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党争之祸臣民卑微，军备松弛却成压倒大宋最后一根稻草

陈寅恪说，华夏文化，历经千载演进，登峰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赵匡胤开创的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国策，“宋”是五千年王朝通史中严格以“文”治国的朝代，“文人和皇帝共天下”是宋代的一个基础特点。

文人治天下的方式和手段，让这个半壁王朝国力和经济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度，“宋”的国民经济和幸福指数十分的高；那么北宋拥有如此好的局势以及下的一盘好棋，为何最终的命运却是十分凄凉？总结北宋王朝的覆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崇文抑武”以及“党争之祸”。

毁灭北宋的毒药——“崇文抑武”、“党争之祸”

这两个关键根源问题恰恰就是毁灭北宋的最佳毒药，“崇文抑武”直接致使了北宋军队和武备力量陷入孱弱的状态；“党争之祸”直接通过政治斗争而牵连到国家整体历史的完整。例如：范仲淹、韩琦的变法，在变法初期，通过自断一臂来使得北宋王朝政治和吏治呈现空前清明现象，而变法改革者穷追不舍，新、旧派政治斗争过于激烈，最终的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国家耗费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堆积起的新政，直接横空就浪费掉了，而整体政局因为旧派的强力反弹，重回变法前的模样；这就是宋仁宗时期第一次改革带来的党争，而最终引起了国家实力受损；如果说“宋”的前期是鼎盛，中期是勉强维持，那么后期就是宋的“作死”之路。

我们不能怪新党推行的改革变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否定旧党保持的维护现有基础上慢慢改革的谬论，只能怪北宋王朝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多超争霸的年代，北方有强大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而西北有顽强善战的党项人，西南又有实力不弱的大理人，北宋处在东亚命脉地域，也是多战之地，这样的地缘劣势，就注定了北宋王朝时刻都得抗住外部压力。

而宋初丢失的幽云十六州，等于丢掉了北方重要的屏障，这样时刻面对北部骑兵威胁的沉重压力下，宋庭内部是经不起内耗的；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北宋对外战争就屡次受到严重的威胁，更何况是中后期的北宋王朝，那种外部恐怖密云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外部压力，造成统治者无法有效压制文臣集团

而迫于这种压力，导致了北宋统治者，无法随心所欲的去支持或者压制文臣集团的某一方，仁宗时期，很明显的范仲淹推出的改革举措是利国利民的，但仁宗不得不考虑其他派别势力的具体感受，只能在双方制衡和斗争中勉力的降低影响。

而宋神宗、宋哲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国家整体性大改，其中国家需要承受的风险是十分的庞大，朝中势力错根细节都是蛰伏已久的庞大势力，单靠势单力薄的改革党和一个皇帝的控制力，虽说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达到改革目的，但是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时间是极为漫长。

先不说皇帝能否熬过这段时期，谁也保不准后来的皇帝是一个改革党的坚决反对者；因此，北宋的改革就是“党争之祸”的主要根源，北宋改革者的初心和忠诚这是不需要质疑的，但是改革所需要损害大多数臣子的利益，也是政祸的核心威胁。

北宋末期党争之乱，奸臣当道

神宗皇帝和哲宗皇帝执政的时间加起来并不长，无法为改革提供有效的时间支持；这也是改革失败而导致国家内耗严重的一个问题，而北宋后期的文艺皇帝“宋徽宗”赵佶，虽然支持改革派，但这个皇帝在政治水平和眼光眼界上，均无法与仁宗、神宗以及哲宗相比较，党派之争虽说到了他这一代从新旧之争衍变成为新派一家独大的局面。

然而，新政的继承者蔡京，根本是一个接着改革的大旗而疯狂收敛势力的投机者，旧党很多措施和制度还是十分优秀的，然而蔡京却不管是否利国利民，只要是旧党就一律清除。这就是蔡京对司马光的“元祐党”的封杀措施。

北宋末期，文臣不再履行忠臣使命

意识思想形态和政治姿态决定的国朝硬实力，因为党争的祸乱，给国家财政和人才建设带来的极大的损害，文臣不再履行一个忠臣的使命，能臣也不再惦记庙堂之上的天下事；北宋末期成为了奸臣执政，贤臣外放的病态局面。

而当外族虎视眈眈之时，徽宗还在为创作“瘦金体”而沾沾自喜，当国内造反浪潮一声大于一声时，所谓的“国之重臣”们却在东京酒楼红院流连忘返；国家的疲弱军备和政治积弊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而当契丹被女真全面侵略之时，宋帝派兵妄想取回幽云之地，而宋军还没到前线，粮饷就被克扣一大半，这样的国家谁还会卖命，因此，将士们不卖命，将领们无可奈何，这样的军队哪里还有战斗力，契丹侧师就很轻松的击败了宋军，并且还夺取了宋军好几个城市。

从这一点来看，国家被文臣势力控制，如果不出现别有用心的臣子还好，一旦出现奸臣当道的局面，那么局势整体就会变得极为复杂；再加上北宋王朝内部常年和平日子过惯了，经济观和价值观的提升，导致了北宋百姓对国家的皈依性并不强烈，也很少有具备爱国情怀的人，这样病态的王朝衍生出病态的社会状态，最终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为庞大的。

当东京被金兵围困时，钦宗皇帝竟然相信撒豆成兵的荒唐之说，更是将最后的救命钱都托付给所谓的江湖术士，而带来的结果就是城破国亡，百姓流离失所，将士们“臣子恨，何时灭”，也诞生了“靖康耻，犹未雪。”的无奈之语。

军备松弛——压垮大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北宋末期的军备松弛是压垮大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其实北宋不乏含有爱国将领和优秀将军，但是从北宋开国之初的崇文抑武现象，就注定了北宋武将政治地位是极为低下的，甚至一个二品将军还得对一个三品文官客客气气。

并且加上幽云之地马源供给断绝，这导致了北宋的战马战斗力和耐久力是达不到军事用途，南方马只能用于货运，用于军事是根本起不了气候；北宋多年和契丹、西夏的作战就可以看出原因，这两个国家依靠着优秀的战马衬托起的骑兵部队，使得北宋不敢随意和两国进行野战。

北宋帝国对外作战一般都是大军团，动辄十几万人、几十万人，而这种庞大的军队动员所获得的战果却是微乎其微，而背后军队的庞大开销，是王朝一年乃至于三年的财政收入，这样的付出和收获难成正比的现象，导致了北宋王朝更下定决心内部发展，外部军队以防守为主，这种制度的施行也意味着北宋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战略部署，也限制了北宋统一天下的目标。

在北宋末，不少武将已经看出北方女真吞并契丹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肥肉”北宋，以李纲为首的一些文官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谏力度不断地加大，但是从徽宗到钦宗，两个皇帝仿佛认为北宋防御是牢不可破的。

武将被过度压制——大宋强不起来

“爱卿无须多言，朕意已定。”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许多爱国将领和文官的心，甚至出现了一些官员告老还乡，不再入仕；军队虽然是制约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但它却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屏障。

没有军队，就没有所谓的国家，北宋统治者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一点，他们认为祖先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是武将谋权夺位的前例，不希望再出现“赵匡胤”式的武将权臣；北宋的这个想法是好的，毕竟手握重兵的将领反叛几率会高一些，但过度地压制武将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极为深重的。

宋庭的武官被文官压制的死死的，一旦某个武将有逾权举动，那么立马就会强谏到御史台，那么这个武官的结局就是革职下狱，武将可没有文臣那么好的待遇，文臣犯罪最多就是下狱，但是绝对不会被赐死的。武将动辄就被处死，这样的待遇差别让不少武将无奈的投戎从文。

北宋末期，皇帝昏庸、党争祸乱、百姓卑微，这是北宋一副真实的历史写照；或许当外敌攻入东京城那一刻，昏君徽宗和钦宗才能真正明白，一个王朝之所以长治久安以及千秋万代，需要付出的心血是极为庞大的。

均衡之术是帝王之术，但同样也会使得国家陷入绝境，党争之祸影响数代，也影响了整个北宋王朝的稳固发展；江山辈有才人出，宁愿偷闲不愿留，“宋”末的状态让无数文臣武将心寒，也让天下臣民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