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 后疫情时期中国将出现的三个重要“加快”

陈宪/文 疫情后，全球各国都会出现因疫情冲击引起的各种变化，有关的分析、预见的文章已经很多。针对中国，笔者以为，疫情后，我国将出现三个“加快”：加快制度建设，加快深化改革，加快新经济发展。

加快收入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

在疫情全球蔓延、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经济提出的总体要求是，稳住经济基本盘，政策要以救助、纾困为主，需求刺激为辅。

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出台一系列与社会救助有关的政策，涉及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强化稳就业举措和阶段性价格临时补贴等，以及有关企业的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等措施。

必须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政策及其实施，普遍存在受救助面窄，救助标准低，发放周期长的现象。也许在常态条件下，这些问题并不存在，或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但在如此严重的疫情冲击下，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低收入群体暂时失去经济来源或收入锐减，需要社会救助加大力度、扩大外延时，矛盾和问题就凸显出来。

因此，在正在执行的社会救助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疫情冲击的特点，研究实施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社会救助政策，如发放现金津贴，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为什么这项在许多国家（地区）都已经采取的措施，在我国却迟迟未见推出呢？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是难以确定发放范围。当然，一如有专家建议的，也和其他国家一样，见人（家庭）都有一份，或者像中国香港，18周岁以上的永久居民一人一份，就没有发放范围的问题了。然而，中国大陆14亿人口，4亿多个家庭，这种方式确实不堪重负。

笔者相信，中国政府肯定考虑过发放现金津贴这个政策选项。但一人一份、数额有限，解决不了特别困难人群的问题；专门给低收入和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发，范围如何确定？有专家建议，给月工资8000元以下，或个税起征点5000元以下的人群发。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其一，广大农民没有按月工资的统计；其二，自谋职业和“打零工”的人群怎么办？弄得不好，会产生花钱反倒惹出麻烦，引起部分社会群体的不满。这可能就是政府未实施现金津贴的原因和忧虑。

反过来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确定发放范围？答案可能是唯一的，即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无法确定发放范围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公民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尽管对现在发放社会救助的现金津贴，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远水不解近渴，但这个制度是现代国家必备的，而且已经到了不能再无视、再久拖不决的时候。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全会还决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在这个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制度体系中，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为此，全会后不久，国务院就着手制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并在2014年11月发布，2015年3月起施行。

不动产登记，再加上动产登记，大致就形成了收入财产申报制度的框架。在房屋（实行不动产登记），股票、债券和银行账户等均已基本实名制的情况下，在信息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推进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做到。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

必须指出，在坊间，对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有误解和误读。例如，认为收入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针对反腐败的。这是很大的误解。

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其主要作用是确保足额纳税和退税，确保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就像要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现金津贴的社会救助时，收入财产申报就会告诉我们，这个群体在哪里以及人数或家庭数。至于其反腐败的作用，在需要时可以提供当事人贪腐的线索或证据。

又如，有不少人对我国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比较悲观，甚至认为不可能。必须承认，建立这个制度的难度确实很大，但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推进这项制度建设，疫情就在倒逼其适时出台。所以，发布并施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加快深化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

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对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提出了两点思考。

首先，从补公共卫生短板的角度，提出了政府职能如何进一步转变并准确到位的问题。其次，在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提出了政府运作成本和效率的问题。

2020年2月14日下午，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时强调：“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疫情以来，关于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与重建，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看来，“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就是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疾控中心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也看到将各级疾控中心从事业单位改制为行政机构，以及有关加强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很多建议。这就是政府职能的“加减法”，减少经济建设领域、行政管理领域的职能，加强社会、生态与公共领域的职能。这已经是一个基本方向，由此再进行政府机构的调整与改革。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在2019年11月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但在疫情期间向全社会公布，颇具深意。

这再次彰显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要原则的决心。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市场是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将得到完整体现。

这份文件从土地要素市场、劳动力（人力资本）要素市场、资本要素市场、技术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以及要素价格市场化、运行机制和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构想和意见，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发生如此严重的疫情冲击，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但各项支出却大幅增加。这就提出了上述第二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不存在系统性债务风险，也就不存在爆发全局性债务危机的可能。但受疫情后政府财政收入、企业营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下降的影响，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进而产生非系统性债务风险，甚至引发区域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

我国政府债务占全部债务之比为13.08%，在三大债务主体中为最低；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GDP）40%，远低于60%警戒线的水平。与美国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近1.1倍，更是属于低水平。大家知道，美国政府的高负债是建立在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基础上的，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借鉴和比较的。

因此，在疫情空前严重地冲击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中央政府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以有限的资金保民生、保小微企业，进而保稳定。唯此，在疫情后，就有条件激发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动力，求得重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正常轨道。

另一方面，通过继续深化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改革，找到更多政府减少支出的可能性。同时，推出升级版的“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大政府减少行政支出的力度，以提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在发生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也会发生组织的费用。但如何尽可能降低组织自身的支出，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就这个投入产出关系而言，政府和企业是一样的。

我们提出政府运作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就是设想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倒逼下，以政府改革为契机，缓解这一压力。这也有着较大的空间。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所谓新经济，其内涵主要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正式出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法。“十二五”规划指出：“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基础上，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继提出高技术产业后，对头部产业发展做出的新概括。“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七个产业系首次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三五”规划在“十二五”的基础上，增加数字创意产业，并将它们整合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与新能源）、高端装备与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数字创意等六个产业领域。

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又加入了相关新兴服务业（领域），可称为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明年将开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可以肯定的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增加新的内容，也可能有新的概括。

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进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产业集中体现了这样几个特征：

其一，高科技含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涵上与高技术产业是一致的。其二，先导性、支柱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先导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支柱性。其三，能够满足重大需求。一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将通过改变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四，高成长性。在“十二五”末（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8%。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9%，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收入的比重超过25%，所以，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目前已超过20%。2010-2018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快8.7个百分点，比GDP增长快9.6个百分点。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17.1%的高速增长。正是这一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增长整体下行的压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引领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做大经济增量，包括产出和就业。其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三，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其四，产生新的科技研发需求。

特别需要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在某个重大危机后得到爆发式发展，并使其在化危为机中起到积极作用。发生在我国的最近的例子，就是2003年非典后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消费行业都加入到互联网化。在疫情暴发后的三个多月中，我们看到，在5G技术的支持下，物联网、远程医疗、视频会议与在线办公等，已经并将得到迅速发展。从互联网化到数字化，其中蕴藏着化危为机的各种可能。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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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