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胸有成竹出汉中

（文/李振峰）文同（1018-1079），今四川盐亭县永泰乡文同村人，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等。先祖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安徽舒城人，善政爱民，创办“石室”学校），文同的上辈三代皆“儒服不仕”，是一个书香农家。宋皇祐元年（1049）文同考中进士第五名，遂入仕。1073-1077年，先后任兴元府（汉中市）知府、洋州（洋县）知州。元丰二年（1079）文同赴任湖州（今属浙江）途中病卒于陈州（今河南淮阳）。文同墓志铭载：“其殁于宛丘也，梁洋之民悲思焉。”文同清廉爱民、兴利除弊、才学卓越，在汉中深得人心。

文同自幼勤而好学，13岁背柴到县城卖，因避官轿不及，受到鞭笞责罚，之后更加刻苦，“昼悉力家事，夕常读书达旦”，不到20岁的文同，就能文会诗善书画，成为了地方有名的文士。1044年，才学官声名重一时的大臣文彦博（山西介休人，历四朝50年，久居宰相）任成都知府，文同带贽文拜谒求教。文彦博看后惊叹其才，将文同贽文传示府学，让学生们作为范文学习，还称赞文同“晴云秋月，尘埃不到”。1046年，文同在乡试中考得第一。他作《太元观题壁》言志：“三十穷男子，其如胆气成。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周孔为逢揖，轲雄自吐吞。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此诗广传后世，成为激励青年学子的名篇。知兴元府前，文同先后在四川遂宁、邛崃（三仕）、浦江、大邑、广汉和陕西彬县、四川广汉、安岳、成都、仁寿等地任职，也数度入朝为官。文同任职地方较多，都留下了很好的政声文名。

从1072年闰七月任命知兴元府（次年三月到任），至1075——1077年十月知洋州，前后共五年多时间。当时的兴元府为北宋利州路治所之地，处秦、蜀、甘交通咽喉，为汉唐以来政治军事重镇，虽然文化教育发展稍慢，但丰饶富足的粮茶物产、发达的水陆交通、显赫的战略地位，“三代以来，号为巨镇”（《文同全集编年校注》），宋时兴元府经济实力超过唐代，是与开封、杭州、成都齐名的经济大都市，一直为朝廷看重。宋初，太祖第四子德芳曾封兴元尹及山南西道节度使，直接控制汉中。朝廷还规定，兴元府和利州路的官员皆要由吏部审官院铨选和任命。虽朝中有官员因蜀道难等视为畏途，如名臣、诗人梅尧臣赠别友人赴南郑作诗“苍烟古柏汉高庙，落日荒茆韩信坛”，显有古老荒凉之意，但其政治军事地位与自然人文环境高于西部一般州府。

从史料看，文同知兴元府和知洋州，都是他自请自荐的结果。文同上奏《谢就差知兴元府表》写“伏蒙圣慈以臣陈乞，特除授臣知兴元府，仍放朝辞者。便私之请，辄昧死以上闻：从欲之仁，遽推恩而下及。臣何为者？幸至是哉！……亟下武都之书，使纡南郑之绂，矧兹善地，实为邻乡。……但竭愚表，敢诬天鉴，臣无任感神荷圣，忭蹈欣跃，激切屏营之至。”虽然谢表是官样文章，但文同发自内心的感激显而易见。其时文同复汉州友人信札《回汉州郎中启》也表达了喜悦之情：“诏纶忽下，寻被下鸿恩。以李固解绶之乡，为阮咸出麾之地，求虽有自，得岂无缘。”后1075年文同知洋州又是“自请乞官”、毛遂自荐。在兴元任期未满时，文同就向朝廷上《奏为乞差知洋州一次状》，原因是家庭人口较多，贫困难济，“实以家贫累重，食口稍众，分减寄寓，颇难区处”。我想文同自请知兴元、洋州一定是他熟虑之举，一是汉中踞他老家较近；二是确实困难，“官到贫时方为清”，至今洋州纸坊办事处文同村（即筼筜谷附近）生活着文同第33代——36代孙120多人，建国后外出工作定居另有10多户人；三是文同对汉中山水秀美环境格外喜爱，如他在《中梁山寺》其三写道：“群峰南北争嵯峨，如深大壑翻众波。爱之欲把入图画，世无好手将奈何。”；四是文同虽以“中道”行世，但对变法新政并不认同，不愿入朝为官。

文同为官主张“上不害法，下不伤民”，每在一地，皆有善政，素有“廉吏”、“清官”的口碑。文太守在兴元、洋州任职期间，尽职恤民，造福百姓，政声尤其显赫，留下了“清贫太守”的千古美名。文同去世后，他的同乡同年好友范百禄为他作了墓志铭，称他：“公资廉方，居家不问资产，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己纳之阱中，必为出之而后已。”文同公忠体国、志向高远，秉持“报国无忘竭节，居官勿用论功”（文同《郡斋闲咏》诗）的为官之道。他在汉中期间，办的首要之事就是兴办教育。宋时地方官学分为府学州学和县学。

汉中本为山南巨镇，学风向盛，但因战乱等，宋时学风衰微，据史载，宋代兴元府进士仅有两人，洋州较多有19人（《汉中地区志》）。文同一到汉中就视察了城中学馆，见其规模狭小，房屋破旧，学生不多且年龄差次不齐。他认为舟车四通、土沃俗美的兴元府“饶财少文，未有进士”，此种情况下，兴办教育是首要之务。他上表奏请，乞赐详酌，特置学官，“先治庠序，择行艺之秀者，使掌之；风谕境内，使民遣子弟就学。暇日躬往视之，而诲导之”（范百禄《文同墓志铭》）。他安排对学馆进行修缮，使之面貌一新，又下发通知，要求百姓送子女上学。还上奏朝廷在汉中专设负责教育的官员，他亲自举荐品行好、有学问的司理参军潘行改任府学教授，认为潘“行能为之讲说经艺，教其对答大义，诱掖后进，孜孜不倦，日授月试，皆有条绪。”请求朝廷“就舆行改转使正，充本府府学教授”（《奏为乞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文同还亲自制定了劝、奖、训、励的兴学制度，还利用公余亲到府学检查情况、阅改试卷、登台讲训，鼓励学生发奋读书。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汉中“饶财少文”、“素无师范”、“少有文采”的面貌很快改变，史称“于是风俗寝改，向学为多。”文同在兴元、洋州任上，采取有力举措整顿治安，严厉打击剽掠抢劫盗匪，很快收到良好效果，广大群众衷心拥戴。史载，文同离洋州后任湖州前，在京受神宗接见时，还建言皇帝重视加强汉中的社会治安，认为汉中地域辽阔，又是秦蜀要道，为防凶盗抢劫等，请置尉吏于五丈原，或骆谷与华阳相援，以御绝其害。还针对百姓远道进京上访较多的情况，认为地方官吏不作为、推卸甚至压制，所致冤民废农桑、走数千里上访，违背了为民设官之意，请求对地方官积压冤案或久拖不决的，朝廷要加重处罚，使吏知恤职，民无痛苦。宋神宗对此两条建议表示同意。知兴元、洋州时，文同还分别上奏朝廷，修补加固了府、州城墙，加强了防御兵匪的功能，还增加兵丁、严密保甲，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文同一贯淡薄名利，但非常重视民众利益，爱民护民悯民养民之心可谓浓烈！洋州辖今西乡、镇巴等地盛产茶叶，当时边患严重、军马需求量大，茶叶运到河西走廊每百斤换一匹马，即“汉中买茶熙河易马”。朝廷实行茶盐官营，有茶榷法、盐榷法。洋州榷茶很重，每年40万斤以上。茶农保证质量数量，还要在规定时间内翻山越岭背运至兴元府上交，官府低价收茶，茶农无利；还有个“拍脑袋”极不合理的规定，即洋州茶农完成任务后剩余茶叶只许卖往四川，四川本属茶区，销售无门，茶叶大量烂掉；还普遍缺盐，农户怨声载道。茶盐榷法属朝廷变法新政之重要内容，一般官吏不敢论之长短。文同一心为民，毅然上奏《论官场榷盐宜预为计度状》陈述伤农之弊，请求朝廷体恤民情，修改或停止榷法。全面审阅史料，可显见此事风险极大。好在后来朝廷政策作了调整，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文同墓志记述：“……商旅不行，官盐复不继，于是民苦食淡……臣州榷茶虽久……虽利归公上，而民不便之。……诏为驰禁，舆诵欢然。”文同志高行洁、惠及苍生，千年以来，备受人们尊敬！

旧时官员皆儒学奠基，诗文书画有专多能，文同则格外突出，完全可谓多才多艺、文化大家，以学名世、卓尔不群。文同存世882首诗词、196篇文章，心智笔勤，不同凡响！纵观其诗文，充分体现了文同学养丰厚、眼光高远，文思泉涌、精彩潇洒。他的诗文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民生疾苦牵心挂肠。他写的《织妇怨》、《问神词》、《昝公溉》、《野老》等大量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的民生情怀，从他忧旱、祈雨、村居、田舍、采桑、耕作等文字来看，完全是一位平民诗人。他把百姓苦乐祸福与自己为官职责融为一体，令人敬佩！二是汉中情缘山高水长。文同在生命后期如愿在汉中为官五年，留下诗作252首，其中兴元诗93首、洋州诗162首，几乎占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数目内容巨赫，情感文采灿然！文同生长蜀中，相伴修竹茂林，毕生喜竹尊竹赞竹画竹，自称：“嗜竹复种复画”，在当时就享有盛名，黄庭坚称文同画竹“其笔墨之运，疑鬼神也。”陆游赞其“石室先生笔有神”，他传授画竹先要“胸有成竹”的心得作为著名成语流传千年。他的画技确实很高，开了宋代墨竹画风，成为我国画界墨竹始祖、湖州竹派领袖！

说到文同和他的诗画，有一位绕不过去的、与文密不可分的大文豪——苏轼。文同长苏18岁，文、苏关系可谓亦亲亦师亦友，互为终身知己。他们19年的友好交往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年佳话，汉中5年的诗文唱和往来更是文坛幸事！表兄弟查无实据，但姻亲却是不假，文同的三儿子与苏辙的女儿结为夫妇。文和苏家兄弟相处一起也不算多，但相知之深、相交之密、相处之好，世所罕见！他们同为蜀人但不在一县，同朝为官但原不认识。东坡先生是我国历史上的天才文人，他和苏辙与文同的忘年之交，形成了宋代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线。苏东坡在凤翔县任职时，1060年文同途经由苏辙介绍与苏轼相识，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从此无所不谈、相交融洽、情谊深厚，实属非同一般。心高气傲才大的苏轼对文同评价甚高甚多，用信服、尊崇、敬重之词毫不为过。他评文同：“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苏轼认为文同的文、诗、书、画都是其高尚道德的表现，德是根本、是精华！两人之间诗词唱和很多，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如文同写洋州景三十首，引来苏轼、苏辙、鲜于侁都以洋州为题各和诗三十首（苏轼诗后由清洋县知事、书法家石珩书写刻碑立于洋县），苏轼诗一首：“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生活简朴的文同看到此正在吃饭，即失笑喷饭满案，“失笑喷饭”遂传为成语，“清贫太守”亦成文同别称。苏轼嗜竹喜竹也画竹，他向文请教，文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苏轼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余不能然也。”苏轼为人刚直、坦诚透亮，易受暗算。他官杭州时，文同送行诗中提醒和相劝“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关心之深，溢于言表。文同去世苏轼悲痛不已，“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余闻讣之三日，夜不眠而生喟，梦相从而惊觉，满茵席之濡泪。”

时光流逝，一瞬千年；斯人虽去，丰碑犹存！纵观文同不平凡的一生，深感苏轼的评语中肯准确：“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

【作者档案】李振峰：大学文化，汉中市公安局退休干部，退休后撰写文章70多篇，在中省市媒体发表80多篇(次)，其中省级报纸刋发专版2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