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将军，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指挥大兵团作战特别擅长的，这跟中国一直以来的战略、战术思维有关，
中国从古至今的将领都推崇出奇制胜，喜欢“分进合击”，不管是多少人，都要分成几路，在打仗的时候喜欢小股部分进行穿插，比如《亮剑》中李云龙的打法，就是典型的这种，也正因为如此，在正面战场上吃了很多亏。
这也跟编制有关系，晚清时期建立的北洋六镇算是当时中国军队的巅峰水平，一镇相当于一个师，人数在1.25万人左右，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全国也只搞出来14个，到民国时期一个混成旅就敢称督军，而且民国军阀混战次数虽然多，但是规模小，打得也不激烈，没有见识过大场面。
再加上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军校教育落后，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缺乏擅长大兵团作战的将领，这一点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尤为凸显。
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主要以师团为编制，一个甲级师团人数接近三万，而中国的师大多数还停留在万人左右，这就导致指挥十分混乱，比如淞沪会战第一阶段，国军投入的兵力多达60万，然而在编制上却是48个师，15个独立旅，9个暂编旅以及各种编制的兵团。
相比之下，日本当时15万人，只有5个师团，1个旅团。
指挥起来，谁更协调，自然是高下立判，在淞沪会战后期，国军害怕被切断退路，打算采取“转进”的方式撤退，结果由于指挥不到位直接成了“溃逃”，淞沪战场上打了几个月伤亡不足20万，一个“转进”损失了10万。
在此之后，国军是一边开进战场一边组建军一级指挥机构，通常情况下是2-3个师组成一个军，以此对抗日本一个师团。
当然，即使一个军人数刚刚能够与日本一个师团对标，但还是打不过，为此后续国军积极组建集团军，比较有意思的是，大概是日本为了跟国军对标，主动放下身段，后期很少组建甲种师团，而是组建一些人数在一万的乙种师团，丙种师团和混成旅团。
一句话由于国军编制松散，十分缺乏大兵团作战指挥将领，在抗战期间吃了很大的亏。
在国军将领中，能够在大兵团作战中得心应手的，顶多也就李宗仁、薛岳、杜聿明三人。
在徐州会战期间，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总司令，负责统筹国军六十万人与日寇对抗，整体上完成了作战任务，尤其在台儿庄战役中，更是重创日军，开创中国全面抗战之后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如果说李宗仁是抗战初期的狠人，薛岳则是抗战中期凸显出来的杰出将领，在其指挥的三次长沙会战中，始终没能让日本人深入腹地，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调集21个军与日本展开大兵团作战，开创“天炉战法”，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使得日寇始终没有突破长沙一线。
除了李宗仁、薛岳外，杜聿明算是国家将领中的后起之秀，作为黄埔毕业生，因为受到老蒋的信任而不断提升，有一说一，杜聿明是有着一定的指挥能力的，不然也不会安排他前期指挥辽沈，然后就是淮海。
但是杜聿明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听老蒋的话，没有那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老蒋仗着自己早年打过几年仗，经常是乱指挥，搞得杜聿明也很没有面子，总打败仗。
相对于国军将领来说，我军将领优秀的不少，但是就军事素养来说，大多都是行伍出身，还不如国军将领，毛主席针对这种情况就以吕蒙做过例子说过：“吕蒙如不折节读书，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我们解放军许多将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读《吕蒙传》”。
在抗战时期，并没有几次战役能够称得上是大兵团作战，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逐渐增多。
总体来说，主要就是林老总和粟裕，林老总指挥的辽沈战役那叫一个精彩，看过电影《大决战》的应该都有感触，没有看过，去看一看就清楚了。
粟裕在大兵团作战中的指挥能力更是普遍承认的，在孟良崮战役中，粟裕指挥9个纵队和1个特种纵队对国军展开狙击，围歼国民党最精锐的王牌部队整编74师，沉重打击了国军整体作战计划。
相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战术思想，喜欢出奇制胜，而很少有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的战役，因此在作战思想上一直落后，即使是现在的抗战神剧中，也经常宣扬“取巧”取胜，其实这都是大规模战争中所忌惮的。
在大规模战争中，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而是要抱着打大仗，打硬仗，连续长期作战，这才是核心部分，其次才是战略指挥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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