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上交谈（资料图）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比先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陈毅和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开了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么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
毛泽东沉默了。那长长的烟灰抖落他一身，他没有掸，也没有吹，而是站起身来，让烟灰滑到地上，他的眼睛好似看着其他几个抽亮的烟头：“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6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暂短地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不知何时叼上了张茜“三令五申”不让抽的烟，眯着眼沉思。他知道，主席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总无先例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白一切，他会怕么?
1959年9月8日，苏联临时代办约见陈毅外长，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陪见。代办交来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说是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陈毅听完翻译，脸色一下涨得通红，站起来，怒睁双眼，额角上青筋随着呼吸的粗气一鼓一胀。他马上把客人送走，见工作人员还都站在原地等他，他说道：“是对方在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我们被迫自卫反击，苏联的立场不像话!叫我说什么?只好报告中央。”
9月30日，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华，参加国庆10周年活动。毛泽东主席亲赴机场把他接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刚在客厅坐下，赫鲁晓夫便眉飞色舞起来：美国真富呀!到处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汽车……毛泽东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侧身望着他，没有搭腔。赫鲁晓夫越说越起劲：“我到了戴维营，见到艾森豪威尔，他叫我my dear friend(我的亲爱的朋友)……”看来话不投机。毛泽东面无表情，起身请他到房里休息，说晚上还要见。
10月1日中午，彭真和陈毅到宾馆陪他和苏斯洛夫午餐，赫鲁晓夫依然大谈他的美国之行。彭真和陈毅插不上嘴，只好听他独白。有时彭真想转个话题也转不过来，陈毅干脆埋头吃饭。饭后陈毅指指余湛，说：“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在天安门看焰火，你陪他去，你专门接待他。”
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为美国做说客，又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毛泽东讲了两点之后，陈毅直率地补充：“你们怎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正义究竟是在哪一边?你也曾经说我们是兄弟党，兄弟党为何不站在正义一方?”赫鲁晓夫申辩了几句，惹得陈毅说得更响：
“我们不必干涉别国内政，正像我们不希望别人觊觎我们的省份西藏一样!有些人看到中国的边界有个西藏好像很不舒服!”
赫鲁晓夫的逻辑荒诞起来：“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的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么些年来你们不打仗也过去了。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
“你说的完全不对!”陈毅横眉立目，“那块土地于法于理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英国人把它从我们的手里夺去时，印度还是他们的殖民地。”
“也许是这样。”赫鲁晓夫回答，“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用战争去解决你们之间的争论?”他顿了一下，又朝荒诞的方面滑下去：“西藏正好在印度的边界上。你们难道不理解，印度人认为有一个独立的邻居是至为重要的吗?西藏是一个很弱的地区，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威胁。你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吗?”
“请问赫鲁晓夫先生，按你的逻辑，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以去肢解邻国的领土啦，苏联是强大的，它允许一个弱国去侵占他的边缘的土地吗?”
赫鲁晓夫望了一眼穿着镶绣着金线花边元帅服的陈毅，话题转到一边：“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挺起胸脯，那身元帅服显得更加英武，他回敬道：“你这叫什么话，现在是两党在谈问题，与第一书记有何相干?”
赫鲁晓夫一扭身：“我不跟你谈了。”
会谈不欢而散。会后不久，赫鲁晓夫开始与印度政府谈判出售米格21战斗机……
国庆节后，陈毅元帅常常面无笑容，独坐沉思。有一次他看到余湛，突然问：“余湛，你看我们放下反美旗帜好不好?”
余湛一愣，觉得陈毅问得有点怪，便有些犹豫地回答：“那恐怕不行吧?”
“为什么?”
“美国的国策是扶蒋反共，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1949年被我们打败了，还要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美国逼我反，不得不反。再说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抗美朋友，我们能使他们失望吗?”
陈毅把手中旋动的一支红蓝铅笔扔到文件上，朝椅背上一靠，叹道：“世上的事不那么简单，有人说原子弹能毁灭世界，不能反美。你要反，他还要反你呢。你们当司长的，要多动脑筋，多想世界大局啊!”
余湛点点头：“如果美国能尊重我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我国内政，我想也可以和它建立正常关系，问题是它总想骑在我们头上，我看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是不会答应的。”
陈毅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说：“我看欺侮人的，甘心被人欺的，都得不到好结果，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打好主意。”
看得出，一个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在外交领域里独树一帜。他变得深沉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易于动情，尽管他果敢潇洒豁达的风格依在。他已经走向了世界，而且举足轻重。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2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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