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 卡纳别耶娃：哈尔滨的童年往事

译者简介：Macrooz微信公众号“苏俄风情”(ID：USSRRF)作者

值班大话君：刘芯莹

她是俄国贵族的后裔，她是父母疼爱的女儿。父母战乱中的逃难，使她阴差阳错出生在异国他乡。她生在哈尔滨，长在哈尔滨，在哈尔滨接受了最初的教育。她的生活中，有幸福的童年，有危及生命的疾病，有充满波折的少女时代。她失去了父亲，但她活了下来，成为老巴夺创建人的儿媳。她以九十岁高龄，用已经生疏的俄语，娓娓道来，叙述了她在哈尔滨的早年生活，透过她悠悠的述说，和一张张模糊的旧照，我们了解到近百年前这座城市的风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哀与乐，从中，我们虽感受到忧伤，但更多感受到的，是人的温暖，是人真挚的情感，和政权更迭的动荡，强权的无情，以及人们如蒲公英般漂浮的命运，悲欢聚散，难以预料。

卡纳别耶娃 娜塔莉亚 利沃夫娜

2014年11月14日

作者：娜塔莎 威尔逊

出生日期：1923年10月10日

出生地：哈尔滨

在哈尔滨生活时间：1923-1950

主要居住地：新市 中心街

我们，是卡纳别耶夫一家人

哈尔滨二十年代

我想讲一讲我的童年和我的父母，尤其是他们在哈尔滨生活的最初的日子。为此，我需要回望非常遥远的过去。有些事，我自己记得，有时还很清晰。另外一些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还有些是猜测的。也许会弄错。要知道，年头不少了，大概100年过去了！

1923年10月10号清早，我出生在哈尔滨。这一天是中国革命的节日。有时会有游行。兰代医生在中心医院接生的我。她当时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工作。父母把我从医院接回家里，就是他们当时住的那套住宅，那条街当时也叫中心街。在新市，离铁路管理局不远。从大直街往马家沟河下坡的方向走，街不算长，左右都有住宅，没有商店，有个小花园，当中还有个小亭子。我觉得，住在那儿的都是铁路员工。因为我父亲也在那儿工作，他得到的也是公产房。

1924年4月。我看着我家那条街的方向。

我身后就是那个中心街上的小花园和小亭子。

花园里种着榆树和白杨。

夏天会从上面掉下毛毛虫，大大的，毛烘烘的，

或者是绿色的，肥肥的。

走在路上，看着它们爬行或者踩到会很不舒服。

我父母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多久，我不打算猜测。他们是1920年到的哈尔滨，也许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虽说那时他们结婚大约已经有五年了。

爸爸和妈妈 ，1915年8月，婚后，

在他们分别去各自的前线之前。

在和平年代，我父亲卡纳别耶夫 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曾是近卫军骑兵近卫兵军官，他从圣彼得堡的尼古拉骑兵学校毕业。他所在的军团驻扎在彼得戈夫（即彼得宫城的旧称。--译注）。爸爸曾被选为军官会的“头儿”。他富有魅力，少有的品行端正，大家都喜爱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上了前线；国内战争时期，他在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司令部任职。他徒步行军穿过整个西伯利亚，最终来到哈尔滨。

爸爸和我

妈妈是彼得堡本地人。她父亲M.C.波特吉亚金在内务部地位不低，同时还是阿斯特拉罕的副省长。妈妈在彼得堡著名的奥博连斯卡雅公爵夫人中学学习，在那里毕业，然后住在巴黎，在索邦神学院（17世纪起为巴黎大学的别名。--译注）上学。1914年，战争开始的时候，她回到俄国，经过速成护士训练班培训，不仅被分派去作外科护士，还让她作了普里什克维奇建立的军事野战列车的管理员，那时候妈妈才二十出头，但她非常聪慧，人们也很器重她。想想都很可怕，这算是什么工作。列车停在轨道上，然后开往战场。在那里收集起伤员、病人，呼天抢地的人，运上列车，或是活下来，或是死去......妈妈协助手术。国内战争时期她具体在哪里，我不清楚。红十字会把她疏散了，就到了哈尔滨，像爸爸一样。

妈妈和我，1925年冬。

我想，和那个时期的很多逃难者一样，初期他们也很艰难。随身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需要找事做。爸爸在中东铁路一个部门的办事处得到份差事，妈妈很快学会了打字，也在某个办事机构找了工作。他们都是后来说到这些的，谈得也不多，但妈妈有的时候会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来，初期的时候，他们租了房间，平时就坐在箱子上。当时在班上的食堂餐厅吃饭。那时候妈妈还不会做饭。

毫无疑问，分到公家住房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显然，很快我就出生了，在要离开中心街的时候，我是七岁。其实，在中心街住得时间挺长的。一栋房子分为两户。另一户住着一对讨人喜欢的老人。一面墙是共有的，但各自的大门是冲着两个方向，互不干扰。大院子也是共有。那里的邻居家里养了牛，三头很普通的牛。有一头很温顺，在我稍稍长大的时候，允许我去摸一摸，甚至去“挤”奶。这头叫“玛留特卡”的母牛非常温顺可爱。别的牛叫什么，我不记得了。

我和母牛玛留特卡

院子里，除了奶牛，有用的和好玩的东西也不少。那有劈柴棚子，里面有很多劈柴，为的是在房子里点炉子取暖，生火做饭。劈柴都是原木，是身材高大的中国人运来的。然后爸爸把它们劈开，这通常是在冷天。劈得又好又漂亮。如果他们允许，我也帮忙，然后攒下一大堆，我抱回家去，看着炉子里面“噼啪”作响。真高兴！我到现在都喜欢清新的木头的味道，喜欢炉子，喜欢壁炉。甚至冬天都喜欢呆在外面......

院子里有夏天用的莲蓬头和污水坑，还有“开放式厕所”，因为家里用上了电，但没有上水管，没水。当时还没给我们家铺上水管道呢。水都是中国人早晨挑来，担水的人挑来倒在厨房的水桶里。通常在路上就会溅出来，冬天冻上，路上就很滑。家里外间的“厕所”在角落里，像个小棚子。里面是个“王座”，带个很沉的盖子。门是用小钩子挂上的。洗手用的是吊着的手盆带着个小玩意儿，推它一下，水就流下来。就像在达恰一样。所有这些舒适的设施都不是给我准备的，都是给大人的，自己家人和客人。给我预备了别的家什，不大，几个整洁的小容器。在一个大金属澡盆里给我洗澡，傍晚前在炉灶上把水热好。我记得是这样。

在院子里

除了大院子，每个独立住宅前还有个小花园，和带个小门的冲街的篱笆。园子不算小，容下一个大花坛，没太打理，夏天种了美人蕉和翠菊。园子里还有夏天用的厨房，带蓬的，有个大桌子，旁边是稠李树。

花园里

还有个小土丘，可以在上面玩，土丘下面是地窖，冷藏窖，炎热的天气时，用来保存食物。对我来说，夏天就是沙子和各种小模子可以拿来玩。冬天有时甚至会有小土包和爬犁。很不错，相当不错......至于说房子本身，有两个不算大但很明亮的房间，厨房、门厅，里面是上面说到的那些设施，还有外廊，冬天会上好玻璃窗，还有纱窗夏天防苍蝇、蚊子。寒冷的多雪的冬天之后，大人会把外廊收拾干净，布置好必须的设施，卸下窗子，节日到了。春天。夏天。脱下暖和的皮大衣和披肩。可以住在外面了！

夏天，在中心街上，中国村周围

冬天，在中心街上，和中国雪狮子。

当我回忆起自己生活的早年时光，我记住的是幸福。我想，这正是我父母的目的。当着我的面，他们没说过什么沮丧的话，没讨论过以前的事。他们那时候也完全没有从前的照片。有些东西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来自一些到了国外的亲属，他们给父母找到些东西，就给他们寄来了。我想，他们两个人心里是很沉重的......过往和自己的家庭情况他们几乎没讲过，如果我问起来，我会看到，他们讲起来都很痛苦。我知道，对他们来说，往昔的重要没有尽头，尤其是在最初的年代，当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但生活在继续，看得出来，他们不觉得生活是糟糕的。应他们的要求或者说邀请，大约在1924年，我外祖父米哈伊尔 斯捷潘诺维奇 波特吉亚金从俄国来了，那时候已经是苏联了。阁下大人、世袭的贵族、我妈妈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他1856年11月出生，也就是说，那时他已经七十岁左右了。他从哪里来，生活得怎么样，来哈尔滨之前的最后那些年都到过那里，我都不知道，如今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大人没跟我说过任何细节，如果我问的话，甚至他唯一的家庭的情况都没说过。

外祖父、妈妈、爸爸和我1924年8月，

外祖父米哈伊尔 斯捷潘诺维奇 波特吉亚金到来不久。

如今有了互联网，档案也公开了，我得以从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得到有意思的、让我惊讶的信息。

原来我妈妈的祖父，斯捷潘 （伊万诺维奇） 波特吉亚金，就他个人身份来说，是王位继承者、很快成为皇帝的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编外贴身男仆。根据手写的文件，可以很清楚，他，斯捷潘 波特吉亚金生于1821年，也就是说，比皇帝（1818-1881）要小三岁，他在皇帝身边服务多年，直到1879年退休，也就是说，在皇帝被恐怖主义者杀死前两年。

在此之前，从 1853 年到1878年，他一直陪伴在皇帝身边，正如我的文件中所说的，跟随沙皇在整个俄国“旅行”，去欧洲各国的首都，还有军事远征。他因勇敢和毫无瑕疵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而获得了奖赏、奖章和勋章。看得出来，他是个很有趣，并且在那个时代属于饱学多识的人。

至于他的父亲，即我妈妈的曾祖父，波特吉亚金 伊万 安德烈耶维奇，我从官方信息源那里多少了解到一些。他住在彼得堡，住在马厩广场上的皇家马厩大楼里的一套住宅中。（我读到过，是座漂亮的大楼）。他生在1788年，是个七等文官和皇家马厩的高级驯马师。这是个负责的职务，要知道，马匹那个时候不仅是在阅兵的时候需要，战争期间同样需要。那时候还没想到会有汽车、坦克呢。看得出来，我妈妈的家庭是个有意思、有才干的家庭。但她有关这一切从来就没提起过一句，虽然我想，这些事她都知道， 甚至这些人她都知道。她就是在他们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也许，早先说这些不是合适的时候？......

有关我父亲的家庭，我稍微知道一点。卡纳别耶夫家的祖辈是在拔都汗国有个小领地的公爵（破落家族的公爵）。受洗改信基督教，然后为俄国服务，在伊万雷帝之前。有过家族徽章，非常古老，像妈妈说的，“直接来自穆罕默德本人”。她在爸爸戒指上，或者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徽章，就记住了，但徽章丢失了，我也没找到它的踪迹。

从我奶奶的那条线上说，奶奶娘家姓金季亚科娃，叫安娜 利沃夫娜，也是鞑靼的名门显贵，从很早之前就是俄国贵族后裔。在H.伊孔尼科夫（1841-1923，俄国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译注）编纂的有关俄国贵族的书中，有贵族金季亚科夫家族详细的家谱，那是爸爸的叔父米哈伊尔 利沃维奇写的，他在二十年代到了巴黎，但很快就死了。关于他的曾祖父，金季亚科夫 谢苗 伊万诺维奇，我在俄罗斯的朋友也给我找到了新的信息。在博罗季诺期间，曾祖父金季亚科夫受伤，他表现出勇敢精神，为此奖励他一柄金质长剑，上面有题词“表彰勇敢”，还得到一块离萨拉托夫不远的弗谢沃洛契纳田庄作为领地。我爸爸就是在这座田庄出生的。当时他还收到了几张在田庄拍的照片。照片就在我这儿。弗谢沃洛契纳现在我也知道：地主老爷的房子已经没了，但，好像他们想重新修缮公园，恢复过往的样子。这也是父母没讲过，或者讲得很少很少的历史的一部分。

回到我们在哈尔滨的生活，回到外祖父波特吉亚金来哈尔滨的那段时光。妈妈非常爱外祖父，当然，和他在一起她很幸福。他也如此，也许和我们在一起他也觉得很好。爸爸对他很尊敬，很热忱，大家都很愉快。每天早晨，其他人忙着的时候，就让他照看我。后来我听说，我和他互相喜爱，相处得好极了。

我们的小房子虽然不大，也没有上水，但住在里面很舒适。外祖父晚上睡在饭厅的沙发上。早晨带着我散会儿步。

白天，他在躺椅上打盹。有时候会去做客。他很快就有了很多熟人，我听说，他作为一个有文化、知识广博的人，人们都很爱他、尊敬他。他随身带的衣服不多，也不是新衣服，但款式都很好，东西质量很好。衬衫的高领子浆洗过，丝绸的领带，还有常礼服、圆顶礼帽。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心街和我们的小房子的背景下，他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大家慢慢淡忘了过往，都尽力对眼前拥有的现状感到满意。

外祖父、妈妈和我。

1926年9月，在院子里，“新鲜的空气中”。

遗憾的是，外祖父的身体远不是那么结实，来到哈尔滨后，过了大约有两年半的光景，1926年寒冷的十一月，他被送进了医院，在那儿他骤然死于心绞痛发作。把他安葬在新市街新墓地。葬礼来了很多人。妈妈悲痛欲绝，穿着丧服，全身黑色，蒙着面纱。对我来说，失去自己的外祖父，在那时是很悲伤的事，但我一生都心怀爱意回想起他来，我当时才三岁，如果不是留下来的几张照片，我会想不起他的样子。这之后，在我们在哈尔滨的日子里，妈妈每年至少一次，在十一月，外祖父的周年忌日，会在墓地旁祭祷。通常还会有别的人跟着一起去。这时的天气常常会非常寒冷，但男人们都脱帽站在那里......其他的日子，妈妈也常坐上出租马车到外祖父的墓地去。她会带上我。我很喜欢去，趁着妈妈坐在墓碑旁的小板凳上，我会到处转一转，找些小花、春堇菜，看一看偶尔熟识的名字。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B.A.卡扎姆 贝克医生也是在那个时期，相对不久之前死去的，就葬在不远处。这个墓地很好，可照料得一般。什么事都有，当然，总的来讲，能感觉到对逝者的爱。大家都知道，墓地如今已经都拆掉了。

在那遥远的日子，我们家的生活过得相对顺利。我父母尽力打起精神，乐观起来，但我现在还记得，他们还是很紧张。他们的生活中，几年前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大，有变故，有损失。

我记得，尤为感到艰难的是爸爸。他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个深刻认同自己俄国人身份的人。祖国的损失让他感到很沉重。“回家”的念头始终牵扯着他，他无法想象自己身处非俄罗斯环境的生活。而哈尔滨在那个时期，给人的感觉是个俄国城市，还是从前的习俗、俄国人的生活习惯，还有很多有文化的俄国人。甚至爸爸从前的朋友，以前的军人和同团的战友也不少。

在街上也是这样，从前的和不久前的战争痕迹还很明显。有人穿得像从前那样。除了偶尔在阅兵式上，没人穿军装，但军人端正的姿态保留了下来，而且很明显。护士瓦尔瓦拉 尼古拉耶夫娜 毕罗茨卡雅总是穿着以前红十字会的衣服。遇到没胳膊没腿撑着拐的人也不算稀奇。有不少女人、太太和失去了丈夫的寡妇。如果她们还有孩子，抚养成人就很困难，她们会干任何工作。但也有好的情况。比如，我记得，寡妇马利亚 阿列克谢耶夫娜 伊泽科娃有个成年的儿子，萨沙（亚历山大 叶甫根尼耶维奇？德米特里耶维奇？），他懂外语，在某个领事馆工作。他们住在很好的房子里，在新市，当然，在齐齐哈尔街上，而且马利亚 阿列克谢耶夫娜只穿带花边的白色长裙，明显是从彼得堡带来的。戴着大帽子，头发向上面梳上去，看上去就像战前肖像画上的御前夫人。后来她死了。萨沙很快也走了，好像去了美国。

那时我在家里从不记得听过有关去哪里的话题。过去的事也保守得很严密。我猜想，我出生的时候，按照爸爸的愿望，我的生活，比如我的洗礼仪式，都与过去有着很深的联系。

是约安 斯托罗热夫神甫给我洗礼，他被枪决前，是伊帕季耶夫家族最后一个听取忏悔的神甫、皇室的高级神职人员。是在圣伊维尔教堂给我洗礼的，这座教堂建于1907-1908年，是为保护哈尔滨和铁路建设的边防军的宗教需求建造的。这座教堂有时还延续以前的叫法--“军用”教堂，或简单称为“军用的”。我的教父是米哈伊尔 米哈伊洛维奇 普列什科夫将军。据我现在记得，他同时也是中东铁路的顾问之一，还是俄罗斯皇家军队驻哈尔滨卫戍部队的首长。我自己完全不记得这位教父了。他很快就死了。

然而，我的教母却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见面，或者通信，再或我去她那里做客。她叫薇拉 叶夫根尼耶夫娜，娘家姓乌萨阔夫斯卡雅。她是叶夫根尼 叶夫根尼耶维奇 乌萨阔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后来随夫姓拉夫洛娃。在俄国，她家族的田庄和我父亲的田庄相距不远，两家也认识，这将她跟我们家联系在一起了。她和我妈妈在彼得堡同一所中学学习。她给我保存了斯托罗热夫神甫的照片，还有普列什科夫将军的照片。现在我还有。薇拉 叶夫根尼耶夫娜101岁时死在加利福尼亚......

如果说爸爸感到很艰难，那么我想，妈妈也不轻松，也许不是这样。她也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曾上过前线，获得过乔治十字勋章（士兵勋章）......她没有被娇生惯养。她的童年很可怜。她妈妈是伊斯梅洛夫近卫军团军官的女儿，她五岁的时候，她妈妈死于急性肺病。她有几位家庭女教师，法国人，她们都很关心她，很喜欢她。但她很快就有了继母。继母也是法国人，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军人家庭，在巴黎长大，在著名的学校受的教育。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也没成为我妈妈的好母亲。而且，我母亲的亲妈的照片都被她销毁了......幸运的是，继母的父母人很善良，还有几位叔伯兄弟待妈妈也很好。所以，我妈妈当时经常客居在法国，而不是住自己家里。也有忧伤的时候，因为这个缘故，我妈妈不仅是彼得堡人，还完全是个欧洲女人。在哈尔滨，对她来说无疑是缺少欧洲生活的。失去了彼得堡，可巴黎还在原来的地方，那里还住着亲叔伯；但他们很快也死了。妈妈在哈尔滨也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他们都去了欧洲。当然，她有爸爸，妈妈深爱着他，但不管怎么说也很孤单......妈妈是很隐忍的人，哪怕是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我也不记得她哭过。但如果讲起革命，讲起国内战争，或者沙皇一家来，当她想起红色旗帜，脑子里浮现出经历过的遭遇的时候，她就感到发冷，浑身哆嗦。她没怎么讲过以前的事。不论是国内战争，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没怎么讲过，那都在她的记忆中，是最沉重的回忆，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对妈妈来说也是一样，过往尤为重要。标准的生活秩序保留了下来。在我的成长阶段，他们从幼年起就要求我举止得体。我记得我有一张很结实的小桌子，还配有一把小椅子。小桌上铺着小桌布，另一张桌布（亚麻的！）稍稍遮着我。吃的东西装在漂亮的儿童餐碟里，是德国产的，带花纹。小银叉子，就像现在柠檬用的那样，我记得，我应该象成年人那样用小小的食指压住。胳膊肘不能放桌子上，坐姿要挺直，不能弄脏......食物都给我切开了，我满七岁的时候，刀和叉（都是银的）送给了我。饭前会有人说：“洗手！”，还要把自己收拾整齐，不仅要洗手，有时还要洗大腿，把头发梳平整，干干净净坐到桌边，让人看着舒服......这一切都成了习惯，是第二天性。没什么困难。

我们所有人，孩子们，我，还有我们熟人的孩子们都应该对大人礼貌，要很正式，哪怕只是在刚见面的时候。我很早就能清楚地讲话了。能认出大人，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和父称--我们没有别的介绍自己的方法：成年人之间，尤其是女士之间就是这么称呼的。男人们和女士打招呼时会亲吻她们的手。男人们之间，尤其是以前的军人们之间则是另一种习惯：他们互称名字，经常是昵称，爸爸是廖乌什卡；或者称呼姓。每个人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关系远近。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时，大人们会伸过手来，我们这些小姑娘应该单腿“行屈膝礼”，请安礼，有时叫“弯膝鞠躬礼”。有时候和亲近的人，可以简化成“动动脚”，但姿态还是保留着。男孩的事我知道不多，但我觉得他们应该用力地磕一下脚。大人通常会喜欢我们，会把我们拽到他们身边，抱一抱，聊一聊，回答问题，但都是他们主动这么做。随着我们长大，走过场的形式逐渐缩减，我们自己应该知道，根据场合应该怎么保持自己的举止。现在这一切，当然，已经完全都改变了，已经成了很遥远的过去。

1926年1月，我“好看地坐着”。

拍这张照片是为了寄给欧洲的亲属和朋友。

他们告诉我坐下来。不，他们还说，坐得好看些。

我记得，他们不喜欢，让我有些生气了......就坐得好看了。

爸爸笑得很厉害。

那时，我和其他孩子很少交往。邻居铁路员工或是没有小孩子，或者我不认识他们。认识的家庭中或者完全没孩子，或者年纪都比我大。离我们不远住着奇妙的哈里托诺夫一家人。有父母康斯坦丁 彼得罗维奇和玛丽亚 安德烈耶夫娜，和孩子罗马、塔尼娅，好像，还有大女儿穆霞。他们家的境况不像我家这样，因为康斯坦丁 彼得罗维奇早就在哈尔滨，是负责人的地位。他们有个带大花园的漂亮房子。有的时候会邀请我们过去。我在院子里玩，或者看罗马的小士兵收藏：地上是整整的展览。但哈里托诺夫家的孩子都比我大，我了解他们不多。很快，他们家就大难临头了，玛丽亚 安德烈耶夫娜感冒以后突然死掉了。这种事倒是常有，但灾难在他们身上产生了难以弥补的影响。我们大家都很悲伤。我永远记住了他们。塔尼娅后来嫁给了果利亚 苏普鲁诺维奇。我听说罗马去了俄罗斯，成了医生。在哈尔滨时，当我稍稍长大的时候，我们还偶尔能遇到，已经“几乎像是同龄人”了，后来我通过熟人想尽办法找他们。可没办到。

我们中心街上，有时会有熟人带着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来。伊万 弗拉基米洛维奇 冯布列维尔经常大咧咧地带着女儿或者自己来这儿。他曾是政法学校的学生，或者中学生，以前不是军人，在一家德国公司上班，公司好像叫“昆斯特和阿尔伯斯”（Kunst and Albers）。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我想，他认为我家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他离了婚，在轮到他照看女儿的时候，他会和她一起来，有时留她过夜。女儿叫叶连娜，就是列娜，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只叫她“穆佳”、“穆杜霞 布列维尔”。父亲有时尽力用德语和她交谈，教过我们这种语言！也许穆佳、穆季卡，就是从德语那儿来的。她是个可爱的、沉默寡言的女孩子，举止很好。父亲也喜欢和娇惯她，但偶尔还真吓唬她，这让我妈妈很生气。穆佳有一头漂亮的带些棕红色的浅色长发。我真的希望她的生活能顺利如意。我完全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三十年代末，几乎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布列维尔去了德国。

穆佳和我在我们冰窖的小丘上

中心街。

И. В. 冯 布列维尔 和他的女儿穆佳（他的左侧），和我。

还有库兹明一家，他们带着女儿吉拉到我们家来。她年纪比我稍微小一点点。库兹明弗谢沃洛德 伊万诺维奇（？）以前是近卫军步兵近卫军团的军官。两家见面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吉拉了。我是不久前知道她的情况的，她在哈尔滨嫁给了鲍鲁摩尔德文诺夫（伊利亚？），他们去了俄罗斯，养大了“三个优秀的孩子”，好像是在莫斯科。除了在我们家里和孩子们的这些会面，当然，也少不了组织庆祝活动：新年枞树晚会、命名日、生日。那时孩子们形成了几伙人，但友情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我有个例外：有一次，有个在我家参加新年枞树晚会的女孩，她那时候还“很小”呢，才五岁，而其他孩子是七岁左右，这个当年的小姑娘过了几十年之后找到了我。她手里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她坐在圣诞树旁，我们这些大孩子站着。她是费奥多罗维奇海军上将的外孙女，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她外祖父穿着海军制服的样子。和她，伊琳娜，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见面，成了好朋友。她把自己从前的名字，很有可能还有她以前的一些其他名字都改了，她后来成了教授，以艾琳 柯克的名字出版了几本书。是个很有趣的人。我经常能想起她来......

中心街。在我的命名日上。1929或者1930年。

坐着的是伊琳娜 娘家姓库尼娜（后来的艾琳 柯克）。

从左至右：穆佳 布列维尔，我和吉拉 库兹明娜。

因为我能交往的孩子数量很少，结果，我是在大人中间长大的。这在那个时候倒也不少见。大家对我都很好，但远不是所有人都一个样子。和有些人我仅仅只是打个招呼。在多数情况下，我父母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男士和我聊天时，会讲些有趣的事。我求知欲很强，很容易引起我的好奇心。有些人和我一起玩牌，我总能赢，直到大家都厌烦了，最终他们开始赢我。这让我心生敬意。于是大家都很开心。爸爸的朋友通常都是些爱逗乐、说话俏皮的人。不幸的是，他们渐渐都四散而去。去了上海、美国、欧洲，各有去向。我记得很多名字，即使有些人我了解不多，我也记得很多人的面孔。不久前我从一个在巴黎长大的人那里得知，爸爸那时候是远东前近卫军官联合会的秘书，他保持着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和欧洲等等。

除了爸爸的朋友，我们家那时还有妈妈的熟人和我的朋友们来。那时候人们是怎么见面的，已经很难猜测。我们在哈尔滨从来没有过电话。极端紧急的情况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但对于不是很极端的情况，我想是预先商定好的，请别人转告，或者写信。邮局、邮差，就这些了。有邮包和信件来。妈妈和爸爸一样也工作，但我知道，她偶尔会去喝喝茶，女士们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时光，大概，也会说现在，但我知道，最主要的是交换有益的消息。比如，烹饪的配方。

她们到哈尔滨的时候，通常不会做饭，她们不单单想学会做饭，还要复原她们太想念的美味的饭菜。按照妈妈的请求，堂表兄弟们从巴黎给她寄来了两本法国烹饪书。她在里面找到了几样简单的菜谱，她照着做了，也分享了这些菜谱，比如，各种蔬菜，或者奶油白汁儿的菜肴。另一些人找到了制作葡萄干蛋糕、蜜饼和大蛋糕的方子，也分享了出来。大甜面包（通常在复活节烤制的圆柱形面包。--译注）我们做起来就比较难了。手工和面都是在一只大陶罐里，这是爸爸的活儿。烤箱不太可靠，用劈柴烤热不太容易。逐渐就放弃了这件事，有一、两次吃到好吃的大甜面包，那是在外面预订烤出来的。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没有。柳德米拉 尼古拉耶夫娜 克拉索夫斯卡雅是两个出色的儿子的母亲，儿子都比我大，她的亲人都留在了波兰。妈妈从她那儿拿到了特别好吃的鸡肉大馅饼，还有爸爸非常爱吃的圆白菜烤馅饼的方子，妈妈把圆白菜切得很碎很碎。烤馅饼是她的拿手好菜之一。后来也成了我的。妈妈的菜谱不多，但凡是她做的，都始终如一地好吃。即不会煮过头，也不会煎烤过头，而且对健康有益。也没忘了维他命。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家当然还有一些熟人夫妻，经常是没有孩子的，偶尔带着比我大很多的孩子来。有些人生活非常艰难，但有些生活很好。我记得穆哈诺夫一家，维维安 弗拉基米洛维奇，他们家在新城有漂亮雅致的住宅，面积很大，离花园街和阿什河街不远。他们家像很多别的家庭一样有个好厨子，有时邀请我们过去。还有对夫妻，姓盖克。他们有时候会送给我漂亮的银器，或者有趣的童书，很贵的......他们很早就离开了，走之前送给我一只银餐巾环。上面还刻着“送给娜塔莎”，而且奇迹般地，它没丢。现在还在用它束餐巾！还有米哈伊洛夫一家，米哈伊洛夫以前是军人。很喜欢大狗，把它们训练得很神奇。我记得，有一次他的莱克斯给我变了一个很棒的魔术。他让人喜爱的漂亮妻子玛丽亚 尼古拉耶夫娜，在我生病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来，给我背上拔火罐......还有位医生鲍里斯 亚历山大罗维奇 鲁宾斯基和妻子奥莉加 米哈依洛芙娜，有时给我们治病。还有萨维茨基一家，萨维茨基总是穿着一套漂亮的工程师制服，戴着制帽。他们住得不远，是个带园地的很好的公产房，有果树、马林果灌木丛等等。女士们在那里喝茶，我在旁边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我喜欢去他们那里。我想不起所有的人了。很多人把我父母请到他们家去，有的时候带着我。

鲍里斯 亚历山德罗维奇 鲁宾斯基，他的妻子奥莉加 米哈伊洛夫娜和我

我们家经常有人顺路过来做客，坐上一会儿，但一年总会有两、三次，妈妈会安排一次晚宴。邀请十个人左右，再多我们厨房里的圆桌子就坐不下了。叫几伙人。仔细斟酌一下叫谁和谁一起来，以防突然出现不愉快。晚上父母会亲亲我，再把卧室的门关起来，我很愿意听着熟悉的嗓音，听着人们活跃起来，然后甚至还有音乐声。我们有个上弦的维克多牌留声机，还有几张唱片。他们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舞、消遣。要知道，他们还相当年轻！哈尔滨，我听说当时完全是生机勃勃的城市，有剧院，有音乐会，大型舞会。这些事我讲不出什么来。在那个我成长的、常被叫作“难民”的环境当中，我想，我是听不到这些事的。

因为爸爸和妈妈两个人都上班，家里需要帮手，生火、做饭和收拾整理。在我出生前，有个中国人在家里做了不长时间，妈妈很满意，也常想起他来，因为他做饭尤其好吃。在我出生后，他们更愿意雇用女人，于是就出现了杜霞，非常讨人喜欢，她什么都不擅长做，只需要稍稍照看我一下。那时候没有学龄前孩子的托儿所，早晨会有另一个姑娘来我家，叫阿果奇卡，和我一起玩，教些东西，读读书。各个熟人经常会送给我娃娃，很漂亮，德国产的。但我不玩娃娃。它们太多了，得有15个左右，就像装饰一样摆在卧室的小架子上。它们通常连名字都没有。我更喜欢长毛绒的小熊，或者，比方说积木。当然还有画画、剪纸、换衣服装扮。还有跳舞......

特别幸运，我那时候有自己的“女士朋友们”，她们不工作，偶尔会来，就像来值班照顾我。其中之一是我的教母薇拉 叶夫根尼耶夫娜，那时她嫁给了拉夫罗夫 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她有时留下来陪我，有时把我带到一所漂亮的住宅里，他们有厨子和女儿薇拉（拉拉） 阿克萨科娃，比我大八岁，非常漂亮。她对我没什么兴趣。但教母就像我的父母一样，考虑我的教育问题，经常尽力教我些新东西。读书给我，有时是英语的，有时用法语，教会我钩针编织（只会一点点，是我的错！）、绣花，跟厨子订我喜欢的菜肴。我叫她薇拉阿姨，她对我真的是亲人。我很了解她，爱她。我九岁的时候，她去了上海，但只要有可能，和她的联络持续了一生。

薇拉阿姨坐在中间。

妈妈把我抱在膝上。边上坐的是薇拉阿姨的妹妹，穆玛（玛丽亚？）

我们当时的生活中还有一位女士出现的时间不长。我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出现的，相对来说，很快她就去了法国。很久以后，妈妈和我曾在她那里做客。她嫁给了一位招人喜爱的法国人，弗洛梅耶先生，他在波尔多附近有自己的别墅，不是特别大，但很漂亮，有葡萄园、大酒窖，周围还有农场田庄。他为人非常热情好客和讨人喜欢。

在哈尔滨，我只知道她以前曾经是皇后的宫中女官，她叫叶夫根尼娅 康斯坦丁诺夫娜，娘家姓希德罗夫斯卡雅，夫姓甘，但他们离婚了。她没有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她对我非常依恋。我也很喜欢她，并且和她有关的一切我都惊人地记得很清楚，虽然，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还不到六岁。

从左至右：“热妮娅阿姨”在哈尔滨；“热妮娅”阿姨从哈尔滨离开不久；

“热妮娅”阿姨在法国。

我和她在一起觉得很有意思，她学识渊博、想象力丰富，真是个出众的女人。现在我想，她想参与到我的教育当中完全是有意识的，是要培养我。开始我像称呼其他所有人那样称呼她名字和父称。但有一次她说，不需要这样，“叫我热妮娅就行”。我记得，我有些不安，就问，“那，能叫热妮娅阿姨吗？”她吓得闪到一边。“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可别叫我阿姨！！！”为什么？难道这样不好吗？可我有教母，薇拉阿姨......她寻思起来，说道，是啊，薇拉阿姨，教母，这是另外一码事。如果想叫我阿姨，那就叫我热妮娅姨母吧。就这样，她，以前的宫中女官成了我亲爱的热妮娅姨母，而且她参与了我教育上的方方面面。

她有时间，她不工作。来了就呆很久，也许，有时是整个上午，并且做出活动计划。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留在家里。她给我读过书，但通常都是自己讲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些什么。偶尔会讲起其他的国家，意大利、瑞士、荷兰，讲那里的人，和他们做的事，讲天气。也许，她以前到过那里......然后我们一起画出这个细节，或者做衣服、小帽子，跳舞......塔兰台拉、查尔斯顿舞，唱歌。我小小的，眼界窄窄的成长的世界！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在园子里玩。

和“热妮娅姨母”在院子里

有时候她给我拍照片，会仔细地排演。我记得，有时她把我领到自己家里，也许是在雅贡诺夫那个高楼，往下的景色，但我想，她那里只有一个房间，可的确很舒适。有一次我们去看马戏......我可开了眼界。

不仅这些。她还负责我的仪表：尽量学会走得从容、优雅，手要放得好看。甚至眯缝眼睛卖俏，作出陶醉的表情。这方面我没有天赋。我们两个人做鬼脸、挤眼睛，玩耍作乐。

热妮娅姨母拍的照片

我从来没在栅栏旁边坐过这么久，也没在那里玩过这些玩具。

就像没用喷壶浇过花坛。

我记得，在她组织这个场面并拍下来的时候，我还想：

“瞧吧，以后不定什么时候我会以为，当年就是这样的。”可其实从没这样过。

妈妈告诉我热妮娅姨母走了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伤心。我们没能告别，因为我得了传染病。但她给我留了一个巨大的娃娃作礼物，大得惊人，差点比我还大。它在小架子上和别的娃娃挤不下，就独自不定坐在哪儿了。但它有了名字，叫索妮娅。

关于我的童年，和那时我的父母，我一般会很乐意去回忆。很快，他们的日子就变得不再轻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困难和各种不好的事情出了不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我们在中心街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主要的问题，我会说是与健康相关的。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都很结实，但我们还是常生病。

我尤其经常生病，而且病得很厉害，不仅是伤风感冒，和小儿的疾病，还有某些传染病、外国怪病，比如急性阿米巴痢疾。给我服用了乳酸杆菌素，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几周、几个月，我都被严格限制饮食。开始是科列尔金医生给我治疗。我父母非常喜欢他，也信任他，但他走了。然后是梅博姆医生。我自己就很喜欢他，而且记得他，但很快，他也走了......

我得过各种各样的病，有一次我们的狗里面的一只得了狂犬病。我们家一直养着狗，通常是一到两只，但那时有人送了一只。它有几天没回家来。然后突然就回来了，躺在自己从前的地方，结果它是病了，是传染病。人们发现了。它倒是谁都没来得及咬，但为防万一，给我打了好像50针，疫苗，用大的注射器，在肚子上。第一次我吓坏了，开始挣脱，但妈妈给我解释说，不能这样。要忍着。既不舒服，还有些疼，但我再没动，也没吭一声......忍住了......

为了能不断地观察照料我，可以说，妈妈干了计时工，做几家进口公司的代理人，或者，比方说，中国大街上松花江药房的代理。她没应承任何地方的固定工作，就为了在任何需要或者重要的时刻能和我在一起。她总是急匆匆的，在间休的时候往家里跑。冬天街上很滑，有薄冰。她摔倒了，伤了脊背。此后的大部分日子里她的后背没断了疼痛。但她没抱怨。非常克制。夏天的天气有时也不娇惯我们。有倾盆大雨，有暴雨，有酷热。春天通常还有来自蒙古的风沙。人们都说：“戈壁在呼吸！”我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呼吸的，大概是遮上围巾，但他们把我的整张脸都用薄薄的丝绸面纱裹住了，否则嘴会进满沙子......蒙着面纱，我可以散步，可以到园子里，大人们都去上班了......

爸爸也很忍耐，很坚持，但他有胃溃疡。这大家都知道，这可不是个让人高兴的事。早晨他要吞下几个生鸡蛋，然后去上班，去“管理局”，那时候都这么说。

爸爸和我在中心街

管理局那里也不顺利：乌云密布。我不打算讲细节，中东铁路管理机关开始出现新的摩擦，展开了对话，还有新的条件。根据新规则，俄国移民，当时我们就属于这类人，不允许在那里工作。只有苏联国籍或者中国国籍的人才能留下来。爸爸没有选择：我们三个人，成了中国国民。给我们发了中国护照。这是一张大白纸，带着我们的照片和有关我们的各种汉字写的信息。（我保存了照片复件，是后来翻拍的。）

我们的中国护照

这无论如何也不会惊扰到我，但爸爸很艰难。此外，护照还不是全部。他还要学习汉语，包括汉字。我不知道谁在那儿都教了什么，谁审查了，但爸爸有了一些白色的小卡片，上面，一面写着很漂亮的汉字，它们的发音和含义写在另一面上。爸爸有很多品质和才华，但学语言，而且是东方语言，让他很为难。我记得，他下班后疲惫不堪，坐在自己书桌旁的灯下，集中精力记着什么。这吸引了我，我好像还稍微帮了他，帮他看着，读俄语的含义。我那时候能稍微阅读了......

已经过了1929年。我长大了，父母决定把我送学校去。选了我们那时有名的、非常好的克拉夫季娅 巴甫洛夫娜 切斯诺科娃预备学校（很多人回忆和记录了这所学校。我们大家，这些以前的学生，还心怀尊敬和感激记得它。相当详细的有关这所学校的记载可以去读Г.В.梅利霍夫的书《白色的哈尔滨，二十世纪中叶》。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故事）。在9月8号，我的命名日，阿德里安和纳塔利娅，有人第一次给我带到学校去。

我第一次去学校！

1929年9月8日。我差一点不到六岁。

是谁带去的？我想是爸爸。他很快就成了家长委员会的成员，立刻就被选为主席。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五年。不论是换来换去的家长们还是克拉夫季娅 巴甫洛夫娜，大家都喜欢他，克拉夫季娅 巴甫洛夫娜很看重他的出任和影响。

对我来说，去学校成了高兴的事件，生活改变了。老师都很优秀，学新的东西也有意思。教室里都是孩子，坐在课桌后面，离得稍微近一些，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和别人交流。那时候负责我们预备一班的是特别可爱的、已经不很年轻的布拉尼斯拉娃 伊万诺夫娜。她一切都讲解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把主要的规则了解得一清二楚，能背诵。记了一辈子。还有伊丽莎白 弗拉基米洛芙娜 马林诺夫斯卡雅，她教我们做体操、唱歌和跳舞。她一切做得都很出色，不用看着琴键就可以演奏钢琴，嗓音也好听。还有神甫，科切尔金神甫，我们跟他学会背诵祷文，我们记住了，我至今还记得！然后他引人入胜地给我们讲些什么，比如，讲圣人们的生活。把我们这些孩子教育得很好。没有强加给我们任何思想，他们尽力让我们成长为善良的好人。我们的老师们都是这样。他们都努力使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学会各类科目和必须要掌握的知识，期望我们集中注意力和十分努力，学校里始终笼罩着紧张和勤勉的气氛。老师们和我们一起学习，都是出自纯净的心。

我很喜欢去学校，喜欢和它有关的一切。妈妈给我养成了习惯，从傍晚开始，准备好自己的书包。把装着铅笔，蘸水笔和其他所有必需品的文具盒放进书包，一或两本书，本子，摆得跟砌砖似的，有习字用的，还有网格本子，有数字练习本和算术本。我们应该整齐地按行写，写出清晰漂亮的字体来。本子也很漂亮，灰蓝色，带粉红色的吸墨纸。吸墨纸用个不长的彩色带子固定着，粘在一幅画着小天使、小花束的纸板上......早晨，穿上灰蓝色日常制服，脖子上系好黑色蝴蝶结、束好皮带，就送我去学校了。我喜欢学习。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大概二十号，是我们学校的节日。开始科切尔金神甫做祈祷。我们站成一排排穿着白色的礼服，系着淡蓝色的花结领带，然后唱起《假如荣光》，然后在长长的白色桌子旁吃我们的早餐。碟子里是夹肉面包，某种甜食和苹果。好像还有一杯不太浓的热茶。大家已经开始说起新的节日，圣诞的枞树节，有演出，礼物和各种惬意的游戏......

我却没能看到这些。因为12月19号，在圣尼古拉节那天，我得了猩红热，我被送去了中心医院的传染病隔离病房。

妈妈和我一起去的，留下来陪我不再出门。我得的猩红热很重，还复发了。妈妈也病了，通知爸爸说，也许我们俩个谁都出不了这家医院了。可我们出来了，二月底回到了家里。两个人都很虚弱，有合并症不会很快康复，但算活了下来。我的听力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幸运的是，我逐渐开始听得不是那么模糊了。

渐渐地，我们的生活走上正轨。妈妈开始上班，我上学。为了听得更真切些，我坐在第一排，但功课落下了，没法完全跟上班级的进度。

这个学年我算失去了。只能再重读，但是这个春天还是能和别的同学以同一水平参加一些活动。这样，为了每年一度的学校柳枝节集市（专卖玩具、食品、杂货等。--译注）我们做了各式各样的纸制装饰物，柳枝节树枝的花饰，画了画，塑了些东西。

1930年春天。在切斯诺科娃学校的柳枝节集市。

看得出来，我的头发在得过猩红热之后是剪掉的。

舞蹈课。我已经长高了，所以是在最后的几个人之中。

队尾是伊丽莎白 弗拉基米洛芙娜 马林诺夫斯卡雅。

同时，在年末演出的戏剧当中给了我一个小角色，那部剧简直是太成功了。在波兰之家漂亮的大厅里，布置好了“四季”。缝制了专门的服装，做好了额外的布景。各种道具。我是三个小精灵之一，这三个小精灵应该跑到舞台上，用漂亮的、长长的传声筒高声通告动人的“春天”和它所有的一系列的东西临近了。可在最后关头，喊了“上台！”，却忘了给我们手里塞传声筒了，我们就使尽力气用攥着的空拳头大声号叫自己的台词：“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是金色春天的信使！”等等。观众们不知道传声筒的事，也没发现失误，但我们还是很懊恼。这部剧的确既生动又有丰富的表现力。后来，一切就变得俭省和缩减了。城里的整体情况改变了，再不是从前的样子，而且，这理所当然地反映在所有的事情当中。

演出剧目《四季》

穿着这样侯爵女儿的服装，我们跳了四人的小步舞。

时间来到1930年，在三十年代的满洲和哈尔滨发生了很多事。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摩擦开始增加，最终，表现出公开的冲突。以前我不知道细节，现在我也不打算说这些事。我只说一件，爸爸在中东铁路的工作丢了，被开除了。因为这个，当然，公家分配的房子也到头了，工资也许不算高，对明天的日子也没有信心。和中东铁路，这条俄国人修建的铁路的联系终断了。需要重新开始某种新的生活了。

我父母的生活迎来重大的转变阶段。我们从中心街的小房子搬到了新市邮政街附近，阿什河街上的一所住宅的半地下室。我觉得，开始阶段我们是靠妈妈的工资生活。她也开始往家里带翻译还有打字的活儿。手也害了病，她太累了。爸爸也无事可做，没有工作。真是太艰难了，他变得很忧郁。但没有浪费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还学习一些办公知识。

爸爸和我。在阿什河街。

城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松花江漫出了堤岸，淹了部分城市，几乎整个埠头区都淹掉了。也许因为这个，出现了霍乱疫情。我们大家脖子上都挂着绳子拴着的小铜牌子。我不知道它能为预防霍乱带来什么好处，但我们没得霍乱。我还是那样，不管那时候，还是后来，总会染上传染病。能威胁生命的，比如，当地的血液传染，还有其他严重的危险。但有妈妈照看我，也有上帝直接帮助的情况。都扛过去了，我们就不再去回忆了。对我父母来说，那真是艰难的时期。

当时还有另外一件事。在三十年代，悄悄进入的日本人占据了满洲和哈尔滨。满洲改名为满洲国，或者满洲帝国，而且，像人们说的那样，成了日本的傀儡国。确实，这逐渐地使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诸多改变。对我们卡纳别耶夫家来说，这首先意味着我们的中国护照被收回。（就是那时候，爸爸把它翻拍了照片复件。就是我现在保存的这张。）我们成了无国籍人士。没有国家保护我们。

很快就开了俄罗斯移民事务局，看似是保护，但我现在记得，根本就没什么保护。相反。我们大家应该填写有关自己的详细的表格，带照片的。作为交换，给我们大家发了一枚盾牌形状的小徽章，上面有我们的个人编码。我们应该始终把这枚小徽章戴在明显的地方，在大衣上、连衣裙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找到，任何时刻都可以被找来：我们大家都被编上了号码。

爸爸

爸爸的衣襻上别着那枚带号码的盾牌形状的小徽章。

也就是我们大家逐渐地都应该佩戴的。

生活还是要继续前行，逐渐，爸爸也在进出口公司谋得了不错的办事员的工作，自然，一切都好转起来。但时间不长。过了三年，又因为什么新的情况，公司彻底关掉了，老板被杀，确切地说是被打死了，不知道是被谁和因为什么被打死的。爸爸了解他不多，但知道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女儿们是富人协会、俱乐部等等的知名会员，城里能感觉到那种休克状态。爸爸又丢了工作，其他很多人开始认真考虑离开的事了：他们去了上海，去了美国，去了澳大利亚。

走掉的那些朋友，我知道，也记得，建议我们也离开，去上海或者，比如说去朝鲜，那里被认为也很好。

妈妈很想念欧洲，但到欧洲太远了，而且对象爸爸这样的俄罗斯移民来说，在那里也很困难。有段时期，有位爸爸的远房亲戚从巴黎来我们这儿，尼娜 阿纳托利耶夫娜 涅谢尔罗德（伯爵小姐，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的孙女。--译注）。她比我父母年长，但很了解他们俩：她在彼得堡就和妈妈要好，爸爸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认识他。也许我父母就是在她家相识的。

“尼娜阿姨”

尼娜 阿纳托利耶夫娜 涅谢尔罗德

她的事，我们以前说得少。我始终只知道，我父母是在彼得堡订的亲，但推迟了婚礼，决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再说。可战争没有结束。他们跟我说过，他们是在战争期举办的婚礼，就在尼娜 涅谢尔罗德田庄的一间小教堂里，是在察列夫申纳（萨马拉州，伏尔加斯克）。显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亲近的朋友，尼娜是我的“尼娜阿姨”，我这么想，在中国，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对她更好。但她不喜欢哈尔滨。她去了上海，死在了那里。也没再回欧洲去。她的儿子，季马 乌索夫住在巴黎。我们后来在那里看到过他，见过面。他成了俄罗斯罗曼斯歌手。一副好嗓子，弹吉他，相貌很英俊。他在卡巴莱式夜总会、在餐厅唱歌。那时候俄国人在巴黎很艰难。即使有这种可能，也不值得去，虽然对妈妈自己来说，环境也许会不一样？谁知道呢！

结果是，我们继续住在哈尔滨。我父母是怎么考虑的，我不知道，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更倾向于让我在哈尔滨长大，在一个他们看来平静的城市长大。上海是个港口，以气候糟糕出名，还有各种传染病，何况我病过那么多次。朝鲜也没有吸引他们，那里事情没有什么起色：爸爸的那个夸赞朝鲜的好友突然死了......爸爸逐渐找到了别的工作，但妈妈的工作通常和出国和外语相关，很快就彻底断绝了。这让她很伤心，这也不适合她的性格。

至于我，像从前一样，当着我的面，父母没讨论过不愉快的事和各种问题，只说不需要担心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也相信他们。我也的确很好（除了得病以外）。

爸爸为中东铁路工作的终结，从中心街搬出来这些事，仍然是我生活中的转折点。我的童年结束了，童年的早期形成阶段。主要的原则奠定得很牢靠，也基本上保持了一生。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好像，我大概是七岁。有意识的年龄了。

确切是什么时间，我没法说，是我猜测的，中东铁路给那些丢了工作的人时间，让他们稍稍站稳脚跟，找到新住处。收拾好东西，雇好搬运工具和搬运工。在往阿什河搬家的那天，整天都把我留在了薇拉阿姨家里，傍晚前才把我带到那个此前我从没看到过的住宅。半地下室，但窗子很大，两个房间，一个过道，一个小厨房，澡间和卫生间在一起，重要的是，澡盆有支脚，还有水。跟我们以前的家、那个达恰式的小房子相比，这一切都让我感觉是“城市”了，是文明。商店就在两个街区外，秋林、电影院......住处远不是那么阔气，但也不是特别差，我们就在那儿住了几年。

那里有几位邻居是我们非常看重的：牙科技师（需要的时候也是医生）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谢列日尼科夫，还有他的妻子奥莉加 亚历山德罗夫娜。他以前是军人，但有别于其他人，来到哈尔滨后，他立刻就开始学习，获得了新的谋生手段。

大家都说他是好样的。的确，他们过得很好。他们没孩子，都很喜欢我，打算视同己出。那时候从没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如果父母都很忙，谢列日尼科夫夫妇会很高兴照顾我。带我去松花江边玩，他们有个电机船。他们后来离开了，适应了新环境的时候，建议把我们也接过去。他们在美国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在奥莉加 亚历山德罗夫娜已经寡居的时候，我两次到加利福尼亚去看过她。她接待我真是太好了，总是置办像过节一样的酒宴，可她很快就过世了，有些奇怪。细节我不知道，虽然非常尽力去打听过。

在我们的新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学年期间，我继续去切斯诺科娃学校，逐渐我从它的高年级，三年级毕业了。通常就此那里的课程算结束了， 但克拉夫季娅 巴甫洛夫娜决定这一次开办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就这样，我留在那里又学习了一年。在此之前，我们从阿什河搬出来了。最初在邮政街住了不长时间，就在女子修道院对面，然后在吉林街，在刘的房子里，但不是在主厅，而是在小一些的那个，后院的。很舒服的住宅。

我在刘的房子的喷泉前

后来我们又搬了几次家，有时是自己决定搬的，有时是必须要搬。如果房子，像刘的房子，卖掉了，或者没收充公了，一般会给三天时间搬走。爱去哪儿去哪儿！而且要赶快！

切斯诺科娃学校的地址也改了，也去了吉林街。房舍小了很多，也比以前简陋很多。学生也少了。我们重新组织起来的一年级总共才三个人：阿迦 黄，医生的女儿，后来成了钢琴家；和我要好的尼娜 斯特列尔科娃，但后来她怎么样了，我一无所知。当然还有我。

尼娜 斯特列尔科娃，阿迦 黄，我坐着。1934年。

我们班完全是克拉夫季娅 巴甫洛夫娜亲自带，怎么样呢？当然是太好了。爸爸已经是第五年担任家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让她特别高兴。她爱爸爸。现在我想，他的出面和看法帮了她的大忙。后来他们成了朋友，我父母和她偶尔会见面。我对这所学校，和对克拉夫季娅 巴甫洛夫娜本人有着深深的敬意、温暖和感激。

克拉夫季娅 巴甫洛夫娜 切斯诺科娃

周围是孩子们的手工。

在这所学校好像没有交下什么朋友。之前我们没约在家里见面过，学习结束了，都分散到了各个学校，或者国家。就此失去了联系。后来学校同学们那些熟悉的名字，他们的成就和顺遂的生活在这里、那里都能看到，但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建立起联络。

就此，我本可以结束这篇关于我们--卡纳别耶夫家的文章了，因为我想讲的那段时期已经到了尾声，我的童年也结束了：我大概已经十岁了，奔着十一岁去了。

切斯尼科娃学校之后，父母没再把我交送到俄国学校去，而是送到了一所新的、非常值得期待的英国学校 ，当时就在乌克兰之家，在新商街。我们整天都在那里，一直到下午四点，学校提供好吃的、热乎乎的早餐。老师都很有经验，通常是英国人。注册的学生足够多。班级不小。我们都被以姓氏称呼，对员工们来说，我很快就成了“卡纳别沙”。我们要讲英语，唱英文歌，有时候，会用一些英国知名的乐曲为我们创作歌曲。上演过戏剧，还有演出、体操。那里有个教师是俄国人：雅克维茨先生，知名的运动员。早晨他组织我们早祷，由校长来念，然后“右”或者“向左转！齐步走！！！”（right或者left Turn！Forward march！！！）。我们就转向应该转的方向去，两个人并排走向自己的教室。有太多有益的、引人入胜的、有趣的东西。非常好。正是在这间学校，我生活中出现了第一批亲近的朋友，和他们的联系时常中断，当然，还是保持了一生。

我们在新商街上乌克兰之家的英国学校的班级。

老师：费奥多罗夫先生 即弗拉基米尔 米谢维奇，莉扎 鷗外和我，

在鲍利亚 马马采夫那里做客。

站：舒拉 卡尔米洛夫，我，瓦洛佳 斯塔里科夫。

坐：奥列格 布拉索夫（希多尔丘克），瓦连京 托波尔科夫。

其他人不认识。

或者是他们找到了我，或者是我找到了他们，我们在世界各地兴奋地相遇。我记得，很多年之后，我去芝加哥附近一所漂亮的房子做客。大家开始回忆，你就看吧，又打起电话来，往华盛顿，往圣弗兰西斯科。“卡纳别沙来了！！！做了烤馅饼。圆白菜馅儿的！！！！”后来得知，新年他们过得很简单，在家里。“我们吃了你留下的圆白菜烤馅饼。解冻的！”瞧，难道不是很感人吗？

但我们在学校的好日子并不长久。政治事件不会毫无痕迹地过去，大概是1935年。日本的政权壮大起来。有一天，我们学校的英国老师像风一样吹得无影无踪。离开了？我不知道。我希望不要比这个结果更糟。他们被替换下来，换上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俄国人，朝鲜人，只要会说英语。有些课程直接就取消了，缩减了。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一下子就变少了。教学质量变差，但演出和唱歌保留了下来，只是我们通常开始唱日本歌曲了。在一出戏剧里，我们三个女孩，穿着和服、戴着黑色的假发，跳了舞，用英语唱了歌，说是：“我们是开心的日本女孩，从大海那边来，”等等。至今所有的歌词我都记得，还有怎么扇着扇子，蹦蹦跳跳，我都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歌词。家里的女邻居，是个可爱的日本人，建议为这次演出借她真正的和服，还有漂亮的和服用的宽腰带。结果我打扮得非常华美......

爸爸和我在松花江畔。1936年。

当时的教学越来越差，我父母还有一些人决定把自己的孩子转到另一所英国学校去，那里，大家觉得还保持着标准。这所学校在埠头区，地址不记得了，但离清真寺还有犹太教会堂不远，大概在炮兵街上的什么地方，骑兵街附近。我是坐公交车去那儿，我早就不用送了。那里确实要好得多。教师说话有时候会带口音，但熟稔自己的教学工作，有几位经验丰富，是很有天赋的教育工作者。我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瓦希亚金先生。教地理和各种自然科学的是费奥多罗夫先生，我觉得他有美国教育背景。教历史、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是韩先生，朝鲜人。柳希夫人教法语；教俄语，准确地说是俄罗斯文学的，是阿尔塔莫诺夫先生。日语也需要学，还要知道适合的歌曲。在正式的典礼上，墙上挂着巨大的肖像：一侧是日本的皇帝，另一侧是满洲帝国的皇帝。我们通常会排成队列，有人用日语大声喊出口令，按照口令，我们先向着日本皇帝，再向着我们的满洲皇帝行九十度鞠躬礼。就那么弯腰站着，等到喊出最后一声命令......

在那个时期的学校里，学年的终末从春天改到了年末，在十二月。这样，在我们班级我们成了提前好几个月的毕业生。给我们发了一些文件和证书，很快整个学校就终止了自己的存在。它被关掉了。应该说，别看有很多困难和那个时代的信心缺失，还是给予了我们良好的教育。随着时间推移，不论身处哪里，就我所知，大家都接受了高等教育。这在很多方面多亏了我们的老师们。至于说亲近的朋友，在这个学校里也出现了几位。至今保持着联系......

学业结束，从学校毕业之后，我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也更积极了。我们当时已经住在花园街奉天街街角，朱的房子里。

朱的房子，花园街，奉天街街角。

我们在这儿从1938年住到1942年。

在街角旁边还有间中国铺子。

铺子有个巨大的中式茶炊。

夏天，大热天人们买开水喝和做饭用。

我记得，我们买过是为了洗澡，倒在盆子和浴盆里，

为的是在家里就不用烧水了。

房子很好，在二楼。我们很喜欢这套住房。但1942年，房子或是卖掉了，或是充公了。不得不立刻搬家，我们就到了拉钦诺夫的房子，在大直街上，离辽阳街不远。那儿也不赖，虽说是半地下室，而且相比先前的房子，离各处都远一些。

我在拉钦诺夫房前的园子里。

那个时候我们徒步到处走。我上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培训班，学习了某些办公科学课程，买了私教课，学习各种外语，德语那时候开始成为重要语言。鉴于政治状况和日本与德国的轴心国关系，甚至连电影都开始只放德国片子了。很快，我就在埠头区的穆棱露天矿总事务处财务部谋得了一份普通职员的工作。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哪怕从很远的地方也都步行上班。不能指望公共交通了。下午3点下班，下班以后，我们都在家里吃饭，然后各干各的事。我去上培训班，有时去冰场，或者和朋友们去什么地方，朋友也都是五花八门，经常是很有意思的。在事务处我有个好友，年龄比我稍大，薇拉 维多利多夫娜 索博列夫斯卡雅，非常可爱的姑娘。后来我在莫斯科找到了她，我们通过信。

薇拉 索博列夫斯卡雅和我在埠头区

还有些我父母认识的大学生、年轻人，父母允许我和他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参加晚会，或者去江对岸。有几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有时作家、记者、诗人，会写献给我的诗。我认识一些女作家，像尤尔卡 叶连娜 瓦西里耶娃，儿童诗歌和故事的作者。也比较熟悉幽默作者巴别廖克-马曼迪（意为“违逆-慢慢地”，中俄文组合笔名。--译注），也很了解奥列格 布拉索夫（希多尔丘克）。后来我也找到了他，也通过信。他在鄂木斯克过世。我认识、很喜欢尼娜 扎瓦德斯卡雅，女诗人，在所有的观点上，她都是不同寻常的人，但尼娜死掉了，还不到十六岁。生活一点点的消逝，我偶尔会考虑，接下来会怎样。

接下来，迎来了1945年。7月我出嫁了，嫁给了B.老巴夺（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瓦洛佳），老巴夺烟厂的工厂主之一。1947年2月，我唯一的儿子米沙出生了，米哈伊尔（他2000年1月死在法国）。

我和儿子米沙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军队进入哈尔滨，在那里驻留了10个月。把成千上万的俄国人逮捕并押去了集中营。在很多人当中，我的爸爸也被逮捕，被押走，判处十年监禁，据我所知，1948年夏天他就不在人世了。我可怜的爸爸。

老巴夺工厂逐渐转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很快就完全被没收充公了。1950年春天，我们得到允许离开哈尔滨，我们马上到了天津，然后从那里去了欧洲，最初去的是法国。

妈妈和我们一起走了。

有关我的父母和我在哈尔滨的生活的回忆就此结束。后来发生的事，已经完全是另一段故事了。

照片拍摄于2014年10月10日 13：36

娜塔莎 威尔逊

Natasha Wil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