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 | 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

潘光哲：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档案馆主任、胡适纪念馆主任。专业研究领域为晚清史、中国现代史、当代台湾史。著有《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等专著。主编《傅斯年遗札》《殷海光全集》《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等。

本文就如何探討與書寫十九世紀中國士人的「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提供若干想法。筆者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細致地觀察晚清士人群體的反思和因應世變的「知識基礎」，為回歸他們「思惟世界」的變遷，提出比較逼近於原來歷史實相與脈絡的分析和描述。因此，如果能從「閱讀史」的角度，結合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對於構成晚清士人群體「閱讀對象」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的建立過程，以及它們在「文化市場」(cultural markets)上的流通狀況，如果可以進行廣泛的調查；並就「知識倉庫」提供的「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又如何成為「概念變遷」(conceptual change)的可能動力來源，進行精確的探索，應可為晚清中國文化與思想史的敘史架構(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建立堅實的基礎；也為晚清中國歷史圖像的複雜樣態，提供更形多元和深入的描述與分析。

關鍵字：閱讀史 出版史 「知識倉庫」「思想資源」 「概念變遷」 晚清士人 十九世紀

一、

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裡，「西方」導入的文化衝激是很重要的背景因素。「西力東漸」的歷史命題，廣受矚目，前輩史學家的探索，更爲我們理解與反思相關現象與課題的海樣態，深有啓發。然則，即如美國學界反思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硏討架構，強調從中國自身的脈絡來理解這段歷史，才是比較恰當的，筆者也同意這樣的認知基礎。然而，強調從中國自身的脈絡進行理解，不過只是一種避免先入爲主的觀念妨礙我們開展硏究的治學態度，不是歷史本身。所以，儘管前此硏析「西方」對近、現代中國的衝激的成果，難免陷入諸若「挑戰/回應」架構（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泥淖，頗有誤失；但是，如果我們過分執著於避免類似架構的潛在「誤失」，「爲避免而避免」，竟而忽略了歷史實相的還原，欠缺歷史脈絡的宏觀理解，也是不必要的。比較可取的途徑，顯然需要掌握傳統中國的文化、思想與社會格局，以此爲基底，爲探索這樣的課題奠定認知基礎，開展更形寬闊的硏究視野。因是，筆者個人開展硏究的時候，總是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忽略了中國的自身背景，涉入相關的領域，確切地掌握硏討對象在歷史脈絡裡演變的個別意涵與總體意義。但是，所謂的「西方」，其實也是極其海的意指。所以，在開展硏究的過程裡也要有所警惕，不要泛泛而論，總要以能夠比較精確地掌握歷史的具體樣態與原來脈絡爲依歸。

就晩清中國思想文化的脈絡而言，重建這幅「西力東漸」的歷史圖象，詮釋它所引發的歷史效果，當然可謂碩果累累，豐富了我們對晩清中國思想文化史的認識。在從整體脈絡來探索晩清中國思想文化史的成果方面，過往學界的成績已多，或爲類似傳統中國以人物爲綱的學案體裁論著，或是個人單篇論著之合集，亦或是區分主題集結各家單篇論著的合集，不免爲綱要式的成果展現，還有深入的空間；即便學人已然嘗試勾勒重要的思潮線索，或是以「傳統與西化」來釋論晚清思潮的脈絡，亦或區分思潮主題(如「洋務論」、「變法論」、「革命論」)來解析晚清思潮的內容，乃至於以區分思想形態做為清理清季思想的重要線索，對於我們理解晚清思想文化史的經脈，也有所助益。在探究「西力東漸」的成果方面，前行學者也繳出可觀的成果。或是整體式地描摹這波「西力」浪潮的歷史景象，或是論證「西力東漸」之後對傳統中國學術文化帶來的影響，或是放寬視野，比較東亞承受「西力」樣態的同與異。也有學者則從細描濃寫的路向，分別探究不同文化領域或個別學科的表現樣態，或是措意於翻譯與文化思想交流之間的關係，或是從學科史角度，解析現代意義的學術領域如何成立，如現代史學、地理學、法學，可謂別開新局。至於注意到帶動「西力」浪潮的個別人物：如傳教士、一代翻譯鉅子嚴復(1854-1921)，或是專門探索某分有助於「西力」之注入的期刊，注意「新名詞」導入的「新觀概」。立場比較「激進」的學人，更要從「跨語際的實踐」的研究取徑找尋論述 / 知識 / 權力之間的關係。各種多元深入面向的探索成果，使我們對晚清中國思想文化的認知愈形深化。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對比於既有成果，新世代的史學工作者，在掌握思潮整體趨向與個別樣態之際，繼承前行者的業績，在他們打下的知識基礎上，當可别出新意，另闢廣闊的天地。特別是如果對身處晩清歷史浪潮裡的個別士人及其「思惟世界」的變化過程，進行更爲深入的解析，像是他們閱讀過那些書籍，如何藉以知曉世界局勢的變動，又如何藉此得到了那些了那些新觀念與新思想，當可對歷史圖像的多重樣態，有更精確深入的描繪。本來，個別的前輩學人對於晩清士人的思惟/觀念的形成過程，已有細緻的分析。例如，張瀬解析譚嗣同（1865-1898）思想的形成， 注意到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翻譯的《治心免病法》的影響，他直接覆按《治心免病法》的述說，從而對追索譚嗣同思想的形成，提出精彩的論證。事實上，傅蘭雅翻譯的各種著作，諸如《佐治芻言》，在 1885年問世後，也深受推崇，更影響了若干「思想鉅子」（如康有為， 1858-1927）。遺憾的是，前輩學人的示範，在學界裡猶未完全開展，還値得後繼者大步邁進。本文之作，即希望闡釋：如果意欲析論晩清士人「思惟世界」的歷史圖像的多重樣態，最好能夠詳密調査晩清中國士人的「讀書世界」，精確描寫他們的閱讀活動與思惟/觀念之形成兩者間的互動過程，亦即，採取「閱讀史」的角度，結合「出版史」的硏究成果，進而爲晩清中國文化與思想史的敘史架構，建立更形堅實和深入的基礎。

二、

大致而言，在西方學界所謂「新文化史」的脈絡裡，以「閱讀史」的角度來探索社會/思想/文化/經濟多面向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亦有豐碩的成果。舉凡由於印刷技術的進步而引發閱讀習慣(reading habits)的轉變，人們如何從精讀到博覽(read intensively to extensively) 的演變態勢，乃至於所謂「閱讀革命」(a reading revolution)的爆發，並帶動社會/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等等多面向的轉變流衍，都激發著我們對於歷史場景更爲深入的理解和認識。閱讀做爲一種普遍的人類社會現象，可以追問的共同問題是：誰在讀？讀些什麼?什麼時候讀 的？在那裡讀的？爲什麼讀？如何讀？人類寬廣無窮的「讀書世界」，竟讓史學工作者自身的知識探險，同樣廣袤無邊。

[美]林·亨特（Lynn Hunt）编：《新文化史》

然而，在晩清中國的脈絡裡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探討憑藉，則和西方學界大相逕庭。例如，以圖書目錄做爲査考分析的對象之一，中國的「書目之學」或是「書話」之作蘊涵的「資訊內容」，和西方的出版目錄即大不相同；現代意義的圖書館做爲「閱讀史」的考察對象之一，它的社會/文化/政治等面向的涵義，與中國的傳統私人「藏書樓」或書院藏書相較，兩者不能相提並論。又如，和西方「閱讀史」的既有成果相較，因爲資料的限制，我們或許未必能夠完全精確地建構讀者(特別是未曾留下文字紀錄，因而在歷史舞台上「失語」的販夫走卒或是婦女等群體)的閱讀與思想經歷的內在面向(inner dimension)的變化。如高彥頤注意到十七世紀中國婦女的閨中秘枕，井上進從刊刻、流通(包括販售地點、書價等)等面向述說中國士人(主要是晚明)閱讀世界的擴展，則具有擴張吾人硏究視野的提示作用。因此，西方「閱讀史」的既有成果，不該是開展「晩清閱讀史」時完全奉之爲尊的邯鄲學步，而應僅以刺激硏究者個人的思路爲導向視之。

在筆者的構想裡，推動「晩清閱讀史」的開展，描摹晩清士人的「閱讀對象」與其思想活動，固然應當廣泛借鑑前行者的硏究取向，更應在深厚的史料基礎上，勉力廣泛調査搜求各式史料，從而嘗試追求再現其歷史樣態的可能。在筆者看來，可以將晩清士人的「閱讀對象」視爲一座包羅萬象，而時時刻刻都處於建設過程好似永無完工之日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讀書人可以隨其關懷所至而自由進出，並從這座「知識倉庫」提供的「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 開展自身的獨特知識/思想旅程，閱讀思想之所得，或著書立說，或纂輯益世，或爲利之所趨，一部又一部的書籍，在當時的「文化市場」 (cultural markets)上流通廣傳，從而爲整體思想界的「槪念變遷」(conceptual change)提供各式各樣可能的動力來源。如果能精確細緻的探索「知識倉庫」的建立過程與它所提供的「思想資源」，廣泛調査當時「文化市場」上的熱鬧景狀，明確釐清整體思想界「概念變遷」的論述脈絡，應可為晚清中國史的書寫，提供更多元面向的架構。

三、

事實上，就一般在晩清思想舞台上活躍的論者而言，並不需要名山秘藏式的史料，只要能細心閱讀他們的已刊著述，便可發現，他們涉獵的「閱讀對象」相當廣泛，透過以眾多書刊積聚而成的「知識倉庫」，他們得到的「思想資源」相當豐富，不僅藉之以瞭解世界局勢的變化，也是思想刺激的來源；某些具有特殊價値的作品，更往往被後繼者承襲或複製，成爲議論的基礎。

例如，以《校邠廬抗議》29裡的改革構思而名著於世的馮桂芬(1809-1874)，讀過不少「夷書」，僅以《校邠廬抗議》所述爲例，列表如下：

著作
出處
備註
米人禕哲所著《地球》 〈收貧民議〉
英人《地理全志》
〈製洋器議〉 他並此「《地全志》作於癸丑（1853)」(見：〈采西學議〉) 《英志》
〈善馭夷議〉 疑為《大英國志》？

可以想見，馮桂芬感嘆「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30的名言，應當是從當時的「知識倉庫」涵括的「夷書」提供的資訊總結出來的論點，也明白顯示馮桂芬的卓越思惟能力。

另一位「走向世界」的先行者郭嵩燾(1818-1891)，是被迫進入「世界村」的大清帝國第一位正式派駐他國的外交使節。光緒二年(1876)，他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里」，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的種種威風繁景，頓時在郭嵩燾面前展現開來，使他驚異不置；然而，郭嵩燾不是被大觀園的玄妙衝昏了腦袋的劉姥姥，他用心的考察與紀錄英國的種種，企望發掘大英帝國如此富強的奧秘。在這個過程裡，英國倫敦傳道會的牧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做為主要翻譯者的《大英國志》(1856年首度出版)，這部書也曾放置在郭嵩燾的案頭，他對此書的評價雖然高，卻是他考察「英國政教原始」的依據之一。郭嵩燾透過對「略考英國政教原始」與各種科學發明、海外殖民開拓時間的紀錄，大發議論，把「巴力門議政院」與「買阿爾」兩種制度視為英國的「立國之本」，這樣的言論，較諸他在出使之前提出「西洋立國……其本在朝廷政教」的泛泛論說，認識可謂更進一層。顯然，《大英國志》的述說，正是他有此認的「思想資源」之一。到了二十餘年之後，《湘學新報》還稱譽《大英國志》曰：「考英國專史者，當以此書為最要。」可以想見這部書在「文化市場」上持久不衰的地位。

另一位在晚清的舞台上同樣甚為活躍的王韜(1828-1897)，一生多彩多姿；他的「閱讀對象」，和馮桂芬與郭嵩燾正有不少重疊之處。他稱譽道，「近日西儒入中國，通覽中國文字，著書立說者，紛然輩出」，例如，「言輿地形質之學，則有慕維廉之《地理全志》上、下編，上編紀載時事，析論情勢，尤稱簡約詳核焉。言史學，則有慕維廉之《英志》、裨治文之《聯邦志略》，自創國至今，原本具備，於一邦之制度、史實，有所考証，中國史冊中所必采也」。這是王韜勾勒自己的「讀書世界」的「版圖」的述說之一(餘例不詳舉)。可以推想，正是在如此廣泛閱讀的基礎上，王韜重視外在世局的變化趨勢，其來有自；他對於當時世界局勢的認知，自是遠邁同倫。

在晚清的歷史舞台上，那些並是聲名特別顯赫的士人，他們的智慧心血，一樣有受到青睞的可能。例如，以《瀛海論》與《蠡測卮言》這兩部論著而名傳於世的張自牧(1833-1886)，本人即是《申報》的讀者，可以想見他的閱讀範圍；而張自牧的著作也是有心之士的留意對象，如1880年代末期撰述《危言》的湯震(即湯壽潛，1857-1917)，也閱讀過《瀛海論》，並予徵引，以證己說。但是，當1897年與1898年間，他意欲購閱《蠡測卮言》時，卻已經要請汪康年(1860-1911)與葉瀚(1861-1933)代為搜尋了。可以推想，到了1890 年代末期，像湯震這樣的維新派士人還在嘗試尋覓張氏的著作，意欲一睹。由此可見，張自牧的著作，對後代的有心之士來講，確實具有做為刺激他們與實踐的「思想資源」的意義。另一方面，晚清社會裡數量更多的完全名不見經傳的士人，絕對也有他們自己的「讀書世界」；甚至於當他們走在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流動管道：科舉的道路上，想要「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時候，時代潮流的變動，竟也逼迫他們擴張自己的「讀書世界」的「版圖」。幸而，「知識倉庫」的積累，幫助他們因應在「成功的階梯」裡得面對的挑戰。羅志田就描摹了在1896年時候，山西的舉人劉大鵬(1857-1942)為了因應科舉而請人代買有關「新學」書籍的畫面。這樣的現象，在同一時期的湖南同樣存在。江標(1860-1899)於1895 至1897年任湖南學政，他在生員的歲試裡屢以「新學課士」，輯成《沅湘通藝錄》，他出的題目，屢有遠遠超越傳統中國的知識世界的範圍者，例如他以「英人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試士，顯然正是在測驗士人是否知曉英國政黨的大勢之外，也激發他們思考這個課題的意義。應試的陳為鎰(湖南郴州籍)便回答說：「英國之有公、保二黨，亦猶日本之有守舊、求新兩黨；皆視宰相為轉移」，他並知道「伊藤」及「沙力斯伯理」分別為日、英之相，可見他對此一課題確有一定的知識

（清）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

這些應試的士人同樣也顯示了從「知識倉庫」裡找尋論說依據的資訊，像湘中應試的陳璜(湖南新化籍)在回答「守舊不如圖新論」時，他的論證幾乎和鄭觀應(1842-1921)幾乎一字不差：

論者

內容

陳璜

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至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是謂效彼之長，已居於後；然使並無此器，更何足恃？則求亦不容不急矣！

鄭觀應

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至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

果足恃歟！」

顯然，「買辦」出身的鄭觀應的著述，居然是這些了圖於「正途」上揚眉吐氣的新生代士人，也得要閱讀的書籍了。在科舉引發「讀書世界」的變動情勢之下，一般的平凡士人竟被強迫進入「知識倉庫」，去承接新的「思想資源」。《沅湘通藝錄》囊括的資訊，實在是值得更進一步分析的個案。

接替江標擔任湖南學政的徐仁鑄(1863-1900)，循著同樣的方向，也出了不少這種題目，逼著學子非得讀書不可：

題目

地區/項目

《邦志》書後

徐大宗師按試寶慶府屬經古題并覆試經古題

《泰西新史攬要》書後

「郴州桂東」「特科」

《國歲計政要》書後

「桂陽州」「特科」

這裡，固然有《聯邦志略》、《泰西新史攬要》這類的名著，也還有《列國歲計政要》這種罕為今人所知，其實際狀況與內容更有待釐清的書籍。也就是說，在晚清的「知識倉庫」裡，應該還有不少本來廣受閱讀卻被後世史家所遺忘了的著作。如來自東鄰日本的「譯書」的影響所及，不會是到了二十世紀才出現的，像是日本岡本監輔(1839-1904)的《萬國史記》，早經曾紀澤(1839-1890)的閱讀，梁啟超(1873-1929)《讀書分月課程》則列為「西學書」的「最初應讀之書」之一，宋恕(1862-1910)也大加贊語，說「此書于地球萬國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極有條理，我國人所能為也」，「不可不細看一過，并宜廣勸朋友、門生讀之」。可以想見，《萬國史記》這部書也曾被安放在少晚清士人的書架上。至如一般報刊在晚清士人的「讀書世界」裡佔有的分量，更還有待史學工作者細細琢磨。從以上的數例而言，在晚清的「知識倉庫」裡進進出出的士人知凡幾，他們可能有共同閱讀的書籍，身受共同「思想資源」的洗禮，迴響卻各不相同。在「文化市場」上流通的書本，既有趨之若鶩者，甚至成為圖利之徒盜印的對象，徒然孤芳自賞而乏人問津終至消失在茫茫書海者，亦恐不在少。在這樣的脈絡下，若干思想先行者的重要著作，或許恰能符合時代的獨特需要，而成為後繼士人汲引挪用的對象，如前引陳璜回答「守舊不如圖新論」這道課題的論證，本乎鄭觀應(不客氣地講，其實是「抄襲」)；那麼，鄭觀應的名著《盛世危言》做為導引晚清「概念變遷」的動力來源之一，廣受史家重視，理有應然。

因是，整理晚清士人閱讀的書籍，探討他們的「思想資源」，別其同異，當可更形豐富地呈現出晚清中國思想與文化的多元複雜樣態，對我們可能已然習以為常的敘述晚清中國史的架構，帶來新的視野。

四、

當然，想要精確細緻的描摹晚清士人的「閱讀對象」在「文化市場」上的流通狀況，固然需要開發新的史料，「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傅斯年的名言，當然永遠是史學工作者的實踐方向之一。但就晚清的浩瀚文獻而言，基本上還是有賴於研究者本身耐心地從大量的一般史料裡披沙揀金(例如，翻閱晚清期刊時，隨時留心書籍廣告的價值），同時建立詳縝可靠的資料庫，以利開展研究工作的進行。

就開發新史料而言，以王韜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即珍藏有其手稿《蘅華館雜錄》等六冊(原件每冊各有名稱,以此為著錄總名)，這分史料理包了不少王韜個人藏書的書目，深具幫助我們理解王韜的某些觀念之所以形成的「思想資源」的價值。例如，其中的〈蘭窟剩書目錄〉列有《海國圖志》，這是清季介紹世界各國局勢的重要著作；在1867 年將遠行英倫三島前夕，他也將之列為異域伴讀之書(見：〈丁卯秋八月寄去英國書籍目錄〉)；《幾何原本》則是他「客粵所購書」之一；他也蒐集《萬國公法》這一部使中國人瞭解如何因應對外交涉事宜的「游戲規則」的著作。顯然，就這分原始資料與其他相關史料參讀，開展獨特的「知識探險」活動，將可以更為精湛地呈顯王韜的生命 / 思想軌跡。

就一般史料的追索與資料庫的建立而論，儘管值得注意的天地愈發寬闊，新出文獻層出不窮，基本上已然有可靠的資料基礎以為憑恃，如上海圖書館編輯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匯集晚清期刊之總目為一帙，即指引我們開展此一工程的史料資源所在，大有助益於研究工作之進行。況且，早在晚清時期已然問世，做為當時人的「讀書門徑」的諸多書目，更是可以具體展現當時士人「知識倉庫」範圍之廣的依據之一。如1898 年變法維新風潮熾烈一時之際，江西義甯縣的仁義書院意欲「變通冬課詩賦改為策論」，即公告學子「讀書門徑」之所在：

看《輶軒語》，可知讀中書門徑(武昌刻元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亦學者必讀之書)；看《初學讀書要略》(葉瀚著)，可知讀西書門徑；經史子集要書，其目具《書目答問》；近譯西書，及中人所著言西事之書，其目具見《西學書目表》(附〈讀西學書法〉，梁啟超著)。查閱二書，便於購取。

這裡提到的各式書目，便是可以開展建立晚清士人的「閱讀對象」最具體的資料庫依據，蓋究其實際，它們確實提供了讀書人在書海中遨遊的南針。像它所謂的《西學書目表》，乃是梁啟超的作品，確是當時不少人的「讀書指南」，經學大師皮錫瑞(1850-1908)即藉以做為購書的參考；甚至地方官僚亦據之以為書院購買「西學新書」的依據。因是，如果以梁啟超《西學書目表》之類的書目做為資料基礎，以類相從，抉同區異，設計出至少包括書類、書名、作者、版本、年代、出版者、售價等項目的資料庫，藉由電腦處理，以適應多種查詢需要，應可提供呼叫情報資訊的便利。

目前筆者已將《西學書目表》與《東西學書錄》這兩部深具基礎史料價值的書目，完成全部電子化的工作，並初步進行統合整理，分列為14，並分別註記各項資訊，為研究工作的進行，提供初步的對應資料。例如，前引馮桂芬所讀之「米人禕理哲所著《地球說略》」，透過這分電子檔案的查詢，即可獲致以下資料：

因此，馮桂芬所讀之「米人禕理哲所著《地球說略》」，究竟是那一部書，即可便利地獲致比較堅強的資料基礎；並且，如果透過禕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 1819-1895)之《地球說略》和馮桂芬個人之議論，進行比對，當可顯示馮桂芬立論之依據所在。如果還能更進一步地設計出可完全提供相關訊息的電腦檔案，應可方便呼叫情報的資訊。例如，是否可以藉此全面清查「米人禕哲」的著作？便須妥為設計電腦提供的便利工具。

過，在開展晚清閱讀史的學術工程之先，為能集中焦點，筆者並不企圖一口飲盡西江水。特別是二十世紀之後來自日本方面的書籍所形構的「知識倉庫」，既巨且廣。即如康有為早在光緒廿三(1897)年五月杪便完成《日本書目志》，是一部專門介紹日本在各個學門有些什麼著作的「書目」。康有為自述道，透過日本的轉手，「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在這種思路的導引下，這年秋、冬，康門大將梁啟超等人付諸實踐，在上海成立大同譯書局，張起「譯書真今日之急圖哉」的大纛，宣示了「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的原則。此後，在1900年出版的《譯書彙編》，更是透過日本轉手譯介各式新知的先驅期刊之一。因此，基於文化思想面向的變遷斷限，注意到資料考察的完整面向，並且也與既有的成果重覆(實藤惠秀[1896-？]監修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便是尚稱可靠的成果)，筆者認為應該視實際須要，予以適度保留與補充性的處理。故將暫時以1900年為下限，希望能精細詳縝地描摹出前此晚清閱讀史的樣態。「小作課程，大施工力」，朱熹的話，可以啟發筆者進行這個課題研究工作的態。檢查晚清「知識倉庫」提供的「思想資源」，以及它們在「文化市場」上的流通狀況，對於這些「閱讀對象」做為引發「概念變遷」的可能動力來源，給予「深描濃寫」(thick description)，應可深化我們對於晚清思想與文化史的理解。畢竟，閱讀不但只是種技能(a skill)而已，更還是一道尋求意義的途徑。透過閱讀史的取向，我們可以深入地瞭解晚清士人是怎樣藉著各式各樣的閱讀 / 思想活動為他們的生命找尋意義，編織自己的「意義之網」(the web of significance)；那麼，筆者所企圖進行的知識探險的努力，其實也是在為自己找尋超越既存歷史認知的閱讀 / 思想活動。這是項艱鉅的工程，需要在浩瀚的資聊淵海裡披沙揀金，長期積累不輟，始能稍見其功。路長遠兮，可供史家上下求索的天地，實在無限寬廣。

本文原載台北《新史学》第16卷第三期，第137—169页，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兜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