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夏启创立了世袭的传子制度，据传他的统治长达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一直在为巩固这种制度而努力着。但是，一种制度的建立也许相对容易些，而要维护和巩固一种新制度那要困难得多。
启去世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太康，结果是“帝太康失国”（《史记·夏本纪》）。夏王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与其说是国家的危机，毋宁说是传子这种新制度的危机。
关于“太康失国”相关的史料确实有点凌乱，西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认为，“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这里把“失国”与“失政”等同起来了，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失国”并非亡国，而只是由于为政不当而失去国家的领导权而已，因此称其为“失政”，统治权旁落他方了。
至于太康为何会“失政”，史书多有记载，综合各种资料，看来重要的原因在于太康自身。
禹王把江山打下了，天下似乎就太平了，坐江山的太康认为可以坐享其成了，因此就松懈了斗志，置身于游玩了。如果从大禹算起，经夏启，到太康时，算是第三代了。历史证明，后世王朝往往会有“第三代腐败”的现象。太康即是如此。《史记集解》引用孔安国的话说：“（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这里列举了相互关联的两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盘于游田”。所谓“游田”，大约相当于后世的游乐场，其中有各种好玩的把戏，尤其可以游猎。太康整天盘桓于游乐场中，乐此不疲，国事当然会荒废了。第二条罪状是“不恤民事”，说他不关心民生，不体恤民众倒悬之苦。这里说的“民事”，在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度里，当然主要指的是“农事”了，农业生产搞不上去，整个国家的基础就不牢，人们为此而担忧，也是有道理的。
有一种说法，“太康失国”与“五子之歌”，都与其过世前后太康与几位兄弟之间的武力争斗有关。其实，《史记集解》引述了孔安国的这样一段话：“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短短数语，却传递了十分丰富的信息：
五子是夏启的五个儿子，太康的兄弟，具体名字不明。《史记·夏本纪》说：“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其意是，太康在位不理事，又喜好游乐，在洛水的南面打猎时常不归。兄弟五人都埋怨太康不该如此丧失君德。他们并没有采用武装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而是以规劝说理形式来劝诫太康改邪归正。这种做法很有人情味和说服力：其一，五子拥着母亲到洛水边，他们要以母爱的力量来感动对方。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是母系氏族社会，当时虽然是已经转向了父系社会，但母系的余威犹在。尤其是父亲已经亡故的情况下，母亲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其二，五子以他们的祖父大禹为榜样来劝导，借助榜样的力量。其三，以动听的吟歌形式叙述大禹的教导来规劝。五个弟弟每人唱了一首劝诫他的歌曲，目的是使国家复兴。对这段历史虽有不同说法，但后世学人多以此来解释《五子之歌》。唐人同谷子据典故也曾改编过《五子之歌》，其宗旨在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五子之歌》的大意如下：
一是大禹说过，老百姓可以亲近，而不可轻视。民众为国家之本，本固了国家才能安宁。
二是大禹说过，不要贪图女色，打猎玩乐，嗜酒，居华屋豪宅。只要有此一项，就会导致亡国。
三是陶唐氏部落本来有很广大的土地，因为失德，败坏纲常，导致灭亡。
四是大禹为后世楷模，制定公布了法典，因为太康废弃了法典，导致宗庙祭祀灭绝。
五是我们被后羿逼到洛河对岸，没有归宿，叹息不谨慎的行道而落此地步，真是追悔莫及。
据说太康受到感动，回心转意了。但他悔之晚矣，夷族首领后羿已进入夏王朝的统治中心，拉开了长达四十年的“后羿代夏”历史剧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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