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百年（一）——东汉士族怎样通过土地兼并实现财富集中的？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的第一大案，前后持续近20年。其波及之广，影响了几乎整整一代的读书人，其影响之深，可以说为东汉灭亡、三国鼎立埋下了伏笔。下面就让我们来捋一下这场所谓灾祸的来龙去脉，分析一下它到底对东汉王朝造成了什么影响。

一、四大原则

在开始本章节的内容前，需要先阐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四大原则：

1.政治斗争只有集团利益，没有个人利益。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参与其政治生活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利益共同体。斗争获胜的一方会获得大量的集团利益，集团中的个人会在获胜后从这个集团利益中攫取自己的个人利益。独立于集团之外的人，只能做一个爹不亲、娘不爱的孤臣。

2.政治斗争的最佳状态是动态平衡，最忌讳的是一家独大。一旦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这独大的一家会变本加厉的疯狂攫取集团利益，最终使整个国家走向崩溃，就像五大湖里面的水葫芦那样，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疯狂生长，为生态系统带来灾难。

3.就个人而言，确实存在义薄云天一般的人物，但就集团而言，考虑的永远都是集团利益。所谓“慈不掌兵、义不理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说明，其实任何一个团队和集团的领头羊，面对的内外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

4.政治斗争不只是会有白与黑、光与暗，甚至可以说这两种都是极为少见的；充斥其中更多的是黑吃黑、一嘴毛。

二、具体含义

接下来，终于可以言归正传，说一说什么叫党锢之祸。党，可以理解为朋党，那么什么人喜欢结党呢？一般文人喜欢结党，文人虽然彼此相轻，但是也臭味相投。锢，可以理解为禁锢，引申开来，意思就是不能做官。党锢之祸的意思，也就可以理解为，文人名士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所导致的被禁锢而不得做官的这种灾祸。

三、当时的社会背景

像党锢之祸这种影响了一代人的大案，其背后的社会土壤，是决定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而既然涉及政治斗争，就必须先要搞明白东汉王朝的选官制度。

根据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考究，东汉王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两个：一是自下而上的察举制（举这个词就有下级向上级举荐的意思），主要包括孝廉和茂材两种。孝廉，顾名思义，孝子廉吏，看重品德；茂材则有四个考察方面，其中第一个考察方面就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同样德行优先。东汉中期以后，茂材与孝廉逐渐合一，开始流行以孝廉为主的察举形式，德才兼备固然最好，但是如果不能兼备，那么就会以德为主，才能次之。 二是自上而下的征辟制（征和辟都有上级征召辟用的意思），征辟制主要是面向德高望重、名声高雅的名士，被征召的人往往本身就有一定的名望，征召之后名望进一步显达，进而形成士族领袖。

然而在这种选官制度的一个弊端在于，选用的人员是官员主观决定之后的产物。察举制主要由地方官员把持，他觉得谁德才兼备，谁就有飞黄腾达的机会。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名气，默默无闻，即使真的优秀，但地方长官怎么会知道此人品学兼优呢？要知道，孝廉的名额极为有限，每20万人口才给一个孝廉的名额，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郡，每年的孝廉名额也不过5个人。那么郡守凭啥不看剩下的199999人，而单独看这一个呢？

到这里，可能有人又要问了，不是还有征辟制吗？问题是，征辟制其实更容易操作，征辟制的本质是按照名声大小来选择人才，长此以往，高门大户就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为自己打造名声，甚至会刻意追求名声。教育的公平被打破，以读书获取的上升名额都被高门大户占据，平民子弟上升渠道基本被断绝，剩下的，只有沙场以命相博、九死一生之后换来的军功。再说句题外话，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居然有七个都出自东汉王朝，真可谓“孝名”显赫。

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导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官员和大户不断的吞并小户和自耕农的土地，使得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日渐悬殊，高门大户便有了更多资源结交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在举荐的过程中往往优先考虑大户的子弟。这些子弟做了高官之后他们的后代往往会继续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再加上当时学术环境较差，只有少数大户人家能真正上得起学，大户人家之间彼此通婚（比如杨修就是杨家与袁家这两大家族通婚的产物），又与地方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自此形成阶级固化。这些人的财富可以通过血统世袭，地位可以通过垄断教育权完成世袭，于是“门阀”就诞生了，门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族，士族大量充斥在朝臣之中，成为士大夫。士族由于占据大量的社会财富，已经缺少了家国情怀，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这就为日后的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留下了隐患。士族之风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形态。

在这样的门阀政治之下，就出现了“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的现象，再拿杨修举例，他的父族杨氏（《后汉书·杨震列传》：自震至彪，四世太尉……杨彪即为杨修之父），那么他的母族袁氏呢，更不得了（《国史大纲》注：袁安为司空，又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汤，汤子逢（袁术之父），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杨氏更多一公。《杨震列传》：（曹操）且以（杨修）（是）袁术之甥）。

世族大户们在朝堂之上占据高位，在地方上与官员关系密切，在财富上占据大量土地，而且财富地位可以不断世袭、代代相传，进而势力不断坐大，已经对东汉王朝，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觉得袁家四世三公，真是英杰辈出，但是现在来看，教育垄断和晋升垄断其实才是袁家兴盛的最大推手。

现在的社会上有人在鼓吹“快乐教育”，然而所谓的快乐教育的背后，是有钱人的孩子可以享受更为卓越的私立教育，以此变相推动教育垄断，进而再次实现阶级固化。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东汉后期，清议之风已经蔓延开来。什么叫清议呢？就是士大夫与太学生之间聚集一块，谈论时政，以此获得清名，参加清议的人，被称为清流。根据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的考究：“汉代士人的出路，是或被征辟，或被郡县署用，或由公卿郡国举荐，但此等安坐不易得之。于是或矫激以立名；或则结为徒党，互相标榜，奔走运动。因其徒党众多，亦自成为一种势力，做官的人，也有些惧怕他，在积极方面，又结交之以谋进取。于是有荒废了政事，去酬应他们的。又有丰其饮食居处，厚其送迎，以敷衍他们的，官方因之大坏。后汉则党人劫持选举，而大学为私党聚集，声气标榜之地。”这些所谓的清流们互相抬举，标榜自己的正确性，外戚势力过大他们就靠抨击外戚扩展名望，宦官势力过大他们就靠抨击宦官获得人心，错的永远都是别人，自己这一方无论怎么土地兼并，无论怎么累世公卿，无论怎么拉大贫富差距，就是一点错都没有，只因他们是文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引起了皇权的不满，因为外戚和宦官本身就是皇权的延伸，他们不能脱离皇权而独立存在，但是士族确可以，比如袁绍、袁术等后来都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这些所谓的清流，抨击外戚、批评宦官，那么谁去批评他们呢？外戚和宦官是皇帝左膀右臂，你打完这个打那个，你打的到底是外戚宦官还是皇帝老子？而且你抨击这个抨击那个，朝野上下为了怕你的抨击，都来巴结你，你这是对皇权造成威胁吗？（《资治通鉴》：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矛盾日渐激化，于是乎，东汉朝廷，就迫切需要找个机会，打压一下这些世家大族。所以，党锢之祸来了，它就这样，迎着公元166年夏天的熏风，扑面而来了。士族终于遭来了皇权的大规模反击，前后的两次党锢之祸，对东汉朝廷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这两场残酷的政治斗争，起因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清流们不断打压宦官，同时还时不时的把火烧到皇帝身上，最后玩火自焚，但从整个国家来看，这场内斗的结局却没有赢家。

详情究竟如何，下一章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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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钱 穆《国史大纲》（第九章、第十章）

吕思勉《中国通史》（第七章、第十五章）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

范 晔《后汉书》（《杨震列传》《党锢列传》）

（公z呺：观史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