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早期的华人社会|深港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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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戈振伟

中国近代史因中英两国的贸易争端而起。香港，这个原本属于广东省辖地内的普通海岛，在1841年进入两个帝国对弈的棋盘，它被英国人选中作为鸦片贸易的中转站，并在次年的《南京条约》中正式割让给英国。谁也没想到，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个弹丸之地，人们口中常说的小渔村，能爆发出惊人能量，时不时触动毗邻的广东省、中国大陆以及欧美国家的神经。直到2019年的今天，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继续在牵动、撕裂着我们的朋友圈。

基于对香港历史的兴趣，我自己经常忍不住思考，香港、香港人是如何从开埠之初一步步到今天的？早期的香港华人、香港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相信从源头处着眼香港，方能更准确地理解当下之香港。香港初期华人先辈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对港英政府的态度，对自我身份之认同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香港华人的精神，华人行商做事的智慧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凸显。这些均构成了当下香港人的观念背景和精神底色。因此，本文主要写一写香港早期（19世纪中期）的华人社会。

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从开埠之初到今天，华人都占绝大数，超过90%，1881年，华人已经成为香港最大业主，港府90%税收来自华人。其中，以讲广州话的广东移民最多，其他还有四邑人（来自开平、恩平、新会、台山）、潮州人、客家人、福佬人等等，他们有各自的方言和习俗。当1841年英军在港岛升起英国旗的时候，岛上的原住民大概四五千人，以打渔、农业、采石为主。英国人决心要开发香港，宣布其为自由港，在港岛修皇后大道，建维多利亚城等等，岛上的劳动力显然不够，需要从外面补充，近在咫尺的广东省便成了劳工输入的主要来源。一方面，香港存在大量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广东当时省内的情况也不好，人多地少，赋税加重，四五十年代还闹水灾旱灾，穷困的老百姓想谋新出路。于是，一批批华人铤而走险，离开家乡，奔赴香港。当然，里面也有投机客、海盗、罪犯、三合会成员、妓女等。在当时的满清官员眼中，这些跑去香港的华人都是“汉奸”。那些跑更远的，比如南洋华人，亦是。

劳动力的补充使香港人口快速增长，1845年6月，港岛人口总共23817人，其中华人22860人，他们大多做一些苦力、仆役的工作，有些也开始做些小买卖。1849年，华人增至28297人，1850年达31987人。随着港岛的发展，华人仍在不断涌入。华人的逐年增长给港府的治理带来了考验，彼时的英籍和印籍警察根本不熟悉华人的语言风俗，管治起来面临诸多困难。于是港府尝试推行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实行社会控制，委任各村耆老与地保作为甲长和保长，协助警察，维护法纪。不过，保甲制度在赤柱、薄扶林等原住民村落容易实行，但在维多利亚城这样的新移民组成的社区推行却困难重重。那怎么办？

这时候，华人自治的智慧便开始显现。今天我们漫步在港岛上环的荷李活道，会在现代化的高楼之间遇见一座绿瓦屋顶的古庙——文武庙。它是由华人在1847年至1862年间自发集资修建的，由文武庙、列圣宫和公所三幢建筑物组成。其中文武庙主要供奉文昌帝及武帝，列圣宫则用作供奉诸神列圣，公所为区内华人议事及排难解纷的场所。开埠初期，政府允许华人在文武庙里面进行民间习俗“斩鸡头、烧黄纸”，作为宣誓仪式。文武庙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文化中心。另外，1851年，华人集资建立广福义祠，为无法运回故乡安葬的华人设置灵位供奉，之后，广福义祠也成为患病华人的收容所。华人后来还逐步建立东华三院，给华人提供医疗服务，并发展成为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类似文武庙广福义祠这种华人自发建成的宗教庙宇，超越了一般的乡籍，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华人组织，进行社区自治，让华人尽量摆脱殖民政府的干预，自己管理自己，这标志着香港华人社会自治意识的成长。此外，华人组织还包括以地缘、血缘、业缘为扭带的组织，包括按籍贯划分的会馆、姓氏的宗亲会和行业工会等。

文武庙

广福义祠

文武庙能够建立一方面是符合港府的施政理念，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在香港地位的提高，有能力有自由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自治。领头出资的卢亚贵、谭亚才、何阿锡等人都是当时港漂华人圈有头有脸的人物，香港第一代超级富豪和社会领袖。1850年，卢亚贵就已拥有100间以上的房屋和店铺，租金滚滚而入。他日进斗金的同时，也热衷公益慈善，仗义疏财，这为他赢得了社会尊敬。而当我们翻开卢亚贵、谭亚才等人的发迹史，发现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靠着胆量、聪明、手段、运气，赚取大量财富，位极华人顶层。在之后的岁月里，这样的华人故事在香港一个个继续发生着……（ps.关于卢亚贵的传奇，马家辉先生在《香港嘢史》有一集专门讲述，称这位亚贵哥是香港第一无间道，脚踩清政府和港府两只船，最后神秘失联，人间蒸发。）

1850年代是香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最突出的表现是人口激增。因为大陆爆发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导致大量内地人因避战乱而举家移民香港。这不仅进一步充实了香港的劳动力，还给香港带来了许多资金、经验、文化、人脉关系网。这批移民里很多是商人和绅士，大大提升了香港华人的整体素质。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香港女性人口比例也一下子增加，之前香港华人大多是单身男性。内地商人到香港后把香港的深水自由港及西方船运结合起来，相继开办行商，经营国内外进出口贸易，这些商人集中在文咸街和永乐街一带，渐以南北行商闻名，由潮商高满华建立的元发行是其中的佼佼者。那段时期，香港经济随之飞速增长。1856年，时值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大部分在广州的外商和全部西方银行都迁移到香港。也正是在这一年，香港在开埠15年之后，经贸金融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转运口和金融中心。

19世纪的香港人口变化

香港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港英政府对华人没有采取同化政策，这个从教育层面最能证明，当时香港政府所办的英文学校并没有把一种外国文化强加给华人学生，他们没有忽略学校里的中文教学，汉语是课程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1866年的报告中，中央书院校长强调说，对一个还未懂得自己母语的学生是不能教授外语的。中央书院（模范的官立英文学校）入学考试是以中文命题的。它规定每一位学生都必须学习中文。因此，港英政府对华人的管治手段之一是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商贸的提前下，任由他们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过日子，华人们自发形成一个华人社会，同时港府借助华人精英对华人加以控制。但基于此认为早期的香港华人很自由，那也不符合史实。

香港早期的治安很差，从1840年代到1860年代，在港督的独裁统治下，严格控制华人，进行人口登记，夜禁，采取歧视华人的法律制度，对违法的下层华人施加监禁、鞭打以及各种不公正的刑罚。另外还采取种族歧视的隔离主义，有些地方只有洋人才有权居住。

香港开埠时由巡礼厅主理警务，集检控、辩护和裁判于一身，是近乎军管式的执法，这种制度极易导致贪腐。当时的华人警员给市民印象极差。照片摄于1880年代

1870年代的维多利亚城半山富人区 ，近景是修建中的坚尼地道。中半山全是洋人聚居的地区，后来发展成为香港的豪宅区。

香港是殖民地，却保存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在异族统治下，传统文化使华人社会更加团结。香港的主要人口是华人，19世纪的中英两国政府都对他们要求忠诚，处于夹缝中的香港华人两面为难。香港华人到底该如何看待自己与中国、香港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将继续拷问一代又一代的香港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