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达利《记忆的永恒》 后期黄油相机）
“我要谈论的话题是——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活着》日本版自序
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是时间带来了沧海桑田，带来了斗转星移，也是时间给予了不同人不一样的人生。对某些人来说，时间是蜜果，是清晨凝结的甘露，他们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让这样幸福的人生长久地维持下去；而对福贵等处在社会大变革之际的人们，时间给予的是漫长而痛苦的等待。
福贵在败光家产后，经历了许多坎坷，被拉去充军队壮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相对于历史长河，福贵的人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可就福贵个人而言，这样跌宕受挫的人生已经足够漫长。
可时间也创造了神奇。在福贵与家人的相处之间，他感到了幸福，这是时间赋予的机缘。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他是悲剧的主人公，可是对于福贵来说，文中一直提到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龙二替他扛了地主的名号，被拉去当壮丁了也没死，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子女都很孝顺，女婿也贴心。
这就是时间的残忍与神奇。
（图源《朗读者》节目截图）
◆ 余华
余华（1960年4月3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浙江杭州，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就职于杭州文联。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百度百科余华词条
1987年发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早期的小说充满了“暴力”寓言的先锋色彩，如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鲜血梅花》等，以其想像力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被称为“小说革命的先锋性拓展”的代表人物。前期的余华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文章的风格阴冷、暴力和血腥，强调零度叙述策略。从创作手法上来说，此时期的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
1990-1995年，余华先后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标志性的长篇小说，大大缓和了与现实的紧张感，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的再次转变——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走向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反映社会的真实，自我精神上也完成了从冷静理性的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又一次迁徙。这三部长篇小说中，余华早期的那种暴力快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受难”主题。
（图源网络 后期黄油相机）
◆ 《活着》
《活着》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遇。福贵本是个阔少爷，可他嗜赌如命，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
他的父亲被他活活气死，母亲则在穷困中患了重病，福贵前去求药，却在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经过几番波折回到家里，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养大两个儿女。
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降临到福贵身上，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相继死去，最后只剩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老人依旧活着，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
——百度百科小说《活着》词条
（图源网络 后期黄油相机）
◆ 小说主题
《活着》里的福贵开始了漫长的自我诉说，是一种以平静、从容而温暖的口吻展开一次对死亡的漫长讲述。
对苦难命运的接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自我身心的全面较量，但余华写出了苦难挣扎之中的温情荡漾、爱意低回。每一次亲情的温暖都令福贵备受感动，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使他格外珍惜亲情和生命的可贵。余华饱满而细腻的细节描写，使我们在心酸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和温馨的感觉。
余华在《活着》中，只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撑人的存在的所有支点，在他笔下，活着就是受难，而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明知遭受无尽苦难仍要挣扎着活下去，这体现了人类所独具的人性光辉。
余华把人生的苦难和悲剧性都潜沉到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是一种文本自身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小人物早被宏大历史叙事挤压，他们的情感解放前遭漠视后自然被淡化，另一方面，这种情感淡化也是人们适应生存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正是它使得人包括整个民族得以历经苦难却乐天知命地存活下来。因此，福贵式的小人物心灵也禀承着中华民族隐忍求生的精神血脉。
（图源网络 后期黄油相机）
◆ Question & Answer
1、《活着》为什么使用第一人称去叙述福贵的故事？
（1）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余华在麦田新版自序中提到，他曾经尝试着用第三人称取叙述福贵的故事，但效果却一般，换成第一人称后，文思泉涌，顺利地写完了《活着》。关键在于，“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2）第一人称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加亲近，更能感受到主人公细微的情感变化。
余华曾说：“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这种现实和虚拟的交错感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偏爱，更是因为以第一人称写作。
（3）第一人称更能体现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下的无奈和弱小。
在韩文版自序中，余华写道：“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活着》不仅仅是福贵一人的传记，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侧写，体现了中国当时的危机重重和一穷二白。
2、为什么要设置“我”（在乡间收集民谣的人）这个角色？
（1）视角的互换，可以避免审美疲劳。
（2）利用视角的改变，自然地过渡、跨越时间线。
《活着》虽然类似于福贵的传记，但这种记录并非事无巨细，而是使用典型事件多层次刻画人物。所以在写作时就未免会遇到时间线跳跃的问题，加了“我”这个角色，可以十分自然的过渡。因为是讲述，所以十分自由，不会被时间线所拘束，可以随时起话头。
（3）与福贵的视角结合，从内外两个角度共同刻画福贵的形象。
假如去掉“我”存在的部分，那我们对福贵的印象大抵都是对于性格、经历等等内在的特征，但加了“我”这个视角，我们就能对福贵外在的特征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同时，增加了对福贵在历经沧桑后、对自己过往的评价和暮年平静自得的人生态度的描写，可以更好地表现“活着”的含义：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Bibliography】
[1]辛喜晶（SHIN HEEJUNG）. 论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接受[D].山东大学,2019.
[2]廖健.余华《活着》中徐福贵的悲剧形象分析[J].造纸装备及材料,2020,49(01):240+249.
[3]苗书悦,张文娟.论余华小说《活着》中徐福贵艺术形象的审美内涵[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0(02):13-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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