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农场——一个重塑美国宗教、哲学和政治生活的乌托邦实验（上）| 欧宁

随笔

-《今天》124期-

废墟

2019年五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参加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一个会议的空隙，我从剑桥麻省大道上的MIT出版社书店用Lyft叫了一部车，向西南郊外的小镇西偌克斯贝瑞（West Roxbury）驶去。手机上显示的里程为8.5英里，大约需要21分钟。一路交通畅顺，车子准时在一条叫贝克街的乡间小路向左转，停在一座小房子前。它门口挂着“游客中心与办公室”的牌子，旁边一台轰鸣的推土机正在清理枯树残枝。一个女人看见我要下车，赶过来跟我说，这里只有一幢老房子，没什么值得参观的，劝我留住司机，待会就走，省得到时叫不到车。她大概就是“布鲁克农场历史遗址”的工作人员了。我虽然对她的劝告有点忐忑，但想想这儿离剑桥和波士顿这么近，叫车回去应没问题的，所以还是谢过她的好心，让司机走了，决定多留些时间，来探索这一片据她说只有墓地和树林的荒野废墟。

来前我问过周围的朋友，但没有谁来过这儿，他们对它的历史和现状都不清楚；地图上显示的“布鲁克农场历史遗址”，就是一片绿地，它也没有官方网站可以了解有关访问的信息。工作人员提到的唯一一幢老房子，就伫立在“游客中心与办公室”对面的草坡上。这幢老房子前竖着一个小小的四边形带斜顶的公告牌，上面贴着用A4纸打印的文字和复印的黑白图片，这就算是官方简介了：

欢迎来到布鲁克农场历史遗址。这个国家历史地标，共有179英亩的起伏田野、树林和湿地，由麻省联邦于1988年购下，目前由保护与再生部门（DCR）管理。布鲁克农场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合作社区的遗址，在长达四个世纪的社会和知识历史的流转中，它是一份丰盛的遗产。这个遗址直接关联着一个在十九世纪重塑美国宗教、哲学甚至政治生活的运动。布鲁克农场创立于1841年，当时正值超验主义运动的高峰期。在这个实验社区里，男男女女和儿童梦想过上一种更健康更简单的生活。农场的创办人和访问者包括许多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例如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查尔斯·达纳（Charles Dana）、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它后来曾经用作穷人收容所、内战军事训练营和孤儿院，始终紧随社会意识和变革的主旋律。

还有更详细的文字，和历史图片及一张简单的地图混排在一起，其中穿插点缀着几句语录，包括农场创始人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的“尽可能确保脑力和体力劳动比现在更自然的联合，从而为自由、知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建立一个社会，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引向更健康更简单的生活”；苏菲亚·里普利（Sophia Ripley，乔治的妻子）的“我们的农场是个甜蜜的地点，在这里的静修让我完全脱离了对外面世界的关注，我知道圣灵在某个地方等着我”；霍桑的“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之一，这儿有树林，我们可以终日在此漫步”。

所谓仅存的老房子，就是一幢二层、脊顶的木结构建筑，放在美国任何地方都非常普通，看不出它有多大的“文物”价值。它建于1890年前后，是孤儿院为孤儿提供工作的印刷工坊，那时布鲁克农场已经解散四十多年了。虽然它一直空置着，但仍有一个工人正在修补它坏掉的窗户。它的东边就是合作社区时期的集体宿舍、公共厨房和礼堂“蜂巢”（The Hive）所在的位置，现在是一片荒草。“蜂巢”虽然撑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风雨，却毁于1977年的一场火灾，也是在这一年，布鲁克农场被列为波士顿的历史地标。从印刷工坊向西走不到一千米的树林后面，是玛格丽特·富勒别墅遗址，也同样不能抵御1984年的一场纵火。自从1846年初春，一场意外的大火把社区成员们苦心营造、几近完成的傅立叶式共享建筑“法兰斯泰尔”（Phalanstery）毁于一旦，导致布鲁克农场分崩离析之后，火这种毁灭力量就一直紧追着这块土地，逾百年而不舍。经过它的多次肆虐，今天的荒芜的确令人心惊。

布鲁克农场的印刷工坊

在这陌生又无人的荒野独自行走，即使在大白天，也需要一定的胆量。我看见一个牵着四条狗的人从树林里出来，便上前问他里面有无什么东西值得一看。看见我这样一个从中国来的“游客”，他一脸讶异地说，里面没啥看的，但特别适合遛狗，他是专门从附近的镇上开车来遛狗的。我辞别他后，钻进了树林。里面枯叶遍地，松树和榧树不知什么年代被风吹折在湿地的死水里，树皮都褪光了，那种原始草莽的感觉让我走了几步就决定退出了。我找回大路，再往前走，又看到一个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墓园。我掏出手机，查看卫星地图，发现除了布鲁克农场地块界线内的这个墓园外，它的北边、西边和南边全是不同名称、超大规模的墓园，把它挤压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形状。这时我才相信人们所说，它确实没什么可看的。从我下车抵达到叫上一辆新车离开，时间刚好一个小时左右。

超验俱乐部

布鲁克农场的故事要从乔治·里普利讲起。他来自麻省格林菲尔德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父亲拥有一个百货商店和酒馆，是当地的精英人物，母亲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及其姐妹来往甚密。他在家中排行第九，爱默生是他的远房堂弟，小他一岁。尽管他向往耶鲁大学，但信仰一位论（Unitarianism）1的父亲却要他读哈佛文理学院，这个学校是一位论信仰者的大本营。1823年毕业后，他继续入读哈佛神学院，在那里认识了苏菲亚·达纳，并对他的父亲和家乡越来越不满。1826年他从神学院毕业，成了波士顿普切斯街教堂的牧师，并于次年私自与苏菲亚·达纳结婚，她由此改姓里普利。在教堂期间他一直很沉寂，直到十年后，他通过激进的写作和强烈个人风格的布道而成为引人注目的自由派一位论知识分子。他的神学理论主张凭直觉与上帝直接交流，这种“心灵的信仰”不需要神迹的外在支持，如果坚持神迹，那也要提供属灵事物的物质证据。这在当时不啻于异端邪说。显然，他关注世俗伦理多于地狱之火，倾向自由解放多于神学约束。

George Ripley (1802 – 1880)

1836年9月18日，乔治·里普利在他的家中与爱默生、弗雷德里克·亨利·赫奇（Frederic Henry Hedge）召集成立了“超验俱乐部”（Transcendental Club）。他们不定期聚会，成员有阿莫士·奥尔柯特（Amos Bronson Alcott）、欧瑞斯特·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希欧多尔·帕克（Theodore Parker）、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威廉·亨利·钱宁（William Henry Channing）、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Christopher Pearse Cranch）、西尔维斯特·贾德（Sylvester Judd）、琼斯·维里（Jones Very）等，女性成员则有苏菲亚、富勒、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埃朗·斯特吉斯·奥佩尔（Ellen Sturgis Hooper）和卡罗琳·斯特吉斯·泰潘（Caroline Sturgis Tappan）等，大都是持自由派一位论信仰的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因为每次都是赫奇从缅因州过来后才聚会，早期他们戏称这个同好组织为“赫奇俱乐部”，“超验俱乐部”是后期外面的人加给他们的名字。

这个后来被称为“超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s）的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创办《日晷》（The Dial）杂志发表他们的文学、哲学和神学作品，分享他们对歌德、柯勒律治、史威登堡、康德、黑格尔和吠陀经的阅读，把欧洲的浪漫派作品介绍给美国公众，引发了美国的“文艺复兴”，并衍成美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日晷》杂志1840年出版第一期，最初由富勒任主编，乔治任经理，但真正的领导人是爱默生。他1836年以《论自然》这部超验主义代表作震惊美国知识界，次年更宣称美国文学学徒时代终结，他们这代人已经带领它走向独立。他虽然忙着到处演讲和写作新书，但仍投入大量时间为杂志建立人脉、寻找资助和审阅稿件。超验主义者们向哈佛文理学院和神学院守旧的一位论发起猛烈攻击，主张个人的直觉可以超越经验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它凌驾于神圣法则和神学争议之上，更可以打破造物主与造物的分界，在个人灵魂与自然之中同时找到上帝。这种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理论后来被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演绎成所谓“美国精神”中充满正能量的个人主义。

在“超验俱乐部”成立的那一年，安德鲁·杰克逊的总统任期也快进入了尾声。杰克逊在1829年当选，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通过民粹主义而不是政治精英获得权力的总统，他追随杰斐逊“以农立国”的理念，反对1816年为了应付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欠款而建立的中央银行制度，于1832年否决了从美利坚合众国第一银行接续过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状，认为这个银行财力过度集中，外国人投资过多，又歧视地方性银行，不承认他们的票据，且不顾南方农民的利益，过于倾向北方的工业精英。次年，他关闭了央行，从中抽走联邦储备基金，让它分流至各州立银行。各州立银行在没有充足贵金属保障的情况下利用这个自由开始大量发行纸币，并以土地为抵押发放更多贷款，制造了西部土地交易的大泡沫。 1836年，土地销售量总额已从1832年的250万美元飙升至2500万美元，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土地投机，杰克逊签署了《铸币流通令》，规定向政府购买土地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土地泡沫一下子就被戳破了，它引发的灾难像雪崩一般砸向1837年继任的总统马丁·范布仑。

几乎与《铸币流通令》签署同时，英国因为大量的农业进口而导致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开始提高利率，这促使英国从美国进口棉花的数量急剧下降，引起美国棉花价格暴跌；同时又使英国投资者不仅不再愿意把新资本投到美国，更要从美国收回债务，从而加剧了美国的信货枯竭。新奥尔良的棉花市场一崩盘，其它公司纷纷遭殃。所有的债权人都要求以贵金属结算，大量的商人手持银行券到纽约的银行去兑换金银币，银行储备很快就见底了，以致无力支付。1837年3月17日，美国最大的兑汇交易商约瑟夫公司在纽约宣布破产，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各种公司和银行纷纷倒闭，百分之九十的工厂关门，成千上万的人失业。这就是所谓“1837年大恐慌”（Panic of 1837），它对当时美国经济的打击，堪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直到1848年旧金山发现大金矿，淘金潮涌起，它的影响才渐渐消失。

“1837年大恐慌”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它造成的失业高企、民生凋敝迫使人们自谋出路、挣扎求存，也激发了整个国家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变革的渴望，为各种自发的社群实验打开了奔流的闸口。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每当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它遍体鳞伤的社会肌体就会自发地寻找修复机会，其中总有一部分努力指向否定性的替代方案，质疑资本主义的制度病灶，探索永久根除社会痼疾的可能。社群实验是这种努力的表现，只不过，它们总是由一小群个人发起，在一个在地实践的社区的尺度上，寻求渐进的社会改良，而不是全民动员、“废除一个旧国家”、“砸碎一个旧世界”的即时革命。这些实验社群仍然生存在“旧世界”里，但它们在制造新的血液，试图一步步地为整个系统换血。正如疾病唤起了人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关切，“1837年大恐慌”和1780年的“新英格兰暗日”一样，引发了“千禧至福”运动之后第二波的社群实验热潮。

在1840年写给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信中，爱默生写道：“我们这儿有点疯狂，产生了无数的社会改良项目，就算不是一个读书人，马甲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创办新社区的草图。”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者们也开始在聚会中讨论建立一个更“平等、诗意”的社区的可能，他们有的已经开始去考察上一波社区热潮的成功者。《日晷》杂志发表了苏菲亚·里普利关于俄亥俄州的佐亚村（Zoar）的观感，这个乌托邦社区由一批德国移民于1817年建立，他们是类似和谐教会的宗教分离主义者：“没有压迫，只有丰裕。妇女们享受着在其它地方只有富人的妻室才能享有的舒适和悠闲。”2里普利夫妇还去走访了几个震教徒村庄，霍桑也做了同样的事，并写了两篇关于震教徒的小说。霍桑虽然不是“先验俱乐部”正式成员，却与他们多有交往。最初是因为他的小说引起了伊丽莎白·皮博迪的关注，他与伊丽莎白来往时爱上了她的妹妹苏菲亚·皮博迪，苏菲亚是爱默生的崇拜者，霍桑由此进入了先验主义者的社交圈子。31840年秋天，在爱默生家里的一次“先验俱乐部”聚会中，乔治·里普利站起来说，是时候把这个团体高蹈的思想投入现实去测试一下了，他提议合股买地，去创立一个新社区。

走向旷野

乔治·里普利提议的地点在波士顿郊外九英里的西偌克斯贝瑞村，靠近希欧多尔·帕克的家，是个正欲出售的农场，卖主是伊利斯家族。里普利夫妇夏天曾在那里度假，它靠近查尔斯河，拥有一大片可放牧牛羊的草甸和松树林，草甸中央有一条流向查尔斯河的小溪，因此叫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 brook意指小溪）。 1841年春天，乔治·里普利在波士顿伊丽莎白·皮博迪开的西街书店里招股筹款，最后在10月11日，里普利夫妇和霍桑等十多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合股以105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农场。在交易未彻底完成前，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四月份就搬了过去，住进了位于草坡上可以远望查尔斯河的大房子，他们给它命名为“蜂巢”。楼下的客厅放满了乔治·里普利丰富的藏书，用作公用图书馆，厨房和餐厅的大空间足够他们集体用餐。他们就这样开始了“白天在草场挤奶，夜晚在炉边写诗”的生活。

早期布鲁克农场的成员都是波士顿的中产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诗人、音乐家、健康饮食倡导者、自由派一位论者、社会主义者、弃奴主义者和哈佛毕业生。爱默生没有参与，作为新英格兰知识生活的轴心，他曾为此实践计划感到兴奋，也极力鼓动，但临到行动的时刻却迟疑了，理由是要继续隐居、专注著述以及他对“观念共同体”的反思。他深感羞愧，因此时常造访农场。梭罗也没有参与，只来过几次，因为“喜欢待在单身汉的地狱大厅多过天堂的住宿”，后来果真到瓦尔登湖去过了两年的独居生活（1845-1847年）。富勒也没有参与，作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公共知识分子，她与里普利夫妇及霍桑非常熟悉，但觉得他们的实验会失败，然而她后来还是经常从波士顿坐马车到农场朗读新作的初稿，待在农场专门为她兴建的别墅里（但从没在这幢房子里过夜），接受农场里女性成员的膜拜。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位都符合时人对超验主义者的嘲讽：“他们潜入无限，翱翔于无与伦比的世界，却从不付钱！”4后来的奥内达公社创始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则批评他们是“自我中心主义”。

在十九世纪初期新英格兰都市面积不断扩大、人口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中，饱读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超验主义者们个个都患有严重的田园想象。5在他们的写作中， Nature一词永远使用大写N；他们理想化农民的生活，把杰斐逊的重农思想奉为美国精神之本；他们甚少研究经济学，担心工业化和城市化会毁掉社会的道德和他们沉溺其中的田园美学；他们的个人主义最初只限于遁入自然和自我冥想，缺乏与社会的互动。爱默生把自我和自然奉为最高法则，对于在“1837年大恐慌”产生的大量穷人，他留下著名的一句话：“他们是我的穷人吗？”他只认同“有前提的慈善”。而乔治·里普利则觉得这有违他作为牧师所一直信仰的普世兄弟情谊（brotherhood），他相信自由与互助、个人与集体并不对立冲突，这正是他要在新创立的社区中要用实践去证明的。

这一年的十月，乔治·里普利辞去了《日晷》杂志的工作，全心投入布鲁克农场。他跟爱默生说，虽然他很高兴看到先验主义思想都变成印刷品，但如果不能投入实践，他就不会真正开心。“1837年大恐慌”让他触目惊心，那一年，在一次题为“时代的诱惑”的布道中，他猛力抨击美国社会“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和崇拜”。教会要求他在布道中避免引起争议的话题，他回敬道，“作为一名牧师，除非能就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议题发表意见，不怕被视为异端邪说，否则他对自己、对信众、对他必须揭露的事实都无法做到公正。”6这就是对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的坚持。经济恐慌加上道德危机，让他对回归简单自然的乡村生活、参加体力劳动和实行集体合作制度产生了不可抑制的热望和冲动。在下定决心创立布鲁克农场后，他于1840年向教会提出辞职，并不顾他那些有名气的朋友们的退缩，径直走向他选择的道路。

乔治·里普利把他新创立的社区命名为“布鲁克农场农业与教育学院”（Brook Farm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以合股形式筹款，每位创始成员交纳五百美金，可保证终生成员身份，每年还可获得百分之五的返还。没钱入股的成员可以用劳动代偿。在农场成长的小孩在十二岁前自动获得成员资格，小于十岁的儿童和大于七十岁的老人可免费住宿。农场不可使用仆役，成员不论男女，一律平等，同工同酬，每个人都享有住房、衣着、营养和医疗的基本保障，教育和文化活动一律免费。“只要你付了床铺费，”一位成员写道，“希腊语和拉丁语，美学哲学，唱歌跳舞就会接踵而来。”7霍桑在波士顿海关工作，他用不菲的收入付了一千美元，买了两股，一份给自己，另一份给苏菲亚·皮博迪，希望通过这种集体生活把她追到手，同时还可以结束海关的沉闷工作，一边体验劳动，一边继续写作。而乔治·里普利对这个新社区的愿景则是，“调低竞争制度的压力，以兄弟般的合作制度来替代自私的竞争，为那些拒绝被金钱吸光灵魂的男男女女提供一个避难城。”8他相信，这个实验社区将会成为社会改良的典范，“如果明智地执行，它将成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亮点。就算不是日出，也必是晨星。”9

劳动、学习与娱乐

布鲁克农场是个无阶级的社会，乔治·里普利要求知识分子也要参与体力劳动，最好是能成为“知识分子农民”，这样社区里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才有可能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享受社区倡导并提供的闲暇娱乐、文化教育和精神提升的活动。布鲁克农场的体力劳动主要是砍伐木材、准备柴火、挤奶、推磨、收割干草、堆肥、种菜、打理果园、做饭、擦碗和洗衣等，脑力劳动主要是教书。不论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价值都是平等的，都是一天一美元。作为发起人，里普利夫妇主动作出表率，特别是苏菲亚·里普利，不仅担任农场学校校长，还亲自教学，且在六年中只缺席过两堂课；在教书之余她给农场的音乐剧写作剧本，负责厨房与洗烫衣的工作，据说她特别擅长烫平睡帽的皱褶。但布鲁克农场的女人并非只干“家务活”，在农忙时节，她们也下地劳动；男人也不仅负责“粗重活”，在寒冷冬天，他们也擦碗洗衣。

霍桑是最早一批搬到农场的人之一，刚到第二天（1841年4月13日）他就给苏菲亚·皮博迪写信：“现在我身处极地天堂！……昨天下午我没有参加我的农业第一课，只是去看了我们的奶牛。我们原有八头，现在又多了一头属于玛格丽特·富勒小姐的‘超验主义’小母牛，我相信它非常暴躁，会踢翻奶桶。……今天晚上我打算把自己变成一个挤奶工，但我向天祈求，里普利先生会给我分派一头最温顺的奶牛，否则我只能在恐惧和颤抖中完成这项工作。我非常喜欢一起受苦的弟兄们，你要是能看到我们坐在厨房炉火前的餐桌上吃饭，你一定会称之为一件乐事。”第三天：“早餐后，里普利先生把一把带四个叉叉的玩意递到我的手中，并让我明白这叫干草叉；他和法利先生手持类似的武器，我们三人开始对堆肥发起英勇攻击。……我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农夫，我感到原始的亚当正在我体内复活。”第五天：“我终于成功挤了奶啦！”

两个月后，这种快乐不见了：“我太忙了，一直没有时间来写这封长信……在劳碌之中，或在‘金矿’10苦干一天之后，我的灵魂顽固地拒绝伏案书写。那可恶的‘金矿’！……在所有可恨的地方中，它是最糟糕的。我无法安慰自己，如此美好的阳光，我竟然在那里干了那么多天的活。我的观点是，人的灵魂也会被埋在粪堆里，或埋在田地的犁沟里，就像埋在钱堆下一样。”再过两个月：“就算我的海关经历也没这么多苦役和疲劳。噢，劳动是这个世界的诅咒，除了多或少地受到磨损，没人能阻止它。我在饲养牛马中度过了黄金般宝贵的五个月，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吗？一点也不。”11霍桑最大的抱怨是，他在农场既没时间也没力气坐下来写他的小说，他手上全是耙干草而起的水泡，而喧闹的集体生活也根本无法提供他写作所需要的安静。他待了六个月后，就索回他的股份，退出了农场。唯一的收获是，十年后，他出版了以布鲁克农场的经历写成的小说《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

布鲁克农场最受追捧的是它的寄宿学校。包括一所针对六岁以下儿童的幼儿学校，一所针对十岁以下儿童的小学，还有一所预科学校，学生在进入大学前的六年均可入读。校舍是农场新建的第一幢建筑，名为“鸟巢”（The Nest），夜晚它也提供成人教育，成人学生可以用每年300天的劳动来代偿学费和食宿。十二岁以下的儿童每周收费3.5美元；起初，十二岁以上的男孩每周收费4美元，女孩5美元，到1842年后不分性别，收取同等费用。学校课程包括文学、数学、音乐、舞蹈、地质学、植物学和农业，均由学生选修，鼓励学生自由发展自己的知识兴趣。所有学生都要求参加体力劳动，男生一般在地里干活，女生则在厨房帮忙，并可获得10美分的时薪。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和参与生活实践的教学原则，后来经常被拿来和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作比较。

苏菲亚·里普利是学校的负责人，她教德语、意大利语和历史，她还有一门课专门研修但丁的《神曲》。乔治·里普利教哲学和数学。查尔斯·达纳，一位在哈佛上学时就已信奉超验主义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教希腊语和德语。他精通十门外语，饱读康德和谢林的著作，据说因为通宵阅读一本印刷很糟的狄更斯新书《雾都孤儿》损坏了视力所以从哈佛退学，跑到布鲁克农场来当乔治·里普利的助手，帮助农场的日常管理，不仅教书，还在集体用餐时担任“头牌待应”。约翰·德怀特（John Dwight）教音乐和拉丁语，他也是个超验主义者和一位论神父，后来以古典乐评人的身份留名后世。其他教师还包括女性主义变革者艾比·莫顿·迪亚兹（Abby Morton Diaz）、乔治·里普利的妹妹和堂妹等几位女性。学生大都来自新英格兰的富裕家庭，包括富勒的弟弟、爱默生的外甥和欧瑞斯特·布朗森的儿子，也有来自西班牙、古巴和菲律宾的外国学生，他们为农场贡献了最主要的收入。

在上课和劳动之余，学生们和农场成员还有大量的娱乐活动。每个周末，在“蜂巢”集体晚餐后，他们通常会把桌椅移开，空出地方来表演戏剧，或举办化妆舞会。女士们头戴野花，精心打扮，获评最佳着装者将得到一个专门从波士顿的花店订制的花环。除此之外，还有成员们的音乐表演和诗歌朗诵。夏天，他们一起到查尔斯河泛舟，或在草地上野餐；冬天，他们在野外溜冰和玩雪橇。在清朗的夜晚，他们会临时在户外发起一堂天文学课。但扑克、象棋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们把人引在室内而忘记享受自然；打猎和钓鱼也被禁止，因为这会破坏生态；农场还禁酒，因为它让人迷乱。在空闲的时间，农场成员们只热衷于在室内写信或阅读，博学的笔记在不同的房间被借抄流传；或聚在一起讨论福音、女性权利或贝多芬的天才，他们之中不仅有艺术家，也有从路易斯安那州加入的农民。农场还备有两辆马车，供成员们定期往返波士顿，去听交响音乐会、借书和参加废奴运动的集会。从波士顿回到农场，有的人从马车下来后，还乘兴来一段月下漫步。他们以农民自居，视金钱为粪土，把农场以外的地方一概斥之为“那个世界”（the World, W要大写）。

在文雅有礼的波士顿市民看来，这帮居住在郊区农地上的人如同疯子。而在西偌克斯贝瑞村的本地人看来，他们是假冒的农民。布鲁克农场的年轻男女经常穿靛蓝长袍，男的有时绑上黑色腰带，或上身穿色彩亮丽的印花棉布恤衫，它的领子是拜伦式的，松软疲沓，下面穿破烂的裤子、长靴，头戴有穗的帽子，留着比头发还长的胡须；女的下面穿短裙或宽松的灯笼裤，头发用带花的藤条扎成小圆面包状，经常戴宽沿大草帽。霍桑不无嘲讽地说，“我们看起来更像一帮乞丐或土匪，而不是一群老实的农人，更不是在召开秘密会议的哲学家。”12这种波希米亚打扮在接下来的世代仍然反复成为另类风尚，无论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新生活团契”和费边社的追随者，还是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嬉皮士。但在城市妇女仍穿着维多利亚式罩衫的时代，这种放浪不羁的风格还是惊世骇俗的：布鲁克农场的一个披发长须的年轻人在波士顿的码头上遭到了石头袭击。

农场上的怪异行止还不只这些。因为名声远播，这个郊野乌托邦吸引了大量的另类生活实验者到访。农场的成员中有素食主义者，所以在集体餐厅有专门设置的“格雷厄姆席”（Graham Table），它因“素食主义之父”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而得名。格雷厄姆是长老会牧师和饮食改革者，以1829年发明全麦面包而著名。他的素食主义直接影响了美国食品工业，很多宣称没有添加剂的“自然食品”以他的姓命名，例如“格雷厄姆面包”和“格雷厄姆面饼干”。阿莫士·奥尔柯特和他的合作伙伴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闻风而来，他们是更极端的素食主义者，坚持动物伦理，不穿任何带羽毛和羊毛的衣服，不坐马车，经常从波士顿走路过来。他俩觉得农场的素食主义不够彻底，后来在哈佛另创了一个素食社区“果乡”（Fruitlands）。还有一个宣称只吃生麦的人，他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只抓了一把生麦放在口袋里，后来被发现他用来喂了鸡；一个宣称根本不需要睡眠的访客被发现在图书馆的椅子上打起了呼噜；一个流行的水疗倡导者来到农场，让病人躺下后，以十三桶冰水连续倾泻在他的背上，疗效如何不得而知，但病人说他只感觉到像被玻璃球猛烈撞击的痛疼。布鲁克农场之所以接纳这些访客，不只是因为他们对所有生活实验的开放态度，更因为他们可以收取他们的访问费用，这对农场的经济收入至关重要。（待续）

【注释】

1 这个教派强调上帝只有一位，并不如传统基督教相信上帝由三个位格（Trinity，即圣父、圣子和圣灵）组成。

2 以上爱默生和苏菲亚·里普利的引文均出自：Chris Jennings, Paradise Now: The Story of American Utopianism.190-191页。

3 霍桑1842年他与苏菲亚结婚搬到康科德，与爱默生和梭罗成了邻居，来往更频密。

4 Elinor Lander Horwitz, Communes in America: The Place Just Right. J.B.Lippincott Company, 1972. 92页。

5 这种田园想象并非特例，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可胜数。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罗列了英国文学的例子，指出乡村并非诗人和作家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苦难；城市也不必然是进步的象征，也有无穷的问题。

6 引自乔治·里普利致普切斯教堂的信。The Transcendentalists, an anthology edited by Perry Mill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52页

7 Chris Jennings, Paradise Now: The Story of American Utopianism. 198页。

8 Chris Jennings, Paradise Now: The Story of American Utopianism. 196页。避难城 （City of Refuge），又译逃城，《圣经》里六座利未人的城镇，分布在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让误杀人的犯人请求庇护权。“摩西五经”列出这六座逃城的名字。迈克尔·J·刘易斯（Michael J. Lewis）在他写的一本关于宗教分离主义者与乌托邦城镇规划的书中引用了“避难城”作为书名，此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 2016 年出版。

9 引自乔治·里普利 1840年11月9日致爱默生的信，在这封信中他劝说爱默生入股新社区。布鲁克农场历史遗址官方简介上乔治·里普利的句子也出自这里。全信见于O. B. Frothingham, George Riple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2.307–312页。网络来源：http://historymatters.gmu.edu/d/6592/ 2019年5月23日访问。

10 农场戏称堆肥为“金矿”。

11 以上霍桑的信件均引自：Passages from the American Note-boo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edited by Sophia Hawthorne, Vol. II, Smith, Elder and Co., 1868. 第1-3页，第5页，第12-14页。

12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Blithedale Romance, Dover Publication, 2003. 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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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宁，诗人，艺术家，策展人，《天南》文学双月刊前主编

题图： Farmer to work，Georges Seu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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