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天堂出品的金融“巨无霸”：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之苏州程家

文│徐兵

留园于清末曾属程氏，后售与盛宣怀父亲盛康

苏州程家是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中最古老的一个家族，其祖先可以上溯至明朝万历年间安徽制墨名家程君房。后来，家族一枝程衡斋迁至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并在苏州、安徽两地开设典当行。当时有“苏州为江南典当业之冠”和“无徽不成典”两句话，再加上当时苏州经济发展，民间借贷增多，安徽程家在苏州开典当行实际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家族的智慧决策足堪后世借鉴。典当行是最古老的金融组织，其本质近乎于现代银行业的抵押、 质押贷款业务，虽然也以赢利为目的，但和帐局、印子钱、放青苗等高利贷行为有天壤之别，至19世纪初，程衡斋已经成为苏州典当行的巨擘，人称程百万。

程衡斋有子七人，以四子程廷桓（字卧云）最具经营头脑，和宁波巨商家族一样，程衡斋也没有家族企业长子为继的狭隘意识，而是以能者为继，因此程卧云得以接班执掌家族企业，而和宁波巨商家族有所不同的是，宁波家族是不管谁执掌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依然是一个团队，按特长协作抱团经营，非到万不得已，不作析产之举。苏州程家则不然，程卧云携全家远赴上海，带走的只是他这一枝家人，未涉及其余诸子。需要说明的是程家产业当时已是苏州首富：程家除了典当行还有苏州第一大银楼——恒孚银楼，恒孚银楼同时也是全国四大银楼之一，另外著名的苏州园林留园也是程家的别院，程家之富足由此可见。在苏州可以与程衡斋相提并论的唯有盐商王驾六，王驾六后来也投身钱业。程卧云巨额的财富支撑，再加上他过人的金融智慧，使他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独立门户，行走天下，这也是程家单枝出手转战上海的客观条件。

恒孚银楼

程卧云执掌家族产业之后，没有固步自封于前人的余荫，他以典当业资金周转缓慢为由，进一步进军钱庄业，在苏州当地开设钱庄，这是道光年间的事情。钱庄和典当的区别主要有三点，一是典当以自有资本为运转资金；而钱庄除了资本金之外，可以吸收存款，周转资金来源多于典当。二是典当以典、质、押的形式来发放贷款，赢取贷款利润；而钱庄则是以民间信用放款为主，钱庄风险略大于典当，而盈利能力和风险则成正比。三是典当更多的是面向普通民众，解决的是民生问题，而钱庄的客户主要是工商企业，解决的是民营经济的资金运转。说钱庄是典当的升级版也有一定的道理。程卧云以经营典当的基础来经营钱庄，其取得成功的概率大于其他同业显然是合理的。程家掌门程卧云的远见卓识马上得到了一个有力证明。当看到上海开埠后商业的繁荣及太平天国战火逼近苏州，程卧云做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决定，腰缠白银十万两，骑鹤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的上海钱庄业之旅。他在上海站稳脚跟之后，程家在苏州的钱庄典当及丁家巷老宅均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程卧云携全家只带走全部细软。

如果算上在苏州开设的钱庄，程家的钱庄创业史为上海九大钱庄家族之最早当属无疑问。程家在上海创设钱庄始于延泰字号，时间不详，只知道延泰后来改名安培、咸泰，镇海方家第一家完全经营钱业的寿康钱庄创设于1866年，程家的延泰、安培、咸泰的创设时间无文字记录。现有文字记录的是葛元煦《沪游杂记》所记载的：光绪二年（1876年）咸泰字号设在沪上北市德兴里，这个记载说明延泰字号和安培字号更早于1876年，具体时间不详，即便不算在苏州开设的钱庄，程家也很有可能早过方家最早在上海的钱庄创办时间。程卧云在上海开设了延泰字号并带领全家从苏州迁至上海完成了家族的华丽转身之后便安然离世，剩下壮大钱庄事业的任务就留给他的儿孙辈了。儿孙辈中的领军人物是程觐岳，程卧云长子程敦甫之二子。

四行仓库“光三分库”原为福康、福源钱庄合建仓库

程家在上海开设的钱庄先后有13家，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只有三家，分别为：福源钱庄（1919-1952年）、福康钱庄（1894-1952年）、顺康钱庄（1905-1952年）。福源钱庄1919年创办时资本为白银20万两，程觐岳、程笏庭二人各5股。福康钱庄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庄址在天津路110弄9号，创始人程觐岳、程霭士，初期资本申元2万两，其中程觐岳1.6万两，程霭士4千两。顺康钱庄1905年成立，为程觐岳独资，资本白银2万两，1912年春节停业清理旧账，同年8月复业，仍为程觐岳独资，资本增至白银4万两。综上可见程家三家影响最大的钱庄都以程觐岳为第一大股东，既然都是以程觐岳为第一东家，将其看作联号亦很正常。唯一与山西票号蔚氏五联号不同的是，这三家联庄大股东是同一人，有别于山西票号，这一方面反映了程觐岳资本雄厚，另一方面说明了钱庄资本小于票号资本。福源钱庄1932年与福康钱庄合建仓库于光复路113至127号，至1933年自有资本允许后自建房屋于宁波路70号，并设立信托部办理经租仓库和出租保管库等业务，两家钱庄之间的合作明显带有血缘的痕迹。对三家钱庄作一细细分析的话，笔者发现苏州程家经营钱庄有以下几个特点：

顺势而为稳健经营

福源钱庄支票

以福源钱庄为例，福源钱庄的前身颇为曲折，大致脉络是：1. 延泰-安培-咸泰（1876-1888年）；2. 协源（1889-1892年）；3. 协大（1893-1898年）；4. 延源（1899-1905年）；5. 豫源（1906-1918年）；6. 豫源商业银行（1919年2月-1919年4月）；7. 福源钱庄（1919-1952年）。期间的多次开业停业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最早的延泰字号中有卧云之子敦甫、子文、子和、子仁、子美，孙霭士、觐岳、筮六的股份，福源之前的八家钱庄的停业时间和当时的大环境都没有关系，既不是受挫于1897年的票贴风潮，也不是暴亡于1909年的橡皮股票风波，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无关，所有的关停俱为钱庄内部改组的需要，比较可惜的是豫源商业银行从豫源钱庄改组而成，只成立了两个月，就因为股东程子仁的去世而停业。福源钱庄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改组最终定型的，从开始家族成员的共同参与，到最后只剩下程觐岳和程霭士，期间内部调整之惨烈完全可想而见，然而，内部调整并不影响家族钱庄的总体良性经营，经过改组而涅槃的福源钱庄，从此成为沪上最优良的超级大钱庄之一。

心无旁骛专心经营

纵观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所开设的钱庄，无不同时兼营其他，镇海的方家、李家、叶家、秦家，慈溪的董家，湖州的许家，或同时经营沙船业、房地产业、或继续着外资银行的买办生涯；或办纱厂，或卖颜料，无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的冲动和自身的能力，使得这些老练的资本家可能涉足一些家族并不擅长的行业，结果往往是跌宕起伏，不一而足，相比之下，专一经营钱庄业的，唯有苏州程家。这一方面有家族传统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掌门人性格和气度的体现。苏州的人文风气浸润了充满灵性的程家子弟，那种雍容娴雅的风度，在经过源远流长的历史积累之后，终于有了足够的清雅，袖起手来的程家子弟呈现在沪上的是其优雅的儒商风采。

用人不疑放手经营

福源钱庄于1950年并入

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

用人不疑是票号和钱庄业的共同理念，钱庄掌柜对钱庄经营有着至高无上的处置权，东家无权干涉，要做的就是慧眼识英才，严格挑选出优秀的钱庄经营人才，并给他充分自由。苏州程家显然是这方面的高手。以福康钱庄为例，福康的经理先后有许今伯、谢敏甫、朱五楼、钟飞滨、秦润卿、陶玉笙、张达甫、陶仲序诸先生，这个名单中除了许今伯、谢敏甫因早期钱业公会尚未成立，而无社会职务之外，其余几位先生如朱五楼为第一届（1917年）钱业公会正会长，副会长是秦润卿，钟飞滨、李寿山、张达甫陆书臣均为多届的理事或委员，最后一任经理陆书臣还是1949年12月28日成立的上海市银行、钱庄、信托三业联合会的九人委员之一。从这份名单可知苏州程家选择掌柜的水准。由于选择是双向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明，苏州程家在沪上钱庄业的地位非同寻常。选择精英执掌钱庄的结果是安全赢利但不暴利，以福源钱庄为例，1919年资本20万两，1925年增加为30万两，至1933年废两改元后，改为银元50万元，不是很多，非常稳妥，颇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意思。不利的地方也有，如金圆券发行时，福源按规定将历年积存的黄金1375两、美钞31958元都缴兑给国民政府，换来金圆券，部分现金增资，最终贬值严重。这是钱业领袖经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面对法规，虽知其不利于己，光环所聚的他也不得不依法违心执行。

支持实业钱业楷模

福源、福康、顺康钱庄海报

苏州程家的实干从这三家钱庄的放款对象和放款数量中可见一斑：

福源钱庄1925年到1941年间主要对纱厂放款，1927年对6家纱厂抵押放款总数达960,271两，1933年对鸿章纱厂放款达银元2,374,550元，1940年对元丰、保丰、维一三家毛纺厂放款共计930,385元。

福康钱庄1899年红帐中即有工厂放款，1900年到1907年间主要对丝厂放款，自收茧、上堆栈、缫丝以至出口，全部生产和流通流程均有放款。其对丝业的帮助不可谓不大。1925年到1937年间，放款对象渐渐从纱厂发展到水泥、毛织、铁厂、油厂、面粉厂等。

顺康钱庄的工商业放款情况与前两家大致相当。

苏州程家的口碑在上海钱庄业早期就已经形成，几乎就是沪上钱庄的正面形象代言人。如1912年，沪上督军陈其美提用上海道库存款10万两，福康摊付银4.5万两；中国银行向各钱庄就道库存款抵借银156,575.19两余，福康承担81,575.19两，顺康承担2万两。苏州程家在应对钱业共同风波时，显示了其钱业领袖的实力和担当。

苏州程家的数家超级钱庄，见证了钱庄业最后百年的兴衰，且自始至终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成熟的钱庄规则、劳动协议等中间均可见到程家钱庄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