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与贸易：明代海禁政策的变迁，源于多方利益集团的博弈

相较于历代，明代的朝贡关系以贸易为常态，极为特殊。为打击私人贸易，明朝建立伊始就厉行海禁，中外贸易失去了正常通道。

为实现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明廷又大力发展官方的朝贡贸易，由市舶司统一收购使团附载的货物，以垄断朝贡贸易的利润。明代朝贡贸易和海禁的结合，形成了特殊的官方贸易垄断制度——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明朝特许前来进贡的外国“贡舶”附带一定数量的商品，按一定贡期、贡道、贡船和人数，在贡道所出港口贸易，政府特设市舶司掌管其事。朝贡贸易是明朝前期唯一批准的合法对外贸易。

市舶司制度虽沿袭唐、宋、元制度，但其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而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意义，是为了“通远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用以消衅隙也”。

这种象征意义上的贸易往来也因“倭患起于市舶”而宣告失败，嘉靖时期明政府撤销三市舶司并实行全面海禁。

终明一代，海禁政策虽偶有松弛，但一直延续到明末，对明朝整个社会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明代海禁政策变迁始于明初，终于明末。主要目标是打破原有的朝贡贸易垄断海外贸易的体系，允许国内私人海商从事海外贸易。

16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商人东进，外国商品和资本从东南沿海城市逐步流向内地广大地区，中国传统的贸易体系遭受巨大冲击。

明中期以后，明朝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入不敷出成为政府经常性现象，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崛起，沿海各地方政府都极力想从海外贸易中获利，以供地方政府日常开销和支付军事开支。

到了明后期，海禁政策变迁由地方认同变成朝野共识，外商集团叩关求商，其目的都是追求财富。少数国家虽然依然和明朝继续维持朝贡关系，实质上也追求经济贸易。为了平衡财政混乱状况，开海通商成为明中央政府实现海外自由贸易的政策选择。

在明代海外贸易领域中形成了官商、外商和国内私人海商三股实力最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官商利益集团代表着传统贸易力量，在明代海外贸易体系中起着基础作用；外商利益集团代表着外国资本，在明代海外贸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代表着海外贸易的新兴力量，是海外贸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海禁政策变迁触犯了官商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作为朝贡贸易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是海禁政策变迁的主要阻力和反对者；而以突破传统海外贸易体系为目标的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和外商利益集团则是海禁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和推动者。

官商、外商和国内私人海商力量在此消彼长中，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围绕着海禁政策变迁展开了长期的博弈和斗争，影响着海禁政策变迁在不同阶段的启动和实施。

明朝在开国之初就定下禁海的政策方向，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明太祖担心“内地奸民”和海上敌对势力相勾结，对政权造成威胁。海上敌对势力的主要是张士诚和方国珍的余部，他们不仅控制了江、浙一带，还曾将割据范围扩大到安徽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尽管张士诚等人后来被击败，仍有不少残余势力逃亡到东南沿海一带。

为杜绝海上势力与外邦相通，明太祖坚决实施海禁政策。实施海禁针对的重点对象之一是沿海贸易群体。明太祖之后，沿海始终是朝廷关注的敏感地带。嘉靖时期，福建沿海居民利用朝贡贸易进行私贩活动，又多次牵引朝廷之议。

嘉靖十二年九月，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阪，因而寇劫;屡奉明旨严禁。第所司玩愒，日久法弛。”上曰:“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

这证明明朝海外贸易已呈现常态化，沿海居民私造大船已成规模，是朝廷海禁政策实施的重点对象。海外贸易早在元代已呈现繁荣景象，但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使沿海地区面临新的历史境遇。

种种表象背后隐藏着沿海地区“以海为生”的苦衷。在福建巡抚任上的徐学聚、许孚远、金学曾、陈子贞等人也一而再、再而三上奏朝廷，述说闽南滨海居民靠海为生的现实处境，认为海禁是倭寇祸乱的根源。

事实上，嘉靖时期的倭寇大动乱与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证，“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真倭少而假倭多”。海贼并非真倭，有的是带着武器以自卫的沿海渔民，有的是长年在闽浙沿海从事贸易的“剧贼”。

嘉靖时期海贼的泛滥与海禁政策的严控有密切关联，嘉靖六七年后，官员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无法谋生，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更严，寇贼也更多。正因为倭寇战争的困扰，明朝曾多次议及开放海禁事宜。

明政府的海禁政策使得海上贸易中断，南直隶（今安徽歙县）人汪直，召集帮众及日本浪人组成走私团队，自称徽王，后时任浙直总督胡宗宪主张对其招安。

在胡宗宪招抚王直期间，胡宗宪曾与唐枢探讨是否赞同汪直提出“开港互市”的请求。汪直希望朝廷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

虽然唐枢倾向于开港互市，但当时在朝士大夫多数反对招抚及开港，因为“开港互市”势必会威胁到官商利益集团，迫于舆论压力朝廷最终下令处死王直。

王直之死导致海上倭寇无所皈依，愈加愤恨，遂向南转战，在福建等地发动了更加惨烈的祸乱。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倭寇势力才被消灭，闽地得以渐渐解除倭乱之苦。

经历嘉靖倭乱后，朝廷不得不认真研究海禁开放问题，由此产生了在福建漳州海澄县特殊执行的“隆庆开海”政策。朝廷对海上贸易的不可遏制有所觉醒，但碍于明初祖制，只在福建一个小县城开口，这种象征性大于实用性的政策，为明朝后来的海上贸易发展路径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海禁政策下，除了朝贡贸易之外，任何“互市”行为都是禁止的，即在入贡前提下才允许公对公互市，严禁任何私人贸易。“隆庆开海”的提出使明初以来延续两百年的海禁政策得以部分废弛，但官方的海禁立场始终没有根本转变，海禁政策与沿海商民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

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为了对抗官方海禁的制约，找到两种强有力路径，一部分依靠武力化身海盗，甚至诈为倭寇，成为倭寇战乱的祸害之一；另一部分依赖或越过官府，与乡绅土豪、贡使外商乃至官方权贵相勾联，进行秘密走私活动，逐渐形成私贩贸易集团。

私贩活动在明朝初始时期便已存在，虽施行海禁之令亦不能绝。嘉靖时期，海禁极为严格严格，因此沿海商民结党下海者日益增多，官商勾结、内外蒙骗现象猖獗，沿海的豪门巨室也参与其中，走私之风至嘉靖中期达到极致。

在巨大利润的诱使下，泉州安海、漳州月港等闽南大镇，当地小民与番徒相勾结，私藏外来商品，为了不使事情败露，往往仰仗大姓宦族之家以得庇护。在豪门巨室的参与下，富家、贫人各取所需，弱小者互相帮扶，贫者不惜委身入赘富家以求得掩护，最终形成一个个私贩集团。

私贩贸易集团的势力形成过程，实际上是沿海士商与海禁政策相抗衡的过程，正因为海禁政策的执行，才促成了私贩群体的产生。在豪门势力的庇护下，海防军官、提督市舶太监等甚至与私贩集团勾结，共享福利，若无参与的，也大多不敢过问。

明英宗之后，朝廷市舶法令形同虚设，沿海地区的官兵对海上私商贸易不闻不问。但严于执法的官方代表并非没有。朱纨于嘉靖二十六年任提督闽浙海防军务，他曾上奏朝廷对闽南一带士私人贸易团伙进行打击。朱纨的秉公执法给闽海私贩势力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权贵士绅的反击下，朱纨势单力薄，竟以自杀告终。

朱纨的自杀是海禁政策在闽海一带受阻的一大信号，甚至导致朝中大臣不敢议论海禁。闽海豪门通向私贩集团的行径越来越肆无忌惮，闽海子民迁居日本、南洋的人数越来越多。朝廷施行海禁却难以真正贯彻，使得闽海私贩集团获得更大利润。

为了对付官府追捕、抵御强盗，沿海弱势海商群体不得不依附于“雄强者”，这些所谓的“雄强者”在很大程度上又带有“海盗”身份，他们聚集成团，控制着海上贸易权。

在嘉靖抗倭战争的打击下，海盗集团被严重打击，但海上强权者并未消失，随着国际贸易尤其是东南亚贸易的发展，一些拥有雄厚财力与武力的海上贸易霸主相继出现，郑氏集团就是从中脱颖而出的东亚海上第一强。

明朝政府既要应付华人海商集团，又要抵制西洋来的海商集团，其军事力量无法与海商集团抗衡。1628年夏，明朝政府采用了招安郑氏集团的策略，封郑芝龙为海上游击，利用其势力清剿其他海商集团。郑氏集团由此具有了合法身份，并得以不断扩大势力，是海禁政策与私贩贸易之抗衡的最大受益者。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明代海禁政策变迁，体现了参与博弈的各个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海禁政策的变迁，本质上也是参与博弈的利益集团自身影响力变化的反映。

1．海禁政策变迁中各方态度变化

明代社会在1508年之后面对现实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国内外海外贸易领域的巨大变化，不但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外商利益集团力促海禁政策变迁，而且来自士大夫的影响，也在不断增长。

各个参与博弈的利益集团，对待海禁政策变迁，自身的态度不断变化。无论是海外贸易领域中的官商、国内私人海商还是外商利益集团，都参与到博弈中，对海禁政策变迁产生了影响，最后是多方因素促成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进和实施。

首先，最重要的推力来自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坚决拥护，其次，明中央朝廷力求通过进行政策变迁来摆脱经济困境，除此之外，官商利益集团阻力的逐步减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行。

2．海禁政策变迁中各方力量变化

在1522—1566年间，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对国内旧有的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产生了冲击，参与海外贸易的各方主体在实力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国内战争及朝贡贸易的萎缩，整个外贸行业不景气，大批官商倒闭、转行，官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不断衰弱；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因不断增强的自身经济实力，自身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外商利益集团，凭借各自背后国内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明显的资本、技术优势，主导了世界范围内很多地区的国际贸易业务。

总之，官商、外商以及国内私人海商在海禁政策上观点的变化，以及多方博弈主体自身实力对比的转变，都对明中央政府最后成功实施开海起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首先，明中央政府实力衰弱。“土木之变”以后，明代积聚百年的国力遭受重创，此后宦官弄权，朝政腐败，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个时期，明政府既要面对国内人民起义，又要防范国外入侵，国库支出巨大，需求破解良方。

其次，利益集团影响力增强。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从明初几十人的小规模出海，到正德年间的成群结伙，数万人纵横海上，人数大增。而且，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积极沟通、联合地方士大夫和中央支持开海的官员，从内到外，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种场合都营造了适合开海通商的社会舆论氛围。

明初繁荣的朝贡贸易到了明代中期已经开始衰弱，缺乏大量贸易国的到来，沿海各省的官商行业收入锐减。此时，官商尚未意识到自由贸易的大潮已经来临，还在顽固反对海禁政策变迁。直到大量私人海商崛起，力量强大到足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诉求，官商利益集团才真正重视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利益要求，在真正意义上开始接受海禁政策的变迁。

明代海禁政策的变迁，不单单是中央政府强制推行就能够顺利实现，而是政策利益相关方通过多方反复博弈，通过自身实力的对比变化，改变自身的观点和态度，最后达成的一种各博弈参与方都能接受的最优博弈均衡解。

明代的海禁政策变迁最后能够成功实现，不仅仅是单纯两方博弈的结果，其最终实现由多方原因共同促成，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明代中期，在国内外大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开海方和禁海方的博弈策略发生了微妙变化。最终，造成官商、外商以及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同促成了海禁政策变迁的最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