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声势浩大的批判，在某些微博客平台上获得了某种“广泛”的支持，谁在发起？谁在受益？
图片来自@方方的微博
COV-2019疫情伊始，先后爆出了“可防可控”，“万家宴”，“ 没有证据人传人”，“防护物资紧张，医护自制防护服”，“红十字会物资发放”，“一问三不知官员”，“一床难求”，“敲锣救母”等等，武汉的开局，可以说差强人意。诚然，其中的一些问题在事情爆出的后很快完成了追责或者改正，比如“一问三不知官员”被处分，“红十字会物资发放”有所改进，针对“一床难求”也相应建设了两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随着这些步入了正轨，中国的疫情如今早已消灭殆尽。之后全球疫情的爆发，更是证明了中国政府在本次抗疫中的表现可以称为并列全球第一，持平于无检测能力无治疗能力仍保持零感染的朝鲜。相比之前的些许失误，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微小的。
那么这些许微小的错误能不能说？能不能暂时把功绩放在一边单独说？
有很多人的答案是“不能说”。在我们一惯以来的语境里，功是功，过是过，赏功罚过。有过者，有大功亦得责罚其中小过，即使是某种“必要的”、换谁来都差不多会犯的错误，如此的责罚就很显得有失公允。对此，我们也有一贯以来的解决方法，只要大的结果是好的，只论功不论过，不再回头穷究细节小错。中国抗议成果斐然，在这种情况下还出来说错误，就是对决策层的不公允。结果好就只论功不论过这种方式，对于总结过去很有快刀乱麻之效：把握了主干，兼顾了公允，细节的些许缺乏并不会影响总体盖棺定论的结果。
但是总结了过去之后，我们仍需活在当下，迎接将来。COV-2019一定不会是我们遇到的最后一个传染病，当我们收获了2020年春季那场灾难中“中国做的很好”，“9.5分成绩，0.5失误”这样盖棺定论式总结，遇到新的传染性疾病时，在这次疫情中做的好的地方自然然会延续下去。但是缺乏了对于做的不好的地方的总结和反思，则使我们在止步于今无法做到更好。
至于批判作家汪芳，将反思污名化为”递刀子“，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反思的恐惧，反思了就要讲错误，再进一步就是追责。那干脆就从源头批倒批臭带头反思的声音，污名化反思很难，污名化一个人太容易了，既然这声音中最大的来自汪芳女士，那就批她好了。一旦批倒批臭之后，谁再提反思只需一个“又一个递刀子的”就可以把反思的声音彻底扼杀。
回到疫情的开始，我们确实是按“可防可控”决策的，从上到下都在执行这个决策。武汉政府说“可防可控”是执行决策，所以最终武汉各领导不应也没有资格承担“可防可控”的决策责任，处理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免职平安着陆。高福院士说“没有证据人传人”也是是执行决策，这一点在高院士的回顾性论文已经证实，他在说没有证据人传人时其实已经明确知道人传人了，作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最终说出口的却是“没有证据人传人”。万家宴照常办也是是基于这个决策。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最开始的决策是错误的。但也应承认这就是当时已知条件下对全社会可能造成影响最小的决策，对比全球各国，以及诸位各人，也没谁能在当时情况下做出完美决策。
如此，我们似乎必须要在反思错误——追责——“对决策层不公允”和“对方方不公允”——方方污名化——避免反思二选一了。这次全民全面战争抗疫胜利，得来着实不易，代价高昂，其中的任何一点经验得失都能让我们在将来类似疾病面前减少生命的消逝或者经济的损失。在这两难的二选一中能否找到一个“不作恶”的两全法？为什么不能抛却抗疫胜利的功绩，也抛却所有的追责，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在当下集思广益讨论我们未来面对类似事件时能否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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