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一代文豪泰戈尔应邀来华游学。
泰戈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无论学识和风度都堪称大师风范，受到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计划在华游学一个半月，从上海再到北京，最后去太原。
泰戈尔
本来受邀请来中国游学，并进行学术交流，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却出现了一些令泰戈尔不愉快的事情：
泰戈尔在南高师（现东南大学）体育场里的演讲中，突然有一个学生发了一些传单，传单的内容对泰戈尔非常的不客气，甚至让泰戈尔赶紧回印度去。当他在北京演讲的时候，再次遭遇有听众冲诗人高喊口号，“亡国奴，请回吧！”，无论怎样，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对于泰戈尔这样的大师，仍然觉得有点不快。
泰戈尔访华与北大部分教职员
新文化备受推崇的时期，何以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师，到中国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是什么质疑了大师的权威，结合时代，或许此时的的青年，影响他们的有三个原因吧。
一、不能有效沟通，中国青年并未领略真实的大师风范。
泰戈尔的母语其实是孟加拉语，并且是印度境内的孟加拉语，不是纯正的印度语。其实泰戈尔还精通梵文，但是迎接泰戈尔的人当中并没有会梵文、且能翻译得恰到好处的人。
泰戈尔
负责接待的徐志摩，只能与泰戈尔用英语交流，所以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是首先的问题。
泰戈尔用英文演讲，不能完全诠释印度语的精髓，徐志摩再用汉语译一遍，难免味道又淡了一层，同时，不同的学生接受的能力也不同，最终难免味道又淡了。
无法领略真谛的学生，自然也会觉得大师不过尔尔。
二、泰戈尔性格平和，诗歌的内容并不能与当时青年的时代文化气息相吻合。
五四运动
泰戈尔的用语非常平和，这种平和而舒缓的气息，恰好与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并不吻合。新文化运动走出来的青年们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泰戈尔平和的语气显然不符合这样的青年心理。
泰戈尔造访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结束的时候，青年们更愿意以一种激进的，昂扬的情绪来改变生活中的一切，因为他们想用这样的态度来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
泰戈尔与爱因斯坦
这些青年，对于长期禁锢中国人民头脑的封建主义深恶痛绝，以至于他们无法区分封建主义与传统思想。很多修为很高的文豪都已无法摆脱非黑即白的观念，更何况年轻的学生，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不好的就是绝对不好的，历经五四运动洗礼，许多中国年轻人相信，“西学”远比东方的“糟粕”优越，对于盛赞东方文化泰戈尔，自然会被这些青年所拒绝。
若说需要，中国学生此时只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东方精神，在他们这里是完全不需要的。
陈独秀
三、领军人物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泰戈尔回国前夕，抛出了“泰戈尔在北京没说过一句正经话”的结语。此时的陈独秀完全沉浸在对革命的狂想之中，“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诗的灵的乐园、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来华也做出来消极的反应：他对泰戈尔来华评价到，“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毒物。”
林语堂
林语堂评价到，“泰戈尔以已亡国的国民身份，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本身就不够格。”
处于危亡中的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主要考虑的是民族生存的问题，对于泰戈尔来中国，是来文化交流的事实，他们大概都已经忽视了，文化泰斗们的态度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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