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凯瑞 著.《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
华夏出版社,2005.
从19世纪传播一词进入公共话语时起,美国文化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播概念,和许多世俗文化一样,这两种定义也都有宗教的渊源,尽管它们所指的宗教经验领域略有不同。为便于把思想做一归类,我们在描述中可以把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
传播的“传递观”是美国文化中最常用的——可能也是所有的工业文化中最常用的——它是现代词典中关于“传播”一词的最主要条目,“传授”(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 或“把信息传给他人”(giving informationto others)这些词常被用来定义传播。“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transportation)方面的隐喻。在19世纪(当然空间范围不如今天),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两者都可以用“传播”这个名词来描述,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传播的这一概念源自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翱游时的速度与效率。纵观人类历史,上至第一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下至电报的发明,运输和传播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书写或印刷的垄断可能使讯息得以集中生产与控制,但无论是掌握在信使手中还是被装订成册的讯息,如果要达到它们预期的效果,最后还是得靠高速的运输工具发送出去。电报的出现终结了这种同一性,但并没有改变这种隐喻。在我们思想的最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虽然前面提到的似乎与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我认为它源自宗教,起码在我们的文化中,传播的“传递观”从根本上有一种宗教取向。我试图证明这一点,尽管颇费口舌,但仍不尽全面。
《牛津英语字典》认为,传播的“传递观”其现代含义肇始于美洲拓荒时期。通常我们认为这项空间上的大规模位移出于政治和商业主义的目的。当然这些动机是外显的,但它们的重要性不能掩盖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宗教是这种空间迁移背后的一个主要动机,就像南非荷兰教派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所做的那样。摆脱欧洲的束缚、创造新生活、发现新家园、在马萨诸塞州开辟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些就是欧洲白人文明史无前例穿越整个地球的原始动机。最重要的是,这一大规模的、空间上的第一次民主迁移从旧世界迈向了新世界,而且他们深信这一空间上的位移本身就是一种救赎行为,是美国人从不放弃的信仰。
运输(transportation)使欧洲的基督教徒与美洲的异教徒发生交往,这种传播形式就带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因为这次空间大迁移试图建立并拓展上帝的领地,试图创造聆听圣音的环境,创建一个尘世间的天堂之城。
因此,运输一词的精神含义是在地球上建立并拓展上帝的领地,而传播一词的精神含义同样如此。到19世纪中叶,电报打破了传播与运输两个词的同一性,但当时一位名叫加德纳·斯布林(Gardner Spring)的传教士大声疾呼,认为电报仍是“一种精神成果,只不过如今的思想由轮船与电磁电报传送”(Miller,1965:48).同样,1848年“詹姆斯·L·巴切尔德(JamesL Batchelder)宣布万能的上帝为了传教造起了铁路,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电报发明者。译者注)在神的启示下发出了第一条电报信息,这一发明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布猪肉的价格,而是为了询问‘上帝究竟干了什么’这样的问题”(Miller,1965:52)。电报这一新技术在进入美国人的话语时,并不是作为一大世俗的事件,而是在神的昭示下为了使基督教的福音传得更远、超越时空、拯救异教徒、使救赎之日早日来临。随后宗教思想日趋与应用科学联系在一起,新兴传播技术逐渐被视为征服空间和人类的理想之物。对此最有发言权的著名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评论道:
电报和印刷业使(新教徒各教派)达成了一致,乍一看好像完全不可思议。电报和报刊传递并刊登了“基督教徒为带来这一巨大恩典的消息而激动万分,每个城市的民众都不约而同地举行集会,实际上这种祈祷的精神交流使国家联成一体”。这绝非偶然,大西洋电缆开通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活动,因为两者都是“终极精神胜利的预兆……”1858 年的这一启示其重要性在于,它第一次使美国人见识了一种宗教化的技术(Miller, 1965: 91)。
不久,当科学和世俗化力量得到普及后,那种一目了然的宗教隐喻便消失了,传播技术本身成了思想的中心。更有甚者,19 世纪的一位评论家认为传播优于运输, 因为电报非常重要, 它不只是“改变了事物,而且传递了思想”。传播被看作是一种过程和一种技术, 它为了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有时也出于宗教的目的), 更远、更快地扩散 (spread)、传送 (transmit)、散播(disseminate)知识、思想和信息。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我已经引用了索洛对电报不那么迷信的评价,而约翰·C·卡尔霍(John C. Calhoun) 更加悲观地认为,“征服电流以满足人类对机械的需求……是人类文明的末日”(转引自Miller, 1965: 307)。但不以为然者只是极少数,传播的“传递观”尽管有一个日渐世俗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但从那个时代起,它就主导着我们的思想与文化。而且,在当代流行的表述中,甚至在技术上对新传播科技的讨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由来已久的宗教暗示从来不曾从我们的思想中彻底消失。从电报到电脑,对精神进步的深切期盼始终存在,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教育工作者、传教士、专栏作家都把传播的进步当做解决一切难题的法宝。而且我敢断言(在这里就不举例了),在我们绝大多数关于传播的科学而成熟的见解中,这一基本看法仍在作祟。
节选自| 詹姆斯·凯瑞 著.《作为文化的传播》
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叶茂源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