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的文化法教对契丹前期王朝构建的影响

契丹民族在向封建化过渡的过程中，武力强盛一时，但也面临着如何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化社会过渡的问题。面对中原汉族的封建文化，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奴隶制生产、生活方式，还是积极学习借鉴汉族文化，实行封建化，这对当时的契丹统治者是一个关乎国运的选择。最终辽代统治者在保留诸如四时捺钵等一些民族传统外，还是积极从中原文明中汲取养分。

一、辽朝统治者的儒化

唐初，契丹大贺氏部族投附唐朝，唐王朝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随之对契丹民族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契丹中的一些贵族更是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如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就热爱中原文化，“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正是在耶律倍等人的带动下，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就成为契丹统治者的明确选择。而儒学作为汉族封建文化的核心代表首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阿保机建孔庙成为契丹统治者实行儒化战略的开始，以后历代帝王相延，辽代中期以后，汉文化在契丹社会更是得到了广泛传播，儒家思想也成为契丹统治阶级内部的主导政治理念。为了推崇儒家思想，辽朝统治者往往身体力行。如世宗耶律阮“孝友宽慈”，具有儒家要求的“君人之度”，“帝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

而且，辽朝统治者还以崇儒尊孔思想为指导，大力兴办各级教育机构，在重要的府、州、县设立学校，委派博士、助教教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在课程上也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科目，最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汉官，实现学而优则仕这一儒家传统。辽朝的科举制度虽然目的是拉拢汉人，巩固政权，但客观上确实为汉族士人实现其以圣王之道治天下的理想提供了便捷之路，如张俭、高正等人都因此成为一代名臣。

此外，辽朝统治者还经常对各级官吏灌输儒家思想，培养他们的忠孝意识，统和年间，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都必须研读史书，武将亦规定了读书任务。官僚队伍儒化建设成功促进了官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忠君”意识的增强。

另一方面，契丹统治者懂得推崇儒学可以有效拉近与汉族士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进而获得汉族士人政治上的认同。契丹统治者的愿望没有落空，儒学的入世精神激励汉族士人积极投身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来，运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在各个方面为契丹政权的建设出谋划策。因此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契丹国家机构日趋完善，政权日益巩固。

史载辽朝：“即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建盛”。辽太祖身边的汉族杰出知识分子如韩延徽、韩德让等凭借他们的才能成为辽初的股肱之臣，这些汉族士人发挥儒家知识分子固有的长处，进直言、纳忠谏，为契丹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承袭中原法律

在法律方面，也可毫不夸张的说：辽法袭自唐律。

辽太祖开国之初，没有法典，处置犯罪，随意性很强，后来随着政权建设不断完善，开始重视法制，神册六年（921），辽太祖指出：“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度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怨。”然而辽初、五代均没有出现律令，故这里的律令只能指《永徽律令》《开元律》《唐六典》等唐代的法典。辽太宗时期，治理渤海人也采用汉法，《契丹国志》卷七引圣宗诏云：“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

随着汉人区的扩张，特别是燕云十六州归辽，促进了辽人汉化的进程，汉人法制的优越性更加显露，辽朝统治者看到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性，甚至将法律作为考进士的常科，以加强法制意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后来，圣宗、兴宗、道宗时三次修订契丹法，增至千余条，而这些条律主要参照汉人律令写成。

日本学者沈川征次郎和岛田正郎合著《辽律之研究》，参证史籍，对辽律进行了一番还原工作，指出《重熙新订条制》540条中袭自《唐律》的有88条。所以，从总体上看，辽律主要来源于唐律。虽然不尽完善，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巩固了统治，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三、借鉴科举制

在教育方面，辽朝继承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

当辽朝获得燕云地区以后，在“因俗而治”的基本国策指导下，率先在南京地区推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辽朝初期“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后来，“圣宗统和以后，用唐宋之制取士”.不过，辽的科举制度主要针对汉族士人，而不是以“世选制度”和“恩荫制度”获取功名的贵族，但由于科举取士制度在辽朝的影响越来越大，享有特权的一些大族也更以科场耀第为荣耀。

因此，借鉴了唐宋的辽朝科举制度，改变了辽朝以世选制度为核心的选官任吏的局面，扩大了辽朝官僚机构的统治基础，使辽朝的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传播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加快了辽的封建化进程。

四、吸纳中原盛行的佛教

在宗教方面，中原文化也深入辽朝内部。契丹在建国前流行的是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随后，契丹与中原交往加强，掳掠的汉人也增多，佛教也随之传入契丹。

阿保机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在契丹民族中产生影响，契丹统治者在契丹地区大规模兴建佛寺，例如“明年秋七月，召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记功德”。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其政治影响力也有所表现。道宗年间，以僧人身份位列三公者竟也屡次出现，咸雍二年（1066）“冬十二月戊子，僧守志价守司徒”这也反映出当时僧人社会地位的显赫。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佛教在辽民间盛极一时。不仅出家人数和佛寺众多，辽朝统治者对佛教经典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校勘、编纂和刊印，佛教文化也影响了辽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如饮茶、辽人起名多采用佛教名称等，如圣宗德仁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等。

佛教的传入无疑丰富了契丹民族的精神生活，提高了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但无限制的崇佛，也为辽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汉文化对于辽朝各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辽朝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法教各方面的吸收和借鉴，对契丹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对知识的追求都有着积极作用。同时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原汉儒文化，并使两种文化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更好地解决了境内多民族杂居产生的各种复杂问题，为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谐良好的生存空间。这也是辽朝为后世社会发展提供的借鉴和参考之处。

注释： 1.脱脱. 辽史：卷七十二 耶律倍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985.

2.脱脱. 辽史：卷五 世宗纪赞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47.

3.叶隆礼. 契丹国志：卷四 世宗天授皇帝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3.

4.脱脱. 辽史：卷四十八 百官志四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484.

5.薛居正.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契丹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268.

6.脱脱. 辽史：卷六十一 刑罚志上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579.

7.脱脱. 金史：卷五十一 选举志一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129.

8.乾隆官修. 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选举略二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4105.

9.脱脱. 辽史：卷一 太祖上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3.

10.脱脱. 辽史：卷二十二 道宗二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84.

参考文献：《辽史》《续通志》《契丹国志》《10世纪契丹王朝构建进程的中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