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古往今来----坡子街（九）

坡子街的百年变迁见证着长沙城百年的沧桑巨变，它浓缩了长沙市场发展和城市建设，从20世纪初的起步，到繁华、毁灭、再生、停滞、恢复、腾飞这样整整一百年的曲折历程。回顾历史，感慨良多，让我们永远记住以下这些年份吧。

1904年7月，长沙开埠，长沙沿河地段“准各轮商指明租用”。开埠不久，就有日、英、德、意等国商人在坡子街小西门至大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到民国初年，位处小西门的洋行有日本盐川、大石、小岭、金泉、广贯堂、李林堂洋行，德国谦信、多福洋行以及意大利义信洋行等10多家。外国洋行的活动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小型分散的手工业经济，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1912年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回乡考察实业，10月31日抵长沙，在坡子街外小西门码头上岸，受到各界群众数万人欢迎。湖南各界为纪念先生开国勋绩，特改小西门为黄兴门，改坡子街为黄兴街，后因叶德辉等人极力反对而作罢。据《民立报》驻湘记者报道：“十月三十一日，黄克强先生抵湘。午前八时，谭都督、王军统及各司长、军警商学会团人员齐集黄兴门外义渡码头趸船。当时观者如堵，不下七八万人。一时三十分，黄先生抵岸，舢板升炮二十一响以表欢迎，都督登船略叙寒喧数语，先生登岸……与谭都督并辔入城，径赴行辕，休息片刻。各界欢迎先生者皆在教育会场等候，先生即往教育会场。首由仇君鳌略致欢迎词，三呼万岁。”
1925年12月17日，数千名工人学生从坡子街向沿江大道聚集，从日商手中强行收回小西门外的大金码头。1915年湖南官府将大金码头租与日本戴生轮船公司。1925年10月租期届满，日本商人竟与江西帮会私订密约续租，引起省会人民强烈抗议。10月8日湖南人民收回大金码头委员会成立，坡子街成为斗争的前哨阵地。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发生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坡子街全街毁灭，各业损失达300万元。“余太华”收藏的440颗汉印，顷刻间全部熔成了铜块和铁块，仅此项损失就远远超过了所烧掉的金银首饰。火宫殿安置了一批伤兵。当时，街道两头火起，伤兵们无路可逃，几乎全体殉难。“文夕”大火为抗日战争而起，长沙人民为民族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而在策划、运筹起义的过程中，坡子街是其重要的据点。坡子街乐新号1号昔为谢高旭公馆。谢系坡子街余太华银楼和丰亨豫钱庄经理，为人慷慨仗义。1949年唐生明受潘汉年指示，由上海回长沙配合其兄唐生智做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工作，住在谢家。谢高旭将其家眷寄居乡下，自己全心全意掩护唐生明开展工作，坡子街谢公馆遂成为长沙和平起义的联络点。
1956年1月，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坡子街各行业实现全街公私合营，标志着长沙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但在合营过程中实行大并大裁，许多老字号就此消失。今日看来，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条件下，过快地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省委书记的周小舟的陪同下，来到已实现公私合营的火宫殿饮食店，品尝了臭豆腐、炒牛百页、清蒸龟肉、米粉等小吃，极为赞赏。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正常的商业活动被扣上“利润挂帅”的帽子遭到批判，继而破“四旧”，砸招牌，关闭集贸市场，昔日繁华的坡子街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
1984年10月，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个体工商户重返坡子街，坡子街重现生机。
2003年5月，坡子街民俗名食商业街建设全面启动，坡子街的商业价值更加凸显无遗。
坡子街，儒商的气魄与胸怀
日本文化学家名和太郎在《经济与文化》一书中说：“非常有趣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担任文化交流角色的大都是商人和商品。”从长沙坡子街商业史略中，也可窥视长沙商业浓厚的文化氛围。著名的商业街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商业文化中形成的。商业街的形成与发展、兴衰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变化。
坡子街商业街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业都产生了许多名老字号。这些名老字号都坚持以信誉第一，倡导“市不豫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风格。坡子街的两家最早的老字号--玉和酱园和九芝堂药号都是靠诚信把生意越做越大的。玉和生产的玉醋从原料加工到酿造，再到成品包装，各道工序的操作规程极为严密，产品制成后要储藏一二年方可出厂销售，客户可先提货后付款，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经营之道。九芝堂药号进货非常认真，非正宗药材不采，药材采购回来后，必须按质分等，按质论价，诚实待人，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乙地货充甲地货，货真价实被视为经营之本。
湖湘文化对商贸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王夫之“商贾负贩不可缺”、魏源“货先于食”的商业思想是湖湘文化中的精华。从表面上看，湖湘理学是重义轻利的，但事实上，长沙书院学派的兴起，不但没有扼杀商业，反而促进了长沙市井的繁华。古代坡子街临近长沙府学宫、善化县学宫和省学院衙门，每当学院闳开，坡子街便熙熙攘攘，带来了餐饮、旅馆和纸张笔墨业的昌盛。而且儒家的信条“仁义礼智信”也逐渐为商人所接受，并成为商业伦理道德的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买卖公平、诚信无欺。因而以保护同业利益、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宗旨的行会应运而生，成为商业文化的一种形态。坡子街的财神会、老郎会、火神会虽是一种民间风俗，实际上又是一种严密的行会组织。
儒学既有鄙视商人和商业的一面，又含有“通商惠工”、“富而教之”的合理思想，即主张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让国人富起来，而富裕了就要拿钱办教育。坡子街的商人深受这种思想的薰陶，成为儒商的典范。如原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本系儒生，由于科举落第，青年时开始做粮盐生意，渐积巨资，在坡子街开设朱乾升钱庄，发行市票，投资近代工矿业，成为长沙首富。朱昌琳乐善好施，耗巨资办义学，修义渡，捐资13万银元疏浚新河河道，功授侯补道员。德茂隆酱园的创始人魏鹤林，亦是清末富商，他在坡子街开设德裕盐号、德裕茶庄，写有《盐法小志》和《茶法小志》，开长沙商人著书之先河。他富而不忘回报社会，曾捐银1000两兴办慈善公所。
坡子街商人的民族气节也令世人欣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坡子街“李文玉”、“余太华”、“同丰”三家金银首饰店店主及员工合捐1万元慰劳前线战士，《中央日报》曾作头条新闻予以报道。
纵观一部中国经济史，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停滞，完全是实行“重商”和“抑商”两种不同政策的结果。用“新儒学”来诠释“重商”，乃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新义利观。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长沙采取了“兴商”、“富商”的政策，这是坡子街商业街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