的车轮滚入70年代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亲苏、亲共立场基本消失殆尽。当时法国有一句话形象地形容了这次知识分子的转向：“时髦的事不再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做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法共陷入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在丧失了苏共的政治背书后，法共等左翼势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边缘化。

四、当代法国左翼势力的没落与警示

在1946到1956年法国左翼全盛时期期间，法共在国会中往往能占到25%的席次。自1956年进入衰退期后，法共也经常能够保持15%左右的席次，在左翼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在1981年后，法共在国会中的席次再也没有超过10%，在2012年中甚至只拿下了10个席次，仅占国会577席中的1.7%。尽管在80年代后，法共也积极提出“新共产主义”的改革计划，但是它的历史发展还是或多或少带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无论法共做出怎样的努力、采取何种立场，其衰退仍在继续。

当代法国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也见证了左翼力量的严重衰退。法国素来是移民大国，根据法国全国数据统计，截止到2018年，法国有650万移民，其中有240万人获得了法国国籍。这些移民占总人口的9.7%，并且在近几年呈现急剧增加的趋势。米歇·翁福雷是当代法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曾经自命为“左翼中的左翼”，然而他在一次公开辩论中指责了欧洲难民，认为法国应当拒绝大量移民进入。他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极右翼的观点相同。

法国《世界报》曾发表了一篇《为什么知识分子辩论偏向右翼？》的社论，认为从前法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左倾的，然而在今天，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和防御性的心理。在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上，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显得异常胆小与无力。英国思想史专家安德森毫不客气地评论说，今天的法国已经由昔日的“欧洲左派之都”变成了“保守之都”。

那么，以法共为代表的法国左翼势力为何逐渐没落？

60年代后，法国的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阶层人数上升，传统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减少。法国等发达国家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去工业化”浪潮，大量实体工业迁移至中国、东南亚等不发达地区。1962年法国产业工人占总人口的40%，而在1989年只剩下30%，在今天的法国已经降至25%以下。工人阶级在法国人数的减少，是法共支持率不断下滑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数量会日益庞大起来。这一简单化的预言明显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

奥巴马、特朗普等近几届美国总统都在提出“再工业化”的策略。这项政策的背景正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趋势。

同时，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层的现象。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工人阶级是指那些丧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产业工人，他们一贫如洗，逼不得已推翻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身份认同，是他们强有力融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支撑。但是在当代社会中，工人队伍中出现了种类不一的身份，工会中有将近30%是公司职员。他们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较大的改观，不愿参与传统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是，当代的身份认同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身份这个单一维度。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经济上的阶级身份是每个人根本的特征。但是在当代的讨论中，民族、性别、宗教等议题都成为了界定一个人身份的重要参考依据。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拥有复杂身份认知的个体，它不能被简单归因为某一类群体。

法国的左翼运动曾经在历史上如此辉煌，在今天却遇到了发展上的重大瓶颈。在唏嘘之中，我们也需要从法国左翼运动的发展历程中汲取教训与经验。法国左翼曾经长期陷入到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无论是大革命后对“社会主义”实验的空想，还是二战之后对苏式社会主义的自由幻想，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都期待着有一种激进的、瞬时的解决方案，能够如神明般实现他们头脑中的“乌托邦”。

在这种“乌托邦”的蛊惑下，法国左翼分子在一段时间内迷糊了双眼，为苏联极权主义的政体做出辩护。长久来看，这伤害的是法国左翼自身的力量。对社会保持一种批判性的立场本身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目的上的崇高，而不去辨别现实应用手段上的好坏。社会主义本身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运动，苏式社会主义只会让社会主义运动本身陷入到令人反感的地步。在苏联噩梦的笼罩下，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姗姗来迟地意识到极权主义才是人类更加可怕的敌人，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在当代渐渐丧失影响力的沉重代价。

注 释

① 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② 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原标题：《法国的左翼思想传统及其在当代的逐渐没落|读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