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淮地区水利之争，黄河水灾引发的盐场与地方矛盾和格局变迁

明朝后期，黄河多次泛滥，不仅沿岸的州县，地处黄河下游苏北平原的两淮盐场也深受其害。并引起州县官员和盐务官员之间的纷争。

一方面，州县连年内涝需要依靠海口泄洪；另一方面，开启海口则给盐场带来淡水刷卤和运盐河浅涸的问题。

盐场和州县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划，并且两者有着对水利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水事纠纷严重。

万历年间，河道尚书主持了范公堤上水闸、涵洞的规划，兼顾了盐产和民生。

自此，北边盐场有了淡水的进入，开垦成风，而南部的盐场则生产日旺。

研究表明，在明代后期黄河水患的背景下，州县官与盐场官员共谋出路，确立了里下河向盐场泄水的孔道，继而改变了两淮盐业的生产格局。

一、黄河夺淮引发的多样变化

弘治八年，黄河全线泛滥，汹涌的黄河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冲击沿海地区。

由于大量泥沙的淤积，海岸迁移加速,成了沿海地区地理环境急剧演变的转折点。

同时,明朝实行了筑堤“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针,减少了黄河决口分流，使得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在沿海集中堆积成陆，海岸东迁速度明显加快。

江苏中部宋时所建范公堤至明宣宗时已距海达30里，至明末海岸线已远距盐城50里,较之弘治八年又向东推移了10公里。

由于明朝统治阶级对苏北沿海的开发颇为重视，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并迁徙大量移民至新淤长沿海滩地，使盐业生产仍有发展。

由于移民的大量进人，人丁兴旺，沿海盐业开发劳动力有了保证,加之南宋李庭芝开挖了串场河，南北沟通，纵贯诸场，方便了盐运,保持了沿海盐业仍兴盛不衰。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洪泽湖的淤垫和运河河道的抬高，里下河地区成为黄河和运河的重要泄洪区。

里下河水网，或是将水疏导入长江，或是将水通过范公堤上的闸口排入盐场，宣泄入海。

同时，里下河的水道还承担了转运盐场生产出来的盐货这一与国家生计攸关的重要任务，运盐河道的维护得到官府的支持。

水网密布的地貌，对于疏通洪水本来是件有利的事情，但是由于里下河平原上是盐城、兴化、泰州的范围，范堤以东还有数十个盐场盘踞，任何一个州县或盐场都会想方设法地避免自己的地界被洪水淹没。

所以，一旦发生水灾，疏导洪水便成为各州县与盐场之间矛盾的集中点，这些矛盾在隆庆年间接续的几场大洪水后爆发。

二、排涝引发的地方与盐场的矛盾

明中期以前，范公堤上的闸口仅为泄水的一个孔道，所以即使被阻塞，也不构成严重的问题。

这是因为在隆庆以前，兴化和泰州都没有受到真正的水灾考验。但是，隆庆到万历年间的几场大水，给整个里下河地区的排水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隆庆三年，高家堰决堤，大量的洪水涌入里下河地区。

据《泰州志》记载，隆庆三年、六年和万历二年、六年、七年、九年、十三年，里下河都有大水。

兴化县也同样受到水灾的冲击，而兴化的地势比起泰州则更为低下受灾更严重。

在排水系统难以负担洪涝的情况下，兴化和泰州的地方官员为了排涝，都想到要重新疏浚海口。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疏浚盐城原来的海口，但这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经历了隆庆至万历初期的水灾后，盐城、兴化、泰州成为了受灾最严重的州县，但是盐城县的积水有北部射阳、神台等海口宣泄而出。

所以盐城县通过堵塞石?口这一最靠近兴化的海口，可防止兴化、泰州的积水流入。因此，兴化和泰州的官员只能重新量地、重新开凿海口，以泄积水。

万历十年，巡按御史姚士观到了泰州，想要解决洪涝的问题。泰州市民“以开海口请，状累百千计”。

姚士观将此事交给海防兵备参政舒大尤，让他和泰州、兴化、高邮、宝应等地的地方官商议办理。

但此时又发生了盐场民众反对开海口的事情。他们反对开海口的理由语焉不详，仅说不利于商灶，又说会引来海寇。

盐场居民把开海口与倭寇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大问题。丁美舍是东台场的一个海口，在嘉靖中期成为倭寇登岸之地。

盐场居民以丁美舍为例子，表达盐场海口将成为给倭寇提供便利的港口，藉以反对开创海口。

巡盐御史显然是听从了盐场民众的意见，而停止了开海口一事的进程。

此后几位巡查官员都对里下河地区的水患做了研究，最后决定优先疏通水道，建造堤坝，若洪水依然无法消散则需要修缮海口。

明朝时地方官和盐官以范公堤为界，各自负责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水道维护。

但此时，河道的疏浚，都由州县官奏报巡盐御史后施行，而完全看不见盐官的参与，说明此时疏导积水成为了地方上最重要的任务。

在万历十一年到十六年间，兴化和泰州官府通过协商，疏浚了包括白驹、草堰、小海、丁溪场在内的四个盐场上的闸口，使得两州县的积水得以顺利排入海中。

编修于万历三十五年的《扬州府志》载，兴化县的海口有丁溪沙河口、小海闸、草堰闸、白驹南北二闸等五处。

不过，这些新开海口也非一劳永逸之工程，在解决了一次洪水后，又会引来非议。如果不能解决盐民与农民的矛盾，单单治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三、海口对盐场生产格局的影响

盐场海口的疏浚，对于民户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但对于灶户的生产则未必有利。

泰州盐场的海口在开浚之初，便有“民灶询谋未同”，“灶与民二心也，执异议百口挠之”的问题。

所以，在盐场海口开凿以后，灶户便从中破坏。

史载：惟如丁溪场有龙开港，白驹场有牛湾河，皆通海宣泄之路，故迹久堙。万历十二年，泰与兴患苦积水，控之巡按贵溪姚公请于朝一疏浚矣。建闸修渠费金钱万计，不两年，寻为灶丁所阴坏，而当路不一问也，其故难言之矣。

里下河受灾，开凿范公堤海口泄水只是“权宜之术”。堤外是灶户煎盐之地，淡水一出，势必影响煎烧，进而影响盐课供办。

所以，盐场的灶丁很可能是出于保护卤气才百般反对在丁溪、白驹开闸，以防止淡水进入。

而且，州县官员为了迅速将积水排出，在疏浚盐场入海河道之时，采取了“截弯取直”的方法，结果是引起了海水倒灌。

盐法志也有记载：“万历三十五年秋，丁溪海潮泛入，河井水皆咸。”以这样的理由，灶户认为开海口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是要求筑塞海口。

由于在地势上两淮盐场较高，而且盐场与州县之间存在范公堤的阻隔，州县需要排水，而盐场排斥淡水进入，所以范公堤上闸坝的启闭是盐场与州县之间的一个矛盾。

面对连年水患，州县官在河道尚书的支持下，成功地在盐场开挖海口泄水，但盐场的商灶通过私下搞破坏的方式对于这个决定进行抗议。

另一方面，海口的疏浚给泰州分司北部的盐场带来了新的契机，他们借着有淡水灌溉的可能，开垦当地。使得泰州北部的盐场在明末产量下降，灶户的生计模式发生了改变。

对于盐业生产来说，开海口的结果是使泰州分司北部盐场大受影响。至于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等南五场，范公堤上并无闸口，淡水不能进入。

使得明代后期商人集中在南部的五场买盐，北部的盐场几乎不再生产。

这样的生产格局导致南北五场之间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同。明代后期，南部五场的土地仍然以业盐为主，而北五场的土地则进入了蓄草进而开垦的土地开发模式。

明代中后期两淮盐场和州县在水利的问题上所发生的矛盾，反映了盐场和州县两套行政体系面对水灾的态度差异。

水利的问题不仅是里下河地区盐城、兴化、泰州三个州县之间利益争夺的焦点，也是盐场与州县在隆庆至万历初年水灾之后浮现出来的新矛盾。

泰州、兴化和盐城州县之间互相没有协调应对水灾的机制，黄河水涨之后，三个州县都成为了泄洪区。

原本里下河平原向南部长江的泄水通道，又因为蓄水行盐的需要，无法畅通地排水。

范公堤上的海口既能起到宣泄洪水的作用，却又有着海潮东灌的危险。

同时，盐城、兴化和泰州的地方官府还有各自的地理位置上的考量，盐城官府拒绝开海口的请求，而地势最低的兴化只能自己谋求恢复盐场的海口。

而这一情况造成了淮南盐场的迅速衰落，在废灶兴垦浪潮中为淮北盐场迅速取代，长期以来两淮盐场南重北轻的格局出现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