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发生大瘟疫，4个月将其终结的伍连德是中国人吗？

1910年10月，正值清朝宣统二年，在俄罗斯大乌拉车站附近的工棚有7人突然死亡，该棚的华工都被驱逐出境。10月25日，在一个名为“魁升元”的客栈里，两名从俄罗斯回到满洲里的华工咳血而亡，尸体黑紫，死状可怖。谁也不会料到，这场瘟疫会成为20世纪最为严重的流行性鼠疫。

从两名华工暴毙开始，瘟疫很快蔓延到千里之外，整个东三者陷入巨大的恐慌中，清政府收到了因病疫死亡一万多人的报告，瘟疫还波及河北、山东等地。

当时清政府没有专门的防疫机构，任命施肇基全权负责相关事宜。施肇基时任外务部右丞，面对瘟疫他是门外汉，但他知道，当下最需要的是独当一面的医生，最好要熟悉细菌学，于是他想到了最适合的人选——伍连德。

1910年12月18日，31岁的伍连德收到施肇基发来的委任状，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召集陆军军医学堂毕业班学生，共同奔赴东北抗疫。

一位名为杰拉德·梅斯尼的法国医生不服气，他曾主持过1908年唐山鼠疫，虽然规模不大，但他认为自己比伍连德有资历，更适合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于是，梅斯尼到东北援助之际找到东三省总督锡良，毛遂自荐。没想到锡良对此并不上心，梅斯尼很生气。

伍连德邀梅斯尼一起探讨治疗方案，梅斯尼表现得自大傲慢，不愿被面前这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指挥。为避免发生冲突，伍连德只得向施肇基发出请辞电报。38个小时后，施肇基回电：伍连德继续担纲东三省防疫，召回梅斯尼。

梅斯尼感觉受到轻视，气呼呼的转身走人。没想到打脸来得太快，梅斯尼刚离开东北就出现了鼠疫症状，仅4天就去世了。原来，梅斯尼之前诊断过4名传染者时，竟然不戴口罩！而他不戴口罩的原因也不难猜，一则他认为鼠疫灭鼠即可，再则疫区戴的口罩是伍连德发明的。

这位外国专家的死亡令众人惊骇，对伍连德怀有质疑的人迅速路转粉，都说幸好没有换下伍连德，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也引发大家关注起伍连德来历。

伍连德祖籍广东广州，出生于马来西亚，24岁便成为第一个获得剑桥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并在德国哈勒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专门研修过微生物学，1907年接受清政府邀请，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

施肇基挑中伍连德，不仅因为伍连德有医学实力，更是因为清朝同时要面对窥视中国土地的沙俄、日本，“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更需要是一位有胆识的人。根据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两国在各自控制的中东铁路途径的各大城市，话语权明显超过了中国。说白了，中东铁路是两国控制远东的最好的工具。沙俄和日本都要求独立主持防疫，这个要求等同于将整个东三省的主权送人。施肇基给伍连德“全权”，更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中国主权。

伍连德最初到达的是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当时傅家甸的医护是从奉天派来的2位西医和5位护士，力量薄弱。经过调查，他很快找到了疫情快速向南方蔓延的原因：无论是医护还是临时雇佣的护士、消毒工、埋葬工，工作时没有任何防护，没有防疫检疫的常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当地的交通畅通，人口的流动让治疫变得低效。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就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椭圆形的疫菌，正是鼠疫。伍连德为行政官员、警务长等这些外行人实地讲解，用近代医学知识揭露瘟疫的神秘。

但是，日本派来的医生认为不是鼠疫，因为他们已经连续解剖了几百只当地老鼠，并没有发现鼠疫菌。而伍连德却从病人身上分离到鼠疫杆菌，由事实断定，这次的鼠疫与以往不同，是通过人与人呼吸的飞沫传播，并将此次鼠疫命名为“肺鼠疫”。

伍连德当即向北京外交部发电报，提出控制铁路、公路，隔断交通，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各海港实行检疫等。这些措施实施起来，截断了鼠疫传播的渠道和扩散。之前武汉所经历的“封城”，正是从那时延续下来的经验。

为了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还让中国人第一次戴上了口罩，他设计的口罩是由两层纱布，中间一块吸水药绵制成，被称为“伍氏口罩”。一想到法国医生梅斯尼的殉职，大家对“飞沫传播”的理论便很快理解并接受，都将“伍氏口罩"牢牢地戴在脸上。

一批批来增援的医护人员到来，让治疫工作顺利开展，开始夺回这场战役的主动权。伍连德后来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他将傅家甸分为4个区，傅家甸的居民必须佩戴证章，四种颜色代表了四个区域，除非申请特别准许证，否则不能越区走动。每个区都有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配有一名医药大员，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

为了实行强有力的交通管制，伍连德还从长春调来一支1160人的步兵团，分管各个区域。同时，每个区设40多支搜查队，带着生硫磺和石碳酸，挨家挨户的消毒，一旦发现疫情立即送往防疫医院。

防疫医院也有明确的分工，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防疫施医处，避免不同病情的人之间交叉感染。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病患过多，伍连德就地取材，向铁路公司借了数十辆火车，用120节火车车厢做隔离营，每日饭食由防疫局供给，良好的伙食与居住条件甚至惹得一些贫民乐不思蜀。

整整花了一个月，伍连德的防疫体系才看到成效。奉天，长春，黑龙江及其他地方纷纷照搬傅家甸防疫体系，东三省的疫情终于得到初步遏制。

在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大会上，有人总结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前，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时，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然而，凡事总会出现一些拖后腿的，当时海路停航、铁路限运或停运，依然阻止不了百姓回家过年的坚定步伐。1月14日，一列从奉天开往山海关的车上载满劳工，在车上发现2名感染鼠疫的死者，车被勒令开回奉天后，478名劳工被隔离。

糟糕的是，其中有100多名劳工发动暴动，冲出警戒出逃。一周后，奉天的死亡人数突然剧增。于是，奉天隔离所下严令：“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

防疫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着，但是死亡人数仍在上升，伍连德调查找到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坟场堆积成山的亡者尸体，单单傅家甸坟场就堆积了数千具尸体，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又会造成重复传染。

伍连德决定“冒国人之大不韪”，上书朝廷，请圣旨批准用火葬处理这些尸体。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用火焚尸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唯有皇帝的圣旨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之声。

1月30日，正值新年辞旧迎新之际，2200具尸体在挖好的大坑里浇上煤油，在熊熊大火中完成火葬，完成后，防疫部还号召大家燃放了象征辞旧迎新的爆竹。

新年伊始，死亡人数开始下降，此后再没有回升。1911年3月1日，傅家甸死亡人数为“0”，几日后，死亡人数多日为零，傅家甸终于解除了隔离。

在这场可怕疫情中，共有6万条生命被吞噬，其中有数以百计没有留下名字的医护、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厨师等。这场恐怖的东北鼠疫历经4个月，就得到了全面控制，对于各方面都落后的清朝来说，是一个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这一年，宣统皇帝（溥仪）赐封伍连德为“医学进士”。

1911年4月3日，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印、墨，等11国和中国的34名鼠疫专家在沈阳，召开“国际鼠疫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任大会主席，被称为是“鼠疫鼻祖”的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任副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伍连德对人传人的肺鼠疫公开论述。他发明的“伍氏口罩"在研究会上也获得一致赞誉。国际医学联盟授予他“鼠疫斗士”荣誉称号。长达500页《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书》成为鼠疫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

伍连德虽然出生在国外，但他依然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他陆续创办了多所现代化医学院，资金困难，便四处筹款，后来还主持过多次治疫工作。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毁，妻子也离世了，因为拒绝与日本合作，被日本诬陷为间谍，他绕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在槟城开诊所度过余生。

对于在中国经历的一切，他说:“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从阎王爷那里把人救回来。”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