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州立大学生物人类学者发表在《人类体质学年鉴》上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称，一些目前最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可能根本不是精神障碍。
在题为Mental health is biological health: Why tackling “diseases of the mind” is an imperative for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心理健康是生物健康：21世纪生物人类学为什么要解决“精神疾病”)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提出了新观念：现代心理学，特别是使用抗抑郁药等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降低精神障碍的患病率。
在过去的抑郁症研究中，“化学失衡”是一种热门理论，它带来了研发抗抑郁药物的热潮，其主要思路是通过药物调节大脑中某些被称为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
然而，2008年一场针对抗抑郁药物试验的大型荟萃分析表明，抗抑郁药的效果几乎与安慰剂相同，而且它们的广泛应用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显著结果。例如，仅在澳大利亚，抗抑郁药的使用从1990年到2002年就增加了352%，然而在任何国家，情绪、焦虑或药物使用障碍的患病率都没有下降。
20年间，全球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稳定在了4.4%和4%的水平上。
在研究中，作者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认为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主要是对逆境的反应;因此，只有用药物治疗这些问题的“精神痛苦”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论文第一作者、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Kristen Syme以骨折治疗为例：
“疼痛不是疾病，是在告诉你有地方出了问题，”Syme说，“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常常处于暴力威胁或暴露在暴力之下，我们通常称之(暴力)为可预测的精神疾病源。但是正相反，它们更偏向于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解决办法不一定是修复大脑的功能障碍，而是修复社会世界的功能障碍。”
Syme和合著者、该校进化人类学教授Edward Hagen主张，生物人类学家应该进入“精神疾病”研究领域，帮助其找到一些问题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是关于社会而非精神的问题。
Hagen说：“心理健康研究仍然停留在一种诞生于19世纪、在1980年代复兴的观点，即根据症状对一切事物进行分类，希望揭示出导致解决问题的潜在模式，但事实上并没有。”
尽管该领域科学家尝试了许多新的测量方法，如遗传学、生物标志物和成像技术，但这些方法都没有实现真正改善人们生活所需的洞察力。
Hagen和Syme并不寄望于对症下药来解决精神问题。他们承认，一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很可能是遗传的，往往是遗传的，而其他像阿尔茨海默氏症，似乎与衰老有关。
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某些情况可能是现代环境和祖先进化环境不匹配造成的，例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常说的多动症。Hagen指出，在我们的进化史上，很少出现要求孩子们静静地坐在课桌旁，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做数学方程式的情况。
其他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是一种对逆境的反应，就像生理上的痛苦一样起到信号的作用，让人们意识到需要帮助。在受军事冲突影响的国家，每5人中就有1人患有抑郁症，而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比例为1/14，这似乎可以作为这种新观点的佐证。
译/前瞻经济学人APP资讯组
参考资料：
[1]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0/05/200526124034.htm
[2]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ajpa.2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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