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死敌苏联与德国，为何在战前大肆军事合作？

1941年6月22日，伴随着晨光中最后一列苏德贸易专列的驶出，部署在漫长苏德边境上的德军分三个方向以闪电战突袭苏联，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苏德战争就此爆发。

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苏联与德国的国家命运，也决定了二战胜利的归属，同时也标志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彻底终结。

战后的相互试探

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落幕，以及对战争发起者之一的德国彻底清算。除了要求德国及其盟友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责任，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等重要区域，放弃海外殖民地，承担巨额赔款外，还对德国的军事能力进行了极大限制：

凡尔赛和约签订

陆军不能超过10万人，军官不能超过1.5万人，解散德国总参谋部和军事院校，取消义务兵役制度，禁止德国拥有坦克、飞机、重炮、毒气、潜水艇等新式武器。这些条款不但激怒了德国军官团和民众，更让德国发现自己仅存的武装力量不但无法应对国内骚动，在面临波兰等新兴国家时，都很难自保。

相比于对德国的羞辱，协约国对苏联的压制和孤立更加直接，除了将苏联排除出凡尔赛体系，英美等国组成联军，在摩尔曼斯克、远东地区出兵干涉苏联革命，并且向苏联国内的反苏势力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鼓动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新兴国家构建反苏同盟，彻底孤立苏联。

对于国际形势恶化和自身安全的担忧，苏德放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敌意，开始试探性接触。1919年底，双方就借着遣返战俘问题开始磋商军事合作。

苏德军事合作力推者，德国陆军总司令西克特将军（中间带望远镜站立者）

1921年苏德达成秘密合作协议，苏联为德国国防军提供训练场地、原材料、军事物资生产基地，德国提供军事技术、资金、技术人员帮助苏联升级军工体系。德国国防军和红军互相派出事务代表，就合作具体事项进行协调。

1920-21年爆发的苏波战争，以及法国为了战争赔款接管德国鲁尔区事件，更加刺激了苏德两国对重新武装自身的渴望，并推动双方的军事合作走上快车道，1922年，苏德双方正式签订了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拉巴洛条约》，并附带了秘密的军事补充条款。

德国的工业巨头开始直接在苏联设厂并提供技术支持。比如容克斯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附近设厂生产军用飞机，并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苏德两国使用，苏德合作投资化学工厂并生产军用毒气。德国海军移交了部分潜艇图纸，并尝试在苏联开展潜艇试验工作。

容克斯公司制造的客机

魏玛时期的深度合作

度过了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混乱动荡的几年后，随着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和苏联最高层领导人的更迭，苏德双方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随着德国经济的复苏，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双方开始了在人员培训、工业设施和军事理论层面的更深层合作。

苏德的军事合作为战后德国的军事复兴储备了大批军事人才。1925年，德国在莫斯科东南郊外的利帕特斯克地区设立了秘密飞行学校，用于苏德双方航空人才的培养，先后有包括日后的空军元帅凯塞林等220余名德国飞行员和750余名空勤和管理人员在这里受训，这些人员构成了日后新建德国空军的基础。

德国空军元帅凯塞林

1926年，德国在苏联喀山设立了卡马装甲兵学校，用于坦克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1928年，德国克虏伯公司和德国冶炼公司秘密研制的初代坦克，以拖拉机的名义运送到这里研究。依靠着在苏联的实践，古德里安逐步完善着自己的闪电战理念。

在德国不断向苏联派出军事人员同时，苏联红军也在快速吸收德国的军事技术和技战术，除了与德国共用秘密训练基地之外，从1925年起，苏德双方就开始互派军官进行交流，特别是苏联有计划地选择有潜力的军官到德国军事院校进行培训，并观摩德国军队演习，为苏联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对外交流和学习的渠道，也储备了一批军事理论家和高级指挥官。

苏德军事合作的顶点，是1928年8月德国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对苏联的访问。这次访问得到了苏联的热情欢迎，除了安排专列接送外，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如伏罗希洛夫元帅等悉数参与接待，并且毫无保留的就军事技术和装备情况进行了交流。

苏德双方还在基辅组织开展了协同化的地空军事演习，并就延长红军军官在德国的培训期限，加强军工厂生产能力达成了共识。在此之后，双方的军事交流更加频繁。1932年，时任苏联副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率团参观德国陆军演习，德国陆军军械部部长博克尔贝格将军随后对苏联进行了回访。

图哈切夫斯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出于挽救经济的考虑，德国加大了向苏联出口工业设备和制成品的力度，并且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向苏联放开了限制。除了出口大批工业系统中最核心的工业母机外，德国技术人员还系统参与了苏联顿巴斯和乌拉尔煤矿的改扩建工作，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等苏联三大巨型拖拉机厂的建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工厂在随后的苏德战争中，成为了苏联生产T-34等坦克装甲车辆的重要基地，并最终成为了砸断德国战争机器的铁锤。

T-34

貌合神离的终结

苏德军事合作的基础在于双方对于打破凡尔赛体系的需求和重新武装自身的渴望，以及对法国、波兰等国家的仇视。

在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中，苏德军方各取所需，也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甚至在苏德关系因外交形式受到波折影响时，军方力量反而成为维护双边关系稳定的基石。比如在双方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纠葛之后，德国国防军多次向政府施压化解矛盾。但这一切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画上了休止符，双方的军事合作迅速从蜜月期转向冻结。

意识形态上的矛盾首先成为双方无法回避的难题，纳粹德国提出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对德国共产党迫害，以及为了重新武装而迎合英法所提出的「祸水东引」政策，使得苏联迅速开始担忧自身安全。此外，德国右翼势力对在德苏联公民和机构、使领馆的攻击，也大大刺激了苏联的神经。

双方基层士兵的交流不能掩盖高层关系的破裂

德国重新武装的加速也使得双方合作的基石松动，一直以来受制于凡尔赛和约体系监管的德国，缺乏生产军事装备，训练士兵的基地，苏德军事合作一直以来也采取秘密方式进行。但随着纳粹上台和英法放松了对德国的监视，德国开始在本土扩建军工厂并恢复大规模军事训练，这就使得苏联境内的训练基地和军事设施重要性大大下降。

在苏联方面，随着1928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完成，苏联初步具备了基础工业生产能力，并在军事装备方面由仿制向自主研发转变，德国在苏联军事设施的重要性逐步下降。

在失去了合作基础之后的苏德军事关系迅速瓦解，1933年，苏联单方面宣告终止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并取消了原定的德国军官观摩苏联军事演习计划，要求德国在苏联的军事设施迅速关闭。1933年9月，随着最后一批德国军官离开苏联，两国持续了长达十多年的军事合作，就此终结。

从此之后，双方的军事接触，仅限于双方的使领馆武官，以及隐蔽的地下战线。与军事交流遇冷相比，双方在技术和原材料，特别是石油等重要物资上的贸易活动，反而继续加强。

在军事合作终结之后，共同经历过这段往事的苏德军人也迎来了各自不同的命运，致力于推动苏德军事合作的德国国防军高层被逐渐替换，但以古德里安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在磨练完善了技战术之后，成为德国二战的中间力量。

古德里安

与之相比，苏联相关人员的命运则悲惨的多，随着斯大林权威的巩固和大清洗运动的开启，一大批在苏德军事合作中成长起来的红军高级军事将领，如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博列维奇等高级指挥官，先后被清洗。在苏德军事合作的蜜月期前往德国受训的经历，成为了很多优秀苏联军人身上的「污点」。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苏联从东向西进入波兰领地，共同消灭了波兰这一「世仇」。当纳粹德军和苏联红军在布列斯特胜利会师，年轻的士兵兴奋的合影留念时，双方的高层指挥官则拿起地图，勾勒着双方即将到来的血腥厮杀。