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及石刻之四：中国最美丽石刻——北齐义慈惠石柱

在河北省境内见到的国保单位多数会冠以“河北省人民政府立”，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义慈惠石柱却标上“河北省人民委员会立”的铭牌，表明这尊石柱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位。足见他的位置之重、影响之远。

义慈惠石柱刻于公元562年——北齐大宁二年，他记载了发生在公元524年六镇鲜卑针对迁都洛阳后中央鲜卑的叛乱。中央军镇压住六镇后，紧接着河北流民起义再起，权臣尔朱荣趁机发动“河阴之变”，将洛阳一干鲜卑贵族功勋等数千人狂杀，从而牢固掌控北魏政权。在随后与义军首领葛荣（本姓贺葛氏，鲜卑族）的征战中，尔朱荣亲率一堆猛人——候景（羯族人，后投降南朝梁，因不满梁武帝与东魏讲和，发动候景之乱，净杀江南士族，饿死梁武帝）、高欢（字号贺六浑，鲜卑化汉人，东魏实际掌舵者，他的一群儿子后来建立北齐）、宇文泰（汉化鲜卑人，西魏政权实际掌权者，北周政权奠基人）等以少胜多尽歼义军主力。这场轰动全国的河北流民起义在公元528年被彻底镇压，最终平叛有功的人几乎都是起初的叛军首领，可见当时的社稷乾坤已经多么地混乱不堪。

北齐石柱位于定兴县石柱村西北一高台上，北距易水河250米。高台上原建有沙丘寺，现存石碑两通为证（一明一清）。北魏末年起义失败后，河北定兴当地百姓收拾义军残骨埋葬，并立木柱作为标志。三十多年后，北齐统治者易木制为石质，在高大挺拔的柱身上铭刻约3400余字的“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记载起义、藏骨、立柱的过程，额首九个大字接下来的文字是“元造義王興國義主路和仁”，题额左下方雕刻“大齊大寧二年四月十七日”的字样。再往下是各位施主的情况以及详细铭文。这颗石柱一直风雨裸露1400多年，直到2011年才加亭予以保护。

据史书记载，杜、葛起义失败后，义士王兴国等人收拾义军及百姓残骸，不辨男女，不究姓名，合葬一处，情同乡里，称为乡葬，此为“標異鄉”之意。“负釜提壶，共设义食以拯饥需”，为桑梓服务者，称为义食，后建义堂，视为乡义，此即“義慈惠”由来。

据县志所述，北齐石柱颂分书在石柱村，高一丈九尺，上有石像及题名，下层四正四隅遍刻文字，无撰书人姓名。石柱分柱础、柱身、柱屋三部分，柱础为覆莲形状，柱身两石拼接，上部为四方形，下部为八角形（相当于四边形加四倒角），柱宽约莫在0.8米左右，柱上平放石板加建石屋。

当地政府在上世纪末曾修整过石柱，并立《翻修石柱記》碑铭记，碑记中所载始末与百科及史料中略有出入。“溯石柱之建，起於義葬，蓋北魏末杜、葛農民起義，戰後骸骨遍野、百里絕煙，義士王興國、田市貴等自起大慈之心，驅車歷境、拾諸離骨。不辨男女老幼，不究鄉里姓名。合葬於此，是以義葬。始於亂，定義食。繼其後，武定二年（公元五四四年），為法師別立清館，依官道建新堂。天保十年（公元五五九年）奏聞，河清二年（公元五六三年）權立木柱，天統三年（公元五六七年）改建石柱，迄今一千四百餘載。近年鋻於頌文漫漶，柱身傾斜日甚。縣政府協文化局幾經呈請國家文物局修整。終於一九八九年獲准撥款並委省級高級工程師制定方案，由縣組織科学施工，除基石易新外，餘皆原件。中經精細拆裝，毫無損傷。方位、高度如初，還柱煥然若新。工程始末，上下戮力，不避寒暑、不捨晝夜。歷時十五？月，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底安全竣工，且經國家局驗收核准，為激勵後世特立此碑。以銘記整修用心良苦，亦冀後人繼踵，令其永葆雛然，珍奇恒存。定興縣人民政府，公元一九九二年元月 日立。”

义慈惠通高6.65米，柱础莲座包括方台、枭线、覆莲三部分。柱身高4.5米，用两段浅棕色石灰石垒接而成，自下向上逐渐收小，每高一米，收约2.5厘米。柱上部约于通高四分之一处，东南、西南两隅角为了刻字未削边棱从而形成平面。石屋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四阿顶小屋（即庑殿顶）。石屋刻出屋顶、檐椽、角梁、斗、阑额、柱子，前后当心间刻火焰龛门、佛像，两次间刻出方窗。柱身与石屋间盖板的底面，刻莲瓣、圆环、古钱及花果等造型纹饰，不致单调乏味，雕刻尤为精美。

初见义慈惠石柱，足以领略刻石之最。称他为中国最美，亦当之无愧。石刻文字眉清目秀、俊逸洒脱、硬朗通神、婀娜多姿，一反大众心中扁平粗壮的魏碑印象。更是对清朝碑学兴起后一种用“刷子刷写”魏碑的讽刺。

历代农民起义总是标榜“因活不下去，故起义反抗”的所谓正当理由，行军途中一路劫掠，带来的没有建设，只有毁灭。葛荣义军专事屠杀掳掠，攻陷沧州后，当地百姓被杀十之八九。“桑乾為虜馬之池，燕趙成亂兵之地。士不耘耨，女無機杼”。葛荣百万之众在河北平原游荡就食。这些部落首领狭隘地认为，正是由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汉化改革造成他们的窘迫，因此这些暴虐者们极为反感厌恶汉人的制度习俗，但由于六镇接连河北的叛乱已经对平原地区破坏极深，不可能有足够生产力养活这群袖手坐食不劳而获的人。所以他们只能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那样做“流民”，明代污蔑起义军“流匪、流贼、流寇”就是这意思。我们唯物主义的的历史观曾一度承认这些农民政权的正义性，然而历史的真正事实是，即使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他们的哲学就是“只有抢劫为富不仁的人才能活下去，那些拥有我们所没有的应该下地狱”。很多人总认为这是满清朝廷故意抹黑起义军的行为，其实这只不过是清廷的“锦上添花”而已，难道对于那些王朝贵族、士族乡绅不分男女老幼的统杀，这种起义军暴行不该受到天谴吗？同族尚且如此，何况异族乎？那种“杀伐有度、慎杀戒杀”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笑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称其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局限确实够全面的。历朝历代一旦遇到动乱，民族便会暴露残酷的一面，自相残杀，互为鱼肉。幸好天不绝炎汉，总有有德者，定乾坤、安社稷、平天下。

南北朝时代，天下为权贵者主宰。南朝门阀制度深厚，九品中正制盛行。北方胡人政权依然在半奴隶半封建制度间挣扎。统治阶级总为一己私利挑起祸端，为了所谓的江山永固而致黎民百姓于不顾。河北地区不幸地处在流民与官军冲突的前锋。石柱立后的一千多年间，他又见证了无尽的动乱，我们沉下心来仔细盘算，石柱所建的意义不正是对施暴者的救赎及对罹难者的祈福吗？

我们姑且可以把他当作遇难者纪念碑，以此告诫后人：珍爱团圆 远离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