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口述丨杨一凡
采访、文丨蔡星卓
我最早认识杨永青，应该是2013年的6月份的一次拍摄。那是我进入新闻摄影行业的第三年，还做着图片编辑，维持着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位摄影师同行来到北京昌平区的保镖学校训练基地进行拍摄。那次也是我摄影师生涯的开始。没想到的是，关于陈永青和他的保镖学校，我竟然拍了八年。
接到保镖这种非主流的拍摄选题，我最初完全是猎奇的心态。多年拍摄保镖学校，我对这个职业和这个群体的印象已完全改观。
保镖学校采用军事化管理，这里不是部队，但到处都能看到部队的影子。学员的构成也类似，除了少部分退役运动员和所谓的“问题少年”，这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学员都曾是军人。保镖是退伍军人再就业的一个选择，在这里他们脱下军装，换上挺拔的西服。
学员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关于这个职业，他们最初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给老板挡子弹”、“当肉盾”，通过保镖学校的跳板，实现“月入百万”、“一夜暴富”。大多数人被故事和电影情节所左右，这也代表着大众对于保镖职业的妖魔化想象。其实，在各种光鲜的外表背后，合格保镖的基本修养不过是坚韧的意志，以及在危险中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都需要长期的艰苦训练。
在陈永青的保镖学校，早期的训练项目强度十分大，学员有时会出现休克，甚至骨折、皮开肉绽的情况。后来这些项目被取消了。保镖学院的理论课从国外全套引进，不只是“用拳头解决问题”，教学员也学习如何用西餐等礼仪课。应对“实战”的课程，则是检查汽车上是否安装跟踪器，或是如何在不伤害到狗仔队的同时，拔下对方相机的内存卡，还有如何迅速拉近与客户的关系等。偶尔，陈永青会给学员们来个“突击检查”，比如在训练营开始几天后，他会给学员们出题，需要迅速写出从机场到学校基地之间的大概路程。提供多种撤离路线，也是保镖必备的一种能力。
每一期学员大概有60到100人，男女比例是十比一，女保镖难得一见。最新一期的训练营，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她留着樱桃小丸子一样的蘑菇头，就像一般的中学生。其实，她9岁就去少林寺学习，来保镖学校训练也是她自己的意愿。很多学员因为各种原因而离开，而她居然坚持到了现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陈永青就喜欢这样的孩子。
在训练营里，越是“刺头”就越容易挨打。曾经有一个90后的小兄弟，进营时留着染色的卷发，有点乡镇青年“杀马特”的感觉。训练营要求男性是寸头，他不肯剃头。很少有学员可以和陈永青对着干，但他却要跟校长叫板、“PK”。头发最终还是被陈永青薅着剪掉了，不过两人没有PK起来。陈永青知道，现实终将战胜所有的青春和冲动，他自己也是在摸爬滚打中才明白这个残酷的道理。
无论有多少重身份，陈永青总喜欢别人称呼他“校长”。虽然私底下他有时像江湖大哥，但在学校里，他很严肃，偶尔骂脏话，永远荷尔蒙爆棚。在学员们的眼里，他可能更像一个家长，一个喜欢讲道理的家长。他曾是部队里的“兵王”，08年退伍后就认定了保镖这个行业。刚入行时在安保公司里做过各种岗位，甚至连文职都尝试过，后来才渐渐发展出自己的业务。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情商很高。他懂记者们需要什么，会给每一个不同的人“把脉”。我们谈话并没有明显的“禁区”，他唯一不怎么提的可能就是赚钱。大概14年、15年时，我明显感到他确实赚到钱了。当时我们定点聚会的地方是国贸大酒店一个可以俯瞰北京城的酒吧，每次都能看到陈永青身边坐着各种外媒记者。
他喜欢摩托和车，一辆接一辆地换。后来他结婚，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巅峰”过后，从换车的频率能感觉到他低调多了。近两年，中年人的疲态也偶尔显露出来。有一次我帮他拍一个过肩摔的短视频，他被一个学员反复摔了十几次，大概两天后才恢复过来。
陈永青的训练基地旁有一片荒废的草丛，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尔夫球场。他说，这片草丛特别像他的家乡内蒙古。草丛里有几排已经生锈的椅子，我和朋友想给他在这里拍一张肖像。意外的是，他特意换了上衣，一件蒙古族的民族服装。身上的西裤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有换掉。是扮演商业精英，还是突出家乡情怀？在那一刻，他对自己的角色有些犹疑。他从小喜欢动物，也养了很多不舍得宰的羊作为宠物。这一天，在最终拍下的照片里，一只羊走到了他的身后，微微探出头来。
*杨一凡，现居北京，纪实摄影师，纪录片导演。曾参与拍摄的纪录片《飘》，获2019年度香港国际纪录片节华语竞赛单元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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