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民主”的终结：军人如何介入日本政治？

作者=萧西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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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每个年号都对应着一两个专用词语，比如明治对应“维新”，大正对应“民主”，昭和对应“军国主义”，这些词语也构成一个完整的日本近代简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初步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在大正民主浪潮中通过民众运动寻求国家改革，之后突然滑入军国主义，直到二战结束才重回正轨。

近年来中国人对日本近代的认识逐步深入，“大正民主”概念广为人知，这个民众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让人心驰神往。也形成一种叙事逻辑：日本在大正时代（1912-1926）本可以自主完成政治透明化、民主化转型，但军人的“猪突猛进”却打断这一切，让日本坠入军国主义歧途中。

究其实质，“大正民主”的提法来源于战争亲历者在上世纪50年代的感叹，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已经基本实现立宪政体、男子普选、两党制、媒体监督的国家却突然转向，便把军人作为罪魁祸首。但到90年代，许多关于“大正民主”的看法也遭到质疑，黑泽文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通过大量翻阅日本陆军军人的资料发现：原来“昭和军国”与“大正民主”，虽然看起来截然不同，本质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日本军人如何在“后一战”时代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欧洲，日本不但没有蒙受灾难，国民经济反因“大战景气”而突飞猛进。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大量聚集，再加上收音机等“新媒体”出现，促使民众运动此起彼伏。1919年下半年，日本因米价暴涨而爆发全国性的“米骚动”，遍布1道3府37县369个地区，先后数百万人次参与，官方出动十余万军队镇压才宣告平息。到1922年前两个月，东京爆发数十场千人以上的大型普选集会。

民众运动的勃兴让明治时代的“英雄主义”向往也成为过去时，平民阶层成为新的“英雄”，他们也意欲在新时代参与到国家变革中，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出现四种国家改革流派：一是基于欧美自由主义产生的日式“民本主义”，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为核心人物，要求“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要归于全体国民”；二是苏式社会主义，由1922年建立的日本共产党所提倡，要求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三是日本国粹主义，由民间右翼组织黑龙会为核心，要求建立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四是农本主义，将国家发展问题归结于重视工业而轻视农业，要求建立侧重农村发展的体制。

民间各派别虽有不同，却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认为保持大规模军队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1922年2月，英美日等九国签署华盛顿条约，约束世界各大国主力舰吨位与数量，这让拥有21个师团编制的日本陆军成为批判对象。1922年3月号《中央公论》专门制作一个“陆军军备缩小论”的小册子，要求将更多国家预算用于民生而非军事，否则军事力量本性就会“忽视国民希望”，追求自我无限增殖。

媒体在20世纪20年代带动起一股反军风潮。由于陆军军人实行全国统一工资，在偏远落后地区姑且还好，但在消费较高的大城市便过得非常困苦，热爱讥讽话术的大阪人便编出许多嘲讽歌谣，如“乞食少尉，贫困中尉，挤钱大尉”。低廉的收入与社会的嘲讽让许多农村出身、教育水平不高的军人备受打击，直接影响到兵员招募与军队纪律。

除去国内舆论，“后一战”日本军人还面临更加严峻的现状：日本军队几乎未经一战洗礼，作战思想与战术特点依旧停留于日俄战争，坦克、生化武器、飞机、航空母舰等新型武器的出现让日本军人目不暇接，许多人都敏锐意识到，未来战争不再是单纯的军事事务，更将是集结参战国全部有形无形力量的“总体战”，政治、经济、生活、文化都将受到军事的巨大影响。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允许军人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结社，这就意味着军人的要求是一个被动听令的角色。“后一战”时代的日本军人一边面临着随时遭到裁撤而失业的窘境，一边又看到未来战争必须投入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那么实际形势就再也不允许他们坐以待毙。早在1921年10月，曾在欧洲观察一战的三名中层陆军军人聚会在德国南部度假胜地巴登巴登，共同商讨未来日本国家的发展问题。三人中领头者是日本“总体战”思想的创始人与提倡者永田铁山，他的出现也象征着日本军人开始转变身份：从静态的国家保护者转换为具有能动性的国家体制改造者，从单纯的执行者转为考虑各方面要求的决策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

（日）黑泽文贵/著

刘天羽/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1月

身份转变让他们对“大正民主”各项理念展开细致筛选：他们批判“民本主义”有着让“帝国滑向民主国深渊”的嫌疑，但也承认国家发展需要照顾到国民总体利益；他们反对欧美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主义”，但也认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充分竞争是提升国家产业能力、科技水平的重要基石；他们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对于君主制的否定，但也认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劳资关系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无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投入生产；国粹主义者虽然只是民间人士，但“天皇之国”的宣传模式却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军队在海外扩张建立新秩序；农本主义的思维模式确实很古老，却是许多出身农村的底层士兵日常所思所想。

通过杂糅数种改革思想的某个侧面，日本军部与国内各阶层人士保持着紧密联系与深度对接，充分理解他们的理念思维与实际需要，策动他们或因为利益、或出于理想、或由于集体无意识，参与到军部对于政治、军事、产业、科技乃至文艺方面的军国主义化建构中，最终实现永田铁山“高度国防国家”的理想。

正因如此，黑泽文贵在书中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阐述日本陆军在“后一战”时代的思想动态。包括对于战争形态的认识，对于国家发展模式及“总体战”的构想，对于现行军事教育的反思，对于第一假想敌美国军队的思考。卷帙浩繁的考证背后都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昭和军国主义与大正民主浪潮的各种政策设想并不是互为对立面，而是互为另一面。

如此一来，吉野作造所坚持的“民本主义”却反过来埋葬“大正民主”：如果日本全体国民受到煽动，要求国家对内建立极权体制，对外全力扩张，那么国家要不要接受这种要求呢？

平衡稳态？颠覆1925年体制

黑泽文贵在本书中提出的最重要创见，便是一个理解近代日本状态的重要术语：1925年体制。

1925年日本议会通过两部重要法律：一是《普通选举法》，废除投票的财产限制，允许25岁以上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是现代日本最早的普选法，象征日本政治进一步走向透明化与民主化；二是《治安维持法》，对国内政治运动展开严格限制与管控，禁止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左翼人士结社，之后更是设立“特别高等警察”（特高）秘密监视民众运动，被称为“恶法”之祖。“普选”与“治安维持”两部法律一善一恶，好似“胡萝卜加大棒”的关系，促使日本达成一种平衡稳态。

然而，稳态却非常脆弱。扩大选举权后，有资格投票的选民数量从400万暴增至1200万，这让各大政党过去针对豪农与资本家的选战策略实效，更多秉持国粹主义与农本主义的中基层选民对政治有了更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治安维持法》取缔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大量左翼政党，那么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等中左翼思想的政治家便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聚集工人阶级的选票，他们要么改换门庭，要么被迫转入地下，失去政治发言权。两部法律的建构维持了一时稳定，却也同样促进日本右倾的倾向愈发严重，在这个环境下，日本陆军与军国主义思想也获得更好的发展土壤。

也就在1925年5月，日本陆军迎来一次重要改革，即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开展的裁军行动（宇垣军缩）。这次“军缩”（裁军）虽然裁汰4个大型师团并节省1294万日元，却马上又投入1266万日元于坦克兵、航空兵、高射炮兵、通信兵等新型兵种的建设与武器装备研发中，事实上只节省不到30万日元的军费。日本陆军以裁军之名推动军备近代化转型。

成立专门的军事部门后，不仅需要投入人员与经费参与坦克、飞机、通信器材等研发军备，更需要各大军工企业参与生产。然而明治维新以来，国内大型企业均由私营的大型财阀把持，中央政府难以宏观调控。于是同样在1925年，日本政府重组成立“商工省”，尝试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协调财阀加入到军事生产中。

但这依然只是一个开始。即便开发近代化兵器，组建近代化军队，但如果军队长期没有用武之地，那么久而久之国民自然会认为军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军部必须要在政府内找到一个高级别代言人，促使政府尝试激进的对外政策，才能让军队获得生存空间。于是同样在1925年，陆军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成为立宪政友会总裁，意味着军部势力正式渗透到议会政党体系中。

于是从1925年开始，日本军部在政府与议会两方面推动军事改革：政府层面，陆军省设立负责“总体战”研究的整备局动员课，永田铁山就任第一任动员课长；议会层面，由田中义一领导的立宪政友会也制造媒体舆论攻击当时的内阁，最终在1927年5月抓住机会成为首相。而就在担任首相当月，内阁也设立起国家总动员机构资源局，这个资源局并不仅仅是管理物质资源，更要负责管辖人力资源，还要根据人力物力情况制定国家发展计划。

从1919年巴黎和会后，日本军部便着手扩大影响力，朝着“总体战”方向迈进，终于到1927年，日本也有了面向“总体战”的国家总动员机构。然而很不幸，在其他国家，这类总动员机构成为国家发展基石，而在日本，却成为军部少壮派与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

田中义一上台以后，立刻拿掉主张外交对话的外相币原喜重郎，亲自兼任外相，并任命思想激进的森恪担任外务政务次官、事实上成为外务系统的决策者。在他的推动下，日本对待中国的外交态度越来越激进，不仅召开声称“满蒙乃日本利益之特殊地域”，而且还三次出兵山东，酿成臭名昭著的济南事件。

田中义一激进的对外态度充分激励了想要“开疆拓土”的日本关东军，也让他们在1928年6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从北京返回奉天的张作霖。事后，日本陆军仅仅只给了肇事者河本大作一个行政处分，把他调回国内继续任职，田中义一出于偏袒陆军也未加处理。最终，这起在别国领土暗杀别国政治首脑的事件，就只以一个简单处分了事。

皇姑屯事件让日本陆军找到了一个“夺权法门”：对外侵略虽然听起来为人不齿，却能充分激发国内右翼的民族主义热忱，让他们控制的媒体塑造“陆军威武”的舆论环境；那么在下一次大选中，支持军队扩张的立宪政友会就能获得更多选票，在议会中通过更多有利于军队的法案，让陆军军人进一步掌控起国家指导权，进一步打压反战呼声；等到时机对了，就再引爆一次对外侵略。这个政治过程反复几次，那么日本陆军就能声称国家所有事务都是“军务”，国家“一切有形无形之人力物力资源”均应归属政府调配，亦即成为陆军调配之物。

事实也的确如此。日本陆军在引爆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出钱包飞机，派遣记者乃至艺术家前往中国战场，发回战争报道与艺术作品，这让各大报纸的销量出现井喷，民众沉醉于对外侵略带来的“强盛帝国”幻觉中；紧接着，议会与民间的反战呼声遭到压制，质疑天皇地位的议员美浓部达吉、发表“反军演说”的斋藤隆夫先后遭到除名，议会在1938年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允许日本政府为“达成国防目的”而随意征用全国各行各业的“人力物力资源”。1940年政府进一步集结各大财阀结成“重要产业统制团体协议会”，让全国企业都成为给日本军部生产物资的工厂，这套政府直接指导企业生产的体系也被称为“1940年体制”。

靠着空前权力，日本政府迅速扩大政府“统制”经济活动的范围，日本经济体系从平时体制顺利过渡到战时体制，而既然所有国家事务都是“军务”，日本陆军当然成为这套军国主义体制的掌舵者。

军人的歧途

笔者选读日本学术著作时有一个习惯：即侧重博士毕业论文改编的著作。毕竟博士论文需要经过大量前辈学者的核查，不具有一定学术价值难以通过；然而一旦进入教职，就会如同上班族一样，受到许多繁琐事务的困扰，自己的学术成果一般会发表为短篇论文，而长篇著作会逐渐以科普类作品为主，虽然阅读体验会有所上升，但学术独创性会有所减少，甚至会大量借鉴自己原有的学术成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便是黑泽文贵1998年的博士毕业论文改编，也是他学术成就最高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宫中与政治家》）。或许在阅读时分，一些篇章对于初涉日本近代史的读者而言会显得晦涩，但黑泽文贵在书中前半部分列举的一篇又一篇当时军人的手记，却是管窥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军人的重要途径。

通过这些手记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昭和军人”普遍给人以阴险狠毒、杀人如麻、愚忠天皇的印象，但他们并不是一群只知道三呼万岁的武夫痴人，或是一群排斥西方的井底之蛙。恰恰相反，许多日本陆军军人曾远赴世界各国学习考察，具备极为独到的思想见地，一些对未来的预见甚至让人拍案叫绝。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们深谙那个时代的国际形势与在日本的为官、经商、办报之道，才有能力塑造有利于己的环境，将日本拖入军国主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