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被污「扒灰事件」：变了味的大宋「风闻言事」

文|江河散人（读史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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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欧阳修又摊上大事了。

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上书弹劾欧阳修，说他“帷薄不修” 。帷薄指的是帷幕和帘子 ，是古代家庭中常用来分隔内外的家居饰品。

蒋之奇当然并不关心欧阳修家居用品的损坏情况，这里的“帷薄不修” 是喻指家庭中男女混杂，生活淫乱。

蒋之奇声称，根据他得到的可靠消息，欧阳修与自己的儿媳吴氏有乱伦的行为。

此时的欧阳修早已名满天下，既是文坛领袖，又是当朝副宰相。

因此，弹劾奏章一出，立刻引发舆论哗然。

而且若是事情属实，按照北宋法律，欧阳修与他的儿媳很可能都会被判处死刑。

但这事毕竟太过离奇，不管他人，反正新即位的宋神宗并不相信。

宋神宗怀疑蒋之奇是蓄意诬告，为了表明所言不虚，蒋之奇引出自己的上司彭思永，说消息来自于他。

彭思永随即被召去问询，他告诉神宗这条消息源自他人，但当神宗一再要求他说出信息源时，彭却拒绝交代，只是说，“出于风闻，年老昏缪，不能记主名。”

控告政府高官犯下足以致死的重罪，却又理直气壮地说是“出于风闻”，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在宋代才能干得出来。

而蒋、彭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根源在于宋代的台谏官的一项特权——风闻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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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风闻？曾经担任过谏官的欧阳修下过一个定义：“所谓风闻者，谓事不亲见，而有闻于他人耳。”

意思就是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听别人说的。

因此所谓的“风闻言事”，即负责检举纠察、议论政务得失的御史台和谏院（宋时两个机构职权合一，通常合成台谏）。

可以凭借从“大舅妈的二大爷的三外甥的四表姑的女儿从她的某个新交的朋友那里听来的消息”来弹劾官员或劝谏君主，就算最后发现失实，也往往不会被加罪。

宋仁宗时期，谏官王素听到传闻，说武将王德给皇帝送了几个美女，于是赶紧上书发表个人意见。

宋仁宗一下火了，立刻责问道，“这是后宫里的事，你怎么会知道？”大有一言不合便兴师问罪之意。

但王素却从容地怼了回去：“风闻言事是我的职责，如果属实，陛下你就老实改过自新，没有的话，当成妄传就行了呗，为什么非要责问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呢？”

仁宗一听这话，立刻熄火，不仅痛快地承认了确有此事，之后又干脆将王德送的美女打发出了宫。

更能体现宋代“风闻言事”风范的是下面一件事。

一心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哲宗皇帝即位，元祐四年（1089） ，左谏议大夫刘世安听到了民间盛传宫里要征集奶妈的消息，大感纳闷，心想皇帝已经十三岁了，这个年纪不可能还没断奶啊？

他一琢磨，这找奶妈恐怕是个托，真实原因当是为了美女。

于是刘世安立刻上书进谏，说皇帝应该把心思多放在学习国家治理经验上，而不要沉溺于男欢女爱。

一席话把小皇帝说得低头无语，逼得太皇太后赶紧出面澄清：没这事，没这事，你是误听谣言了。

有宋一代，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对于宋代台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王安石曾有一段精妙的总结：“许以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

也就是说，其一，皇帝不能强制台谏官说出他的信息来源。

这一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保护举报人的安全，防止他们被报复，从而鼓励人们对权贵阶层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举揭发。

其二，皇帝不能因为台谏官员上奏内容不实就大加处罚。

因为台谏官资源能力有限，不可能对检举内容一一核实，而且有的也没法核实，如果必须要求台谏官对真实负责，那么风闻言事只能沦为空谈。

此外，王安石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没说，便是“不先白台长”，即台谏官员可以绕过他们的上司——御史台和谏院的一把手，而直接上报皇帝。

这一砍掉“中间商”的做法，无疑更增大了台谏官员的独立性，进一步促使“风闻言事”的发展。

不难想见，拥有这些特权的台谏官当然底气十足，随之而来的，便是台谏系统在宋代的政治上发挥了远超其他朝代的重大作用。

在编写《宋史》时，元朝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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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

宋代强大的台谏势力一方面让皇帝的信息通道更为通畅，继而能够有效弥补朝政阙失，使各政府机构的运行更加健康；

但另一方面，台谏官“风闻言事”的权力又容易失控，沦落为打压异己、相互攻讦的工具。

实际上，文章开头提到的欧阳修之所以被控乱伦，便是因为此前他在此前的濮议之争站在了台谏势力的对立面，并迫使皇帝将御史吕诲等人贬黜地方，这使得台谏官员基于意气之争而挖空心思去弹劾他。

其后，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更是在台谏势力的影响下促成了有名的新旧党争。

当新党执政时，司马光、韩琦、苏轼等人纷纷被台谏官弹劾而不得不自请外放。

到了神宗病逝、哲宗即位而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司马光主政开封，新法统统被废，在台谏势力的作用下，新党人士又几乎被一股脑地逐出京师，即所谓的“元祐更化”。

待宋哲宗亲征后，形势又逆转过来，变法派被启用，苏轼等人被视为元祐党人而遭到流贬。

哲宗去世后宋徽宗即位，反复的局面再次上演，而北宋就在这种局面下迎来了靖康之变。

于是，有人便将北宋之亡归结于台谏官，认为“宋之天下，以台谏兴，亦以台谏败” ，一如不少人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东林党。

但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这种看法有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台谏官之所以成了北宋亡国的一大关键推手，根源其实在于彼时的台谏系统已经变了质。

在宋神宗之前，台谏官员由皇帝亲自从大臣中选择，挑选的都是那些忠义正直、敢言直谏之人，如宋仁宗时期担任台谏官的欧阳修、蔡襄等人。

同时，又常常对台谏官进行物质与精神的赏赐，并给予风闻言事等特权。

这样一来，台谏官便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以宰执为首的政府机关，进而起到监督、纠偏的作用，以维持王朝的统治。

然而，当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为了排除反对的声音，一心一意搞变法，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将御史台和谏院的人事来了个大清洗，全部换成了他的跟屁虫，这使得台谏沦为了宰执的附庸。

后来司马光主政时，虽然政见不同，但做事的方法却一以贯之，也将台谏官全换成了反对变法的人。

此后，这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台谏的独立性不复存在，风闻言事的特权也自然成了党争的一把利器，国力就这样空耗在内斗之中。

不过，这能怪台谏制度本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